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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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湖刘氏徐时凤12《养一斋文集》卷十五《徐节母刘孺人传》
吴江陆氏贺邦达12张海珊《小安乐窝文集》卷四《贺烈妇传》
阳湖汪氏李绶馥13《锡山李氏世谱》卷首之十四《孝烈母汪孺人传》
湖北云梦某氏袁树声13嘉庆《芜湖县志》卷十二《宦迹》
江苏吴江陈氏屠应权15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二《列女》
吴江龚氏凌某15光绪《吴江县志》卷二十五《列女》
吴江黄氏张某15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十二《黄贞女论略》
江阴梅氏李传臻16《锡山李氏世谱》卷首之十四《节母梅孺人传》
镇洋周氏许观澜16王祖畲《镇洋县志》卷十《人物》
童养媳婚姻的流行，有着广泛的社会原因。第一，贫穷的人家生下女儿无力养活，就把她给了人，长大了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安徽绩溪县这种情形很多，所以嘉庆间修《县志》，说贫者“女生畀人抱养，长即为抱养者媳”。第二，结亲聘礼重，婚礼浪费大，赔嫁多，而这种习俗常人又无力抗拒。童养媳习俗可以大大减少这种开支，男方抱养待年媳不需要财礼，等到正式结婚，仪式要比大娶简单得多，不要花多少钱，女家也不要赔嫁妆，没有破家嫁女之懮，所以同治间纂修的江西《新城县志》说到当地童养媳盛行，强调“农家不能具六礼，多幼小抱养者”。婚礼习俗，成为造成童养媳习俗的一个原因。第三，清代社会还有公婆或丈夫病重提前娶媳妇的习俗，这种做法叫做“冲喜”，希望病人好起来，这又成为出现童养媳的一个原因，如上表中提到的李绶馥妻汪氏，13岁时，“为姑疾笃，归李为待年媳”。童养媳习俗使幼女身心遭到无情的摧残，她们多受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一首收于《郑板桥集》的同情待年媳的题名《姑恶》的诗，他写道：
小妇年十二，辞家事翁姑。……姑令杂作苦，持刀入中厨。……
析薪纤手破，执热十指枯。……姑曰幼不教，长大谁管拘！
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挞俱。五日无完衣，十日无完肤。
吞声向暗壁，啾唧微叹吁。姑云是诅咒，执杖持刀鋙。
岂无父母来，洗泪饰欢娱。岂无兄弟问，忍痛称姑劬。
疤痕掩破襟，秃发云病疏。一言及姑恶，生命无须臾。
清吴友如绘《劝母止虐》，表现恶婆毒打童养媳情形道出恶婆要把童养媳纳入规范，动辄打骂，并强迫幼女从事力不胜任的家务劳动，她们在这种迫害下，还不敢向娘家的亲人诉说。这样的恶婆婆不是个别的。她们要降伏儿媳，以使后者规规矩矩地侍候公婆丈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待到小字辈熬成婆婆，又以婆婆的方式虐待自己的童养媳或儿妇。有的童养媳还被婆家当作财产而出卖，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就记录了一位贫民把童养媳卖给妓院。再如阳湖县有一个佃农为了交地租，要把童养媳出卖给人为妾（道光《武阳合志》卷二十八）。童养媳可以说是一种不人道的婚姻习俗。
第11节 旌表贞节与寡妇再婚
统治者限制再婚及其办法
男子亡故，妻子成了寡妇，聘妻成了“贞女”，还有离婚的妇女，这些女子都有再婚的问题。传统社会的名教认为夫妇为人伦之始，夫妻名分一定，就终身不能改变。为了正名分的大事，妇女要保持贞节，“从一而终”，不能再嫁，即使家贫无以为生，也要按照宋儒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不能再婚。倘若第二次结婚，就会低人一等，受到各种侮辱。亲朋会认为她玷辱“门风”，看不起她，所谓“再嫁者不见礼于宗党”（民国《崇明县志》卷四），就是指此。社会上也歧视，甚至会出现同治《祁门县志》所记载的徽州情形：
再嫁者必加以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勿令近宅，至家墙乞路，跣足蒙头，群儿且鼓掌掷瓦而随之。
生前如此，死后还要受到歧视，族谱的写法就在贬低和蔑视她们。如丹徒县的《京江郭氏家乘》对族人妻室写法规定：正室曰“配”、“继配”，如果是娶再嫁女子则书“纳”，族人的妻子改嫁出去了则写“曾娶”，为的是“贱失节也”。
元明以来，统治阶级把守节的寡妇和贞女表彰为“节烈”、“贞烈”，给她们建立“贞节坊”、“烈女祠”，而清朝做得特别认真。雍正元年（1723）上谕说，“朝廷每遇覃恩，诏款内必有旌表孝义贞节之条，实系巨典”，命令各地“加意搜罗”，对山乡僻壤、贫寒耕作的农家妇女，尤其不要因她们请旌经济上有困难而遗漏。旌表节孝，除像以前一样给单个节妇银两建牌坊外，又命在各地建立节孝坊，表彰所有节妇。又放宽表扬条件，原定50岁以外死了的寡妇才能申请旌表，改定为40岁以上守寡已达15年的（《清世宗实录》卷四、卷十二）。几年后，又以有的官员不认真执行，下令把建立节孝祠的情况作为卸任交待的一项内容。在这个政策下，旌表节孝成了地方官的一件要务。常熟县把西洋天主堂改为节孝祠，储放节妇、烈妇、孝妇、贞女的牌位（邓琳《虞乡志略》卷三）。吴江县于乾嘉道间建立贞节坊7个，旌节坊50个（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七）。受到旌表的人很多，上海在同治以前表彰的节烈妇女已多达3000多人。有的宗族祠堂也给节妇贞女建立祠宇，并在家谱上大书她们的事迹，“一以阐幽，一以励俗”。
