阅读姨父-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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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六姨作为开封女中高三班的学生，在二野创办的中原大学修业期满，恰恰分到警卫团实习。于是，姨父在一天早上看到，一个端庄、靓丽的女兵——据可靠情报，她刚刚过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十八岁生日，只见她穿着过于肥大的军装，跟在男兵队列的尾巴尖尖上气喘吁吁地跑步，姨父就怦然心动，感到已经到了必须动用“指标”的时候。
紧接着，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朱汉雄同志就在战友郭占元的家里，跟女兵孟敏同志“不期而遇”。这次见面被安排成事出偶然的样子，好像完全是月下老人的意思。郭占元夫妇不时提出一个个令人感到亲切、温馨、并能激起谈话兴致的话题。正当大家由谈得自然发展到谈得和谐、继而迅猛发展到谈得热烈的节骨眼儿上，郭占元夫妇都忽然产生了必须离去的理由而相继离去。
姨父说，他们一个个地溜了，只剩下我和你六姨两个人，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们围着一个炭火盆，一边把手放在炭火盆上摸来摸去地取暖，一边磕磕巴巴地说战争怎么样啊，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怎么样啊，开封的胡辣汤和五香花生仁怎么样啊，没话找话，只差没有问她，孟敏同志，你见过老虎吗？就这样烤了半天火，才忽然发现炭火盆里早就没有火了，冰凉冰凉的，这就失去了继续坐在炭火盆旁边烤手的理由。你六姨要走了，我就不老实了，痛下决心了，搂着她就要接吻，给她她不要，我就抱着不放，最后她就要了，投降了，知道我这一条胳膊的厉害了，也把她的给了我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姨父言简意赅，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样子。
我不敢抬头看六姨。
六姨冷冷地打破了寂静，“你说的这些事，我怎么不知道？”
姨父说：“你怎么会不知道？”
六姨脸色微红，稳坐不动，“总之，我毫无记忆。”
姨父说：“哎呀，那怪你记性不好。”
六姨绷着脸说，根本没有单独谈话这件事，在开封，使我有感觉的就是郭占元的爱人张克，她一天到晚说朱汉雄这好那好，简直是天花乱坠。我毕竟年龄太小，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后来我就南下了。六姨又百倍警惕地叫着我的小名，张斑，你姨父胡说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我说，六姨和姨父对你们第一次见面各执一说，是两个版本。我看，这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留给后人考证好了。
姨父快意地笑着，又说，我们在开封谈上朋友以后，又分别从开封南下，你六姨南下武汉，到四野直属政治部当了干事；我南下长沙，又成了湖南省委警卫团的政委，一度搞不清你六姨的下落，好心焦呀！多亏我路过武汉时找到了黄兴正，通过他，才在四野找到了你六姨。这次见面是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屋里，没有板凳坐，只有一个没有网子的乒乓球台，屋子外面不时有人探头探脑，我是不可以有任何小动作的，就和你六姨分别站在乒乓球台的两边，像打一场乒乓球友谊赛那样，你把话撂给我、我把话撂给你，往返数十回合，没有比赛结束的意思，可把那些追求你六姨的光棍嫉妒死了！
六姨说，我在宣教科管理图书。一些单身军官又都成了图书爱好者，一个刚走，另一个又来了。我正在读《鲁迅全集》，可他们并不阅读图书，要跟我聊天，打断我的阅读，我心里实在烦透了。有一天，有人又来聊天，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有了。又问，谁呀？我就说，是警卫团的朱汉雄。这样，他们就不来找我了，我才读完了《鲁迅全集》。
我替姨父感到委屈。按照六姨的表述，她之所以选择了姨父，好像只是为了读完《鲁迅全集》。我质疑说，我记得，我在开封打开姥爷的抽屉，偷看过六姨新婚时写给姥爷的家书，在提到新女婿朱汉雄同志的时候，在平实的叙述中也不时跳出滚热发烫、使我这个当外甥的也要怦然心跳的词句，好像跟《鲁迅全集》是没有关系的。
六姨的脸微微发红了。她说，我那时确实看过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我爱上了他的伤疤》，一个女护士爱上了卫国战争中的一个伤兵。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七十岁的六姨十分年轻地笑了一下，又说，所以，就这样了。
姨父笑嘻嘻地说，所以，我又去武汉开会时，就跟黄兴正密谋，会还没开完，就给你六姨办理了调动手续。开会一结束，我就把你六姨带到长沙了。
尽管六姨分辩说她跟姨父走，只是为了培养感情，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1950年1月3日，姨父和六姨在长沙结婚了。
姨父说，我是在1949年12月27日写的《结婚申请报告》，一送上报告，我就掰着指头过日子，哎？报告送上了好多天，就是批不下来，新媳妇都来到屋里了，结婚的事情拖不得呀！直拖到1950年1月2日，才批下来了。
9。胜利者的婚礼（2）
我插话说，1949年12月27日写报告，1950年1月2日批下来，猛一听隔了一年，再一算，只隔了五天，批得够快的呀！
姨父摇摇头说，度日如年哟！
