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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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一出口，就被抓住了“辫子”。
什么，你又返回去摸了铁轨？
是的，夜晚看不见，我就返回去摸了摸铁轨。
你为什么摸铁轨？
我没有见过铁轨，我要摸摸它是啥样子。
它是啥样子？
好凉好凉的，细长细长的，一节一节的。
你想要它怎么样？
我不想要它怎么样，我只想摸摸它。
你为啥对铁轨有这么大的兴趣？
啥也不为，只为我没见过铁轨。
在场的一位牛同志，是四年前姨父从西安来延安时由八路军办事处指派的领队。他当即喊叫起来，他妈的，你说你没有见过铁轨？四年前，我们一起经过西安火车站，你敢说你没有见过铁轨？
可我当时不晓得那是火车站，不晓得那是铁轨，我没有在意。
这一次，你为啥这么在意？
不为啥，我只是有点好奇。
那么，你为啥只是对铁轨这么好奇，为啥不摸别的东西？
我不晓得……我不明白……总而言之……
姨父已经领略到了“车轮战”的威力，它周而复始地揪住一个问题团团打转，转得人头昏眼花，任何不是问题的问题都会变得十分棘手。经过三天三夜的“车轮大战”，他甚至也开始怀疑自己在深更半夜、又是通过封锁线的紧急时刻，却返回身去，弯下腰来，用他仅存的一只手向冰凉的铁轨上触摸一下的合理性了。他已经被逼得无话可说、无路可走，就忽地站起来，挥舞着半截空袖子大声喊叫，老子没吃过国民党一粒米，没喝过鬼子一滴水，没在旧社会做过一天事，老子自从参加了革命就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部队，老子就是想摸摸同蒲路上的铁轨是个啥样子。你们想把老子怎么办，随你们怎么办就是了！
朱汉雄为什么摸铁轨的问题暂时“挂” 了起来，窑洞里的斗争继续进行。主持“抢救”的人又逼着一个从河南来的党员承认河南地下党是“红旗党”，他本人是“红旗特务”。他历尽艰辛从白色恐怖中跑到延安找党，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对前途绝望了，想上吊自杀，裤腰带和背包带都被收走了，挂蚊帐的钉子也被拔去了，没有可以上吊的东西，他就把墨水瓶砸碎，大口大口地把碎玻璃吞了下去。幸被发现得救。
姨父的愤怒再次爆发了。他冲着班主任大喊大叫，老子不干了，老子没学过吞玻璃，老子要走人。你给我一张条子，我眼下就拿上条子走人！
你要到哪里去？
你管不着！我死到哪里你也管不着！我只要你写一张条子，说清楚我是不是蒋介石派来的，我是不是投机革命，我眼下就走人。我就是一头撞上胡宗南，死到他手里，也不用你管！
跟姨父一起接受“抢救”的有音乐家、木刻家、话剧演员、报纸主编，还有一个穿着一件破西装刚刚来到延安的艺术家。一群面色苍白的“小资产”蜷缩在土窑洞里还要鼓鼓捣捣地进行艺术创作，唱起了他们改编的《抗大校歌》，原词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却唱成了“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十年以后的1955年，乘飞机去印度采访“万隆会议”、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中因公殉职的新华社记者沈建图也是“倒霉子孙”中的一员。他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进步青年，中文还没有学好，首长报告可以听懂，却只能用英文记录，谁也看不懂他记的是什么。仅此一点，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革命警惕了。冬天，延安天寒地冻，他还穿着木板拖鞋，坚持要冲凉水澡。革命的同志们啊，难道说这样稀奇古怪的行为还不触目惊心吗？还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我为姨父和一切被“抢救”的“小资产”感到庆幸，因为“毛主席这时已经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这是从《杨尚昆回忆录》中看到的，毛主席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窑洞的看管也日渐松动了。姨父当时并不知道，党中央已经下文件通知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运动被搁置下来，被“抢救”的“失足分子”还都“挂”在那里。
窑洞前边没有把门的了，“抢救”对象可以离开窑洞了。他们三五成群地跳到延河里洗澡，心里的窝囊和气恼却怎么也洗不干净。伙食大有改善，不是炖猪肉，就是炖羊肉，大馒头随便吃。姨父历来表现良好的胃口却跟他闹起了别扭，总也吃不出“列宁饼干”的味道。鲁艺的演出队、秧歌队前来演出，叮叮哐、叮叮哐，演的是《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姨父心中的荒草却在疯长着，不行，他对“抢救”人员说，我得要个说法，要个两指宽的纸条，必须给我写上：现已查明，朱汉雄同志摸一摸同蒲路的铁轨或是不摸一摸同蒲路的铁轨，均与蒋介石、与鬼子冇得一点关系，仅此而已。
4。摸了摸铁轨的后果（2）
姨父没有得到这张纸条，行政学院已经开始了正规课程：乡村政权建设、经济和文教政策，怎么搞互助组、合作社。周恩来、刘少奇、周扬都来作过报告。一张张条子递到了台子上，要求给“抢救”运动一个说法，给“抢救”对象一个结论。首长们都带着一大摞条子回去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朱汉雄同志的条子。
