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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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案得到了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谢滋群的批准。姨父又按照第三方案的要求，立即通知公安局、治安处、交通大队，落实新增加的路线保卫和环境保卫任务；通知接待处，要组织好厨师、服务员，准备好炊具、餐具、食品，待命登船服务；通知后来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武官、时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潘振武，立即做好使用江汉关军用码头的准备；通知武汉市轮渡公司，“轮渡二号”立即从客轮班次上撤下来待命，准备执行“专船”任务。
2。绞尽脑汁的三套方案（2）
刚刚按照新增加的第三方案作好了应急准备，姨父喘息未定，毛主席就到武汉来了。
3。万里长江横渡（1）
那是1956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湖南省公安厅警卫处柳处长先后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即日由长沙乘专机飞往武汉。姨父随王任重、谢滋群准时赶往机场迎接。毛主席一下舷梯，王任重就迎上去问：“主席，是先到住地休息，还是先游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一挥手说：“游水去！”姨父怦然心跳，哎呀，好险，多亏临时补加了第三方案！
从王家墩机场直接到江汉关码头的路线已经排查过了，沿路有哪些制高点、有什么不安全因素，都已严加控制。相关社区的警卫任务也由分局、派出所作好了准备。姨父在机场下达了只有一句话的命令：“到军用码头。”警卫和接待系统都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
这是姨父在全国解放后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三年前，毛主席来武汉、去九江、转赴南京的时候，姨父曾参与迎送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时正值1953年春节，毛主席刚到武汉，就从湖北省委后门走出来，想到黄鹤楼上看一看，刚刚上了蛇山，就被一个小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子又惊又喜地大声喊叫：“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游春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毛主席涌来，马路上卖甘蔗的、卖花生的、卖油条的，所有的摊摊担担都不要了，一窝蜂地往蛇山顶上跑。人越围越多，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被人山人海包围着，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中南局第三书记李雪峰、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被挤得七零八落，各自陷在人群里动弹不得。毛主席也陷在失去控制的人群里，无奈地微笑着喊叫求援：“先念啊，先念啊！”李先念却被人潮挤到一边去了。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奋力挽起胳膊，在人群中圈起毛主席，挤挤扛扛、磕磕绊绊地到了黄鹤楼，下了山坡，到汉阳门码头上了船，才算突出了重围。事后，蛇山上捡了几箩筐的鞋子。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头天买的新皮鞋也被挤丢了一只。
毛主席在蛇山和黄鹤楼上受到群众狂热围困的事件，在公安机关内部被称为“黄鹤楼事件”。姨父和经历了这一场面的人，感觉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给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但还来不及思考，如果对领袖的崇拜加以鼓吹而进入宗教的狂热，还会在保卫工作的范围以外带来怎样的灾难。
为避免“黄鹤楼事件”的再次发生，毛主席这次来长江游泳是严加保密的。姨父记得，那一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毛主席从机场乘汽车到了江汉关码头。“轮渡二号”已经停靠在码头上待命。毛主席上船后，“轮渡二号”即静静地驶离码头，从蛇山、黄鹤楼下边的江面上悄然掠过。那时，长江大桥还正在施工，两三个桥墩已冒出水面。“轮渡二号”避开了大桥工地，稳稳地停泊在远离桥墩的下游江面上，请毛主席在这里下水。
姨父始终守候在“轮渡二号”上，目不转睛地追随着毛主席的身影，时刻准备对任何一个微小的不安全因素作出反应。他看到毛主席由身边卫士保护着，两度通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研制的梯子，从“轮渡二号”下到一只小木船上。木船上也挂着特制的梯子。毛主席双手抓着梯子，面对木船，背对江水，一级一级地下了梯子，身体触到了水面，又抓着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里湿了湿水，才松手跃入江中。
在梯子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考验以后，姨父的第二个喜悦也是他组建的整个“水上卫队”的喜悦，大家终于知道了“八卦阵”的用场，知道了他们好不容易演练出来的“旋转人圈”的中心，是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游泳的地方。
那天跟随毛主席游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有随同毛主席来武汉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还有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和身边卫士。