姨父说，那个时候没有钱，结婚也请不起客，反正警卫团的食堂里有的是肉吃，我再搞点酒喝就是了。正是阳历新年，战士们敲锣打鼓踩高跷，踩到我屋里去了。那么长的木腿，一伸手就摸到屋顶了。叮叮咣，叮叮咣，甩着长袖子，胡闹一气。喝酒，非叫孟敏拱酒碗，趴在地上用头拱那个装酒的洋瓷碗。
六姨心有余悸地说，地下摆了二十个搪瓷碗，叫我趴下来，一个一个地用头拱；多亏副参谋长的警卫员小郭富于同情心，把地下的酒碗一脚踢了。要我拱碗的副营长没有面子，拔出枪，向小郭大喊大叫，我毙了你！闹得我一夜没敢睡。
姨父说，这个副营长就是那个身上叫子弹穿了七八十来个窟窿眼儿的山西“老西儿”段炳礼呀，就是叫国民党的皮鞋在脚上磨出了血泡就把皮鞋撂到稻田里骂娘的那个宝贝，他在发酒疯啊。孟敏憋不住，要发火。我小声说，不行，咱惹不起。再说，当兵的也难得跟当官的闹一回，下级也难得跟上级闹一回，人生在世也难得叫人家这样痛痛快快地闹一回呀，就叫他们闹嘛！直闹了一个晚上。段炳礼又跑到新房里撒野要水喝，他挖了半碗白糖，冲了一碗稠糊糊的糖水，捧起来就喝。
六姨说，闹得你姨父半夜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两三点钟才回来。
姨父开怀大笑。你们不知道呀，段炳礼闹房之所以这样“无恶不作”，是因为他自己想媳妇想急了。我们结婚时，他刚刚发生了一件窝囊事：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高级干部从东北带过来的一个小保姆。他一听就沉不住气了，等不到见面就通过介绍人送给人家一块手表。见面时，人家害羞呀，扭扭捏捏不讲话。这个老伙计心里一急，就把脸一扭，背对着女人说：“喂，你干不干呀？要干就干，不干拉倒！”吓得人家站起来就跑，一回去就把手表退回来了。我们结婚那天晚上，他是有气没处使了，找茬儿出气撒野。后来，我们又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女人很年轻，一谈就成，以后可就成了他的宝贝疙瘩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地下怕丢了。他的古怪脾气也从此变好了。十几年的老兵啊，子弹钻了他十几个枪眼儿也没有打死他，就是叫他活着娶媳妇的呀！媳妇怀孕了，想吃橘子，他就一筐一筐、一篓一篓地给她买。都说段炳礼“孝敬”老婆“五体投地”。他就是这么个宝贝，后来当了长沙市公安大队长，怕老婆绝对是天下第一。
我必须把话题拉回到主题上来，问姨父结婚时住的是什么房子？姨父说，是一座小洋楼，可能是国民党哪个大官住过的，有一个小花园，有一棵“痒痒”树。这棵树怕痒痒，一扒拉它，它就浑身打哆嗦。屋里还有浴缸、厕所，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点，就是没有自来水就不能用马桶。当时自来水厂还没有恢复生产，没有自来水，我却不知道抽水马桶跟自来水有何种关系，照样往马桶里屙尿。多么好的新房啊，搞得臭烘烘的，这抽水马桶真不够朋友！
四 江城霓虹灯
1。德明饭店（1）
新中国刚刚建立，姨父奉调由长沙到了武汉，在中南公安部继续从事安全保卫工作的同时，又接受了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签署的两个任命，兼任中南局接待处、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副处长，从而把安全保卫工作与外事接待和交际工作统管起来。
姨父上任伊始，就把交际和接待工作的重要活动放在大名鼎鼎的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德明饭店是1931年建造的法国式建筑。抗战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马歇尔将军参加的“三人停战小组”的多次谈判，都是在德明饭店进行的。周恩来在这里举办过酒会、记者招待会。新四军五师驻武汉办事处也设在德明饭店，李先念跟国民党进行的停战谈判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德明饭店是西方式样的一颗明珠，点缀着武汉三镇的都市文明。
姨父却对外来文明怀有戒心。李先念在德明饭店跟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时候，姨父是李先念麾下的中原军区保卫部特派员兼保卫队长。1946年5月，姨父随我军一批伤病员，按照谈判达成的协议，由中原解放区通过蒋管区北上，向我华北根据地转移的时候，曾受到西方文明的折腾。
那一天，他跟伤病员从宣化店出发，来到了平汉铁路线上的广水车站。他甩着空袖筒，一路潇洒地走向站台，就要第一次坐上火车，却被一群来历不明的洋女人拦住了去路。据说，她们是美国军调处执行部派来的美国或是加拿大的女人，一律的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穿短袖上装，胳膊上的金汗毛闪闪发亮。她们设好了关卡，坚持要对这批“土八路”进行严格的消毒，袖筒和裤裆里的细菌也决不放过。姨父还是第一次见到白种人而且是白种女人，戒备的目光从那些高高的眉棱骨和鼻梁骨上“咯里咯噔”地扫过去，对她们是否别有企图保持着百倍警惕。他看到，她们每个人身边都放着一个圆筒筒，手里拿着一个管子带着一个花洒头，像给果树杀虫一样对准了每一个“土八路”，接着便把温柔的雾状液体喷将过来。姨父接受了雾状液体从头到脚的喷洒，想对洋女子说，谢谢，可以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大裤裆里是没有细菌的。洋女子却坚持不懈地伸着花洒头，盯着裤裆。姨父渐渐发现，她们似乎没有恶意，倒是表现出白求恩大夫那样的“极端地负责任”的样子，就只好豁出去，毅然解开了皮带。不多时，他听到了一声很好听的“OK”。
姨父第一次坐上火车，开始在他曾经触摸过一次、因而也被“抢救”了一次的铁轨上享受“工业文明”的时候，却发现刚才经历的消毒程序纯属多余。国民党给他们提供的是拉煤、拉骡马的敞篷车，积满了骡马的粪便和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