一天早上，忽然让大家紧急集合，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听报告。大家散漫地走在路上，忽听马蹄声响，姨父看见一群白马、红马从延河滩上奔驰而来。大家进了礼堂，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来作报告。姨父说，那个礼堂很简陋，只有很薄的墙，有不大的窗子，若干根细细的柱子撑起薄薄的屋顶，前边是舞台，屋梁都看得见，梁上有好多家雀粪。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个简陋的礼堂里。毛主席一上台讲话，全场寂然无声，只能听见家雀在屋檐上啾啾地叫。毛主席大声说，同志们，对不起，“抢救”运动搞错了，同志们受委屈了，我向大家赔礼道歉！说着，就脱下帽子，向大家鞠躬。姨父一提起这件往事就激动起来，他说，毛主席话一讲完，会场上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跳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全场没有不哭的，没有不唱的，“东方红，太阳升”。不知道唱了多少遍，谁也制止不下来。他看见一个长期住过敌人监狱、来延安又受到“抢救”的老人，泪珠挂在花白胡子上，沙着嗓子痛哭失声。毛主席神情肃穆地站在台子上，多次举起双手做手势，礼堂里才安静下来。大家一肚子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这件事对姨父的一生都十分重要。在他看来，领袖能公开、坦诚地站在台子上向大家认错赔礼，这是一个政党具有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可以向它托付生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姨父说，亲临其境、亲眼看见毛主席向大家脱帽赔礼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是其中的一个。知错就改，有错必纠，实事求是，这是党的优良传统。那个时候，毛主席是带头做到了的；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下了此生跟定毛主席的决心。
六姨说，姨父离休以后，又跟她一起随旅游团重返延安。姨父对导游说，他要看看边区政府礼堂。导游说，没有这个礼堂。姨父惊诧地说，怎么会没有了呢？有的，一定有的。旅游车从延安南关经过时，他大喊，停车，停车！我要下去，边区政府礼堂就在这里。汽车没有停下来。他又大喊，停一下，停一下，你们就是丢下我，我也要看看礼堂。汽车只好停下来。礼堂却找不到了，他向路人打听，都说不知道这个礼堂。这时碰到一个白发老汉，老汉说，哦，有这个礼堂，在后边。地点没变，环境变了，边区政府礼堂被遗忘在一座座建筑物的包围中。姨父重新找到了它，围着它看了又看，像阅读一本被遗失多年的老书。他说他不能忘记这个地方，这是领袖表现了高尚的政治品德和人格魅力的地方，是使他重新坚定了革命信心的地方，是他后来遇到类似的荒谬和委屈就要时时想起的地方。
当年，姨父走出这个礼堂、拿到“甄别结论”的时候，中央正以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为基础，组建抗日南下支队。他不顾组织部门为了照顾他的伤残而让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安排，毅然报名参加南下支队，上前线，打鬼子。据说，在组织部门的同志面前，他用仅存的右手，在臂肘、膝盖以及牙齿、脚丫子的帮助下，表演了作为一个战士必须做好的全部动作。他打的绑腿、他捆的背包、他束的皮带、包括他用四个手指头一捏合就扣得严丝合缝的风纪扣，都符合“军风纪”的严格标准。他用两个膝盖夹着茶缸吃饭的特殊姿态以及吃饭的速度和质量都令人刮目相看，乃至于令人感到，一个战士需要完成的全部动作本来就像是为朱汉雄同志的一只手设计的。他还十分迫切地需要一支枪，最好是一支有快慢机装置的驳壳枪，当然，如果能搞到一支“三八”大盖，那也是他乐意侍弄的。他左臂肘部以下大约十厘米长的一截可以弯曲的残肢，就是为托起步枪而保留下来的。他有理由请组织部门的同志相信，他瞄准他妈的鬼子的心脏或脑壳，完成“三点成一线”的要领再抠一下扳机是冇得一点问题的。
中央组织部毅然把他送到了南下支队，编入干部队。
三 野 战
1。王胡子（1）
“文化大革命”后，朱汉雄（左）与老首长王震上将（右）相逢于葛洲坝。
1944年11月19日，在延安东郊飞机场举行阅兵式。毛主席在贺龙、王震的陪同下，检阅了就要出发南下的抗日支队全体官兵。这次阅兵式的照片后来曾多次出现在报纸、杂志和战史纪念册上。遗憾的是，姨父所站的位置不在镜头的取景方框之内。他在靠边靠后的位置上站得笔直，再次感到领袖的目光如春风拂面一般地从他脸上掠过。他还清楚地记得，贺龙讲话说，毛主席给了你们一杆红旗，朱总司令给了你们一支令箭，任弼时同志给了你们一支铅笔。红旗是要插上罗霄山脉的，令箭是要有令必行的，铅笔是要画好根据地的地图，创建湘赣根据地，向南打通与东江纵队的联系。姨父感到，他是在领袖目光的注视下奔向了战场。行军途中，他又被调到南下支队保卫部工作，任务是保卫首长和指挥机关的安全、执行战场纪律，成了那些最忠诚、最果敢、最聪明、最守纪律的革命军人才能胜任其事的“一只手的特派员”。
王震是声名显赫的战将，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姨父对自己能够置身于王震将军麾下而感到无比的荣幸。王震一打起仗来，就不刮胡子、不洗脸、不脱衣服、不睡觉。每打完一仗，都要留下一脸络腮胡子，因而都叫他王胡子。他率领三五九旅，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也立了大功。那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就是歌唱三五九旅的。今日歌坛之“大腕儿”仍在传唱这支歌儿，还给它配上了西方的摇滚乐，又成了新世纪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
姨父看到过，三五九旅的士兵背煤炭，一块煤炭几十斤重，士兵背上没有垫的，就把裤子下半截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