我不能不对姨父的记忆力表示敬佩。事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他的记忆里，毛主席首次下长江游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姨父看见，毛主席从江中斜插过去，一边向对岸游水，一边顺乎自然地随江水向下游漂流。老人家高兴了，什么姿势都有，一会儿闷下去，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游，有时就躺在江水上任其漂流，游得好开心哪！姨父始终守护在“轮渡二号”上，保持一定距离追随着毛主席。眼看老人家游过了江汉关，又过了滨江公园，一直向下，游到一个名叫甚家矶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河口子，江边有一个正在兴建的肉类加工厂。河口上边，地名叫淡水池，这里有一个油库，有几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石油的白家伙竖在江边。毛主席游到这里，已经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四十里。大家请主席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兴头上，还要继续游下去。下边河道里有一道沙洲，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事先勘察过的，河道被沙洲分成了两股狭窄的巷道，巷道里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请毛主席上船，毛主席才不那么情愿地上了小船，再度由卫士搀扶着，攀缘梯子，回到“轮渡二号”上休息。
这时发生了一个疏忽：“水上卫队”只顾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杨尚昆、汪东兴和保健医生李志绥游着游着，却从“旋转人圈”里溜出去，不见了踪影。糟糕，他们游到哪里去了？原来被江水冲到北岸去了。姨父急忙派小船撵上他们，接回到“轮渡二号”。
3。万里长江横渡（2）
1958年，毛泽东（右）与朱汉雄（左二）摄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毛主席上船以后，冲了冲身子，披上了浴衣。接下来，特意带到船上来的一把躺椅就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坐上躺椅，卫士给他点了烟卷儿，他就在躺椅上躺下来，微笑着，露出好高兴的样子，徐徐地吐着烟缕。姨父说，他老人家还有一个习惯，从水里上来后要喝一点点茅台酒。卫士向我们要茅台酒，我们就马上把茅台酒递过去；要毛巾，我们就赶紧递毛巾。我对我们的服务人员说，我们是打下手的，不能往卫士前边挤，这是规矩。卫士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就是了，不能乱插手。
毛主席游水后稍事休息，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早该吃午饭了。而“轮渡二号”是汉口、武昌之间的轮渡船，平时从江北岸摆渡到江南岸只用十五分钟，船上用不着烧水做饭，因而没有烧水的锅炉和做饭的厨房。姨父却出人意外地向毛主席的随员报告，请主席在船上用餐。他事先把厨师、服务员和一个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都带到船上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带来了特意从樊口采购来的又大又肥的鳊鱼。姨父着重指出，正因为带上了可爱的樊口鳊鱼，接着才有了毛主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千古佳句。至于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姨父让我少安毋躁，他将在下一节为世人下一点考证的工夫。他当时的任务只是照料毛主席吃饭，主菜是清蒸鳊鱼。
毛主席吃了这餐饭，“轮渡二号”就到了武昌造船厂码头。主席在那里下船，即乘汽车到武昌东湖客舍南山甲所下榻。以后好多年，在梅岭的新房子于1959年建成以前，毛主席每次来武汉，都是住在这个地方。毛主席正是在这里笔舞龙蛇，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4。“又食武昌鱼”考
1957年春——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次年，《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毛主席的诗作，其中一首是：水调歌头游 泳一九五六年六月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世人看了这首诗，才知道毛主席在武汉游了长江。
姨父考证说，毛主席诗中的“长沙水”是有具体含义的。毛主席的随员告诉我，毛主席来武汉那天，先在长沙看了清水塘，那是他青年时代跟他的夫人杨开慧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清水塘有一眼很有名的水井，他看清水塘的时候，又特意喝了这眼井里的“长沙水”，然后从那里乘汽车直奔机场，登上伊柳14型飞机，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姨父掐指计算，毛主席从长沙坐飞机到武汉，途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从机场到江汉关码头上船，用了半个小时；下水游长江用了两个小时，从离开长沙清水塘，到中午用餐吃了清蒸鳊鱼，相隔五个多小时，所以说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那么，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呢？姨父说，这要感谢香港《大公报》的一位记者，是他替我们下了一番考证的工夫。不知道这位记者通过何种途径得知他是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当事者，就带上毛主席的诗词找他“抢新闻”。当时，毛主席游长江属于内部机密，湖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都没有通知他接待这位记者，他就毫不客气地“无可奉告”了。记者却一头钻到湖北省博物馆里查资料，还作了实地考察，一个月以后又来找他，喜滋滋地宣布考察成果说，“又食武昌鱼”的“武昌鱼”应为樊口鳊鱼。樊口古为鄂城管辖之地，鄂城古称武昌，故而樊口之鳊鱼亦即武昌鱼也。
姨父说，还真叫这位记者说对了。当时，他只知道樊口鳊鱼最好吃，因为樊口是江、河、湖交界的闸口，里湖外江，此鱼在闸口上进进出出，兼得江、河、湖水的滋养，练就一身肥而细腻的好肉，特别是鱼头靠肚皮之间、脊背上的那块肉格外鲜嫩好吃。所以要去买最好的樊口鳊鱼做给毛主席吃，不料想从此成就了“武昌鱼”的历史地位和赫赫大名。
四十六年以后的2002年秋天，姨父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三峡大坝导流明渠截流新闻，忽然想起了这位香港记者，他说，我很想念这位记者，却忘了他姓甚名谁、不知他身在何方。如能打听到他的下落，我一定要把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具体经过告诉他。比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就是后来建成、眼下还在使用的长江大桥，当时刚刚冒出来两三个桥墩。毛主席正是在桥墩下游下水的。“高峡出平湖”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