清朝政府和社会上层人士在经济上对寡妇施行小恩小惠，以图阻止她们再嫁。一些地方官和绅衿组织恤嫠堂、安节局、全节堂、崇节堂、清节堂、保节堂、儒嫠局，这些堂、局有一些田产，给贫穷寡妇一些资助，或接受她们进堂生活。有的宗族给寡妇抚恤金，特别是在有义庄、赡族田的宗族内。如华亭张氏义庄规定，寡妇之家即使经济不拮据，亦按贫穷族人标准给予口粮、衣物（《张氏捐义田折奏附义庄条例》）。浙江永康县应氏宗族有恤嫠田百余亩，收入全给节妇贞女（《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一）。有的地方给佃农寡妇以优待，如广东香山刘清的佃农死了，儿子尚幼，遗孀失去租地就无法维生，刘清为保持其“清节”，允许继续耕种，交不足地租也不追逼（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
寡妇的悲惨生活封建势力的压迫，思想的束缚，产生了它的恶果——在妇女中造成许多悲剧。最惨的是殉夫制度。一些妇女在丈夫死后自杀相随，清吴友如绘《古今谈丛图·节烈可风》，表现烈妇殉夫情形“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鸩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或不嫁而终身”（同治《休宁县志》卷五）。如石埭县方坤死了，妻李氏自刎（康熙《石埭县志》卷七）。有的人本来不想死，但有人逼她改嫁，她为了保持贞节，以自杀来抗争。福建流行一首民歌说：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
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
女儿贪生奈逼死，断肠幽怨填胸臆。
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
三尺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三）
控诉了宗法势力对妇女的迫害，揭示了寡妇被迫殉夫的一个社会根源。
清朝政府对殉夫现象，既赞扬，又有所保留。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前，对于殉夫者多加表彰，这一年大学士等又题请旌表山西的烈妇荆氏等人，康熙帝因而说，“今见京师及诸省殉死者尚众”，然而丈夫寿短，妻子何必自殒，这种轻生是反常的事，过去旌表，使死亡者“益众”，自今以后，严行禁止“王以下至于细民妇女从死之事”（《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当然不再旌扬了。康熙帝表现了开明的态度。但是殉夫乃是“夫为妻纲”的产物和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想和制度不改变，必然会有殉夫的现象。而它是“大义凛然”的事情，统治者觉得不表彰不好，到雍正六年（1728）就斟酌情形，表扬那种尤为节烈的。特例一开，地方官请旌的就多了起来，到雍正十三年（1735）闰四月的头几天，请旌表的节烈妇女就多至十数人（《上谕内阁》），于是再令劝谕妇女不要殉夫。清朝政府尽管不是那样积极倡导殉夫，但那时的婚姻制度决定了这是不可能根绝的现象。
守寡，是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的，一部分被“忠臣无二主，烈女无二夫”思想控制了的妇女，“耻再嫁”（同治《宁国县通志》卷一），“知重名节，以再嫁为耻”（嘉庆《旌德县志》卷一）。守寡，对于没有独立经济的妇女来说，在富贵人家生活有着落，尚可维生，对贫穷人家，就极其困难了，所以有一部分寡妇要再婚，但是仍有一部分人身处贫贱，犹守空房。如武进郑马氏29岁丧夫，身边有三男一女，夫家、娘家都穷得“室如悬磬，无以度日”，好心人劝她改适，马氏表示“宁饿死，不改节”（《荥阳郑氏大统宗谱》卷二），终于把孤儿养大，可算是守寡者的典型。嫠妇不仅失却丈夫的爱，还受一些人的欺凌，生活艰难，备尝人间的辛酸，是人生的极大不幸。
守贞，又是守寡中最悲惨的事情。有的未婚妻在未婚夫亡故时殉情死去，有的到夫家，或在娘家守寡。如前述石埭县方坤妻李氏殉夫事，其子方启祥先方坤夫妇死，启祥聘妻林婉卿闻丧，来守孝，面上刺“守制”二字，表明誓不改嫁的决心。
未婚妻守贞已属离奇，更加惨怪的是广东的“慕清”。
广东风俗，把未婚妻的不出嫁叫做“守清”，“原未许嫁而缔婚于已死之男子，往而守节，曰‘慕清’”。据说，有许氏少女向父母要求同意她慕清，双亲不答应，她说姐姐没有嫁着可心的丈夫，生活痛苦，二老也担心，设若我再遇到那样的人，不是让你们更难过了吗？而且我身体瘦弱，不能适应家务劳动，嫁出去也没有好处，找个死鬼做名义上的丈夫，我就可以安心生活了，要不然就出家做尼姑，那样名声反倒不好。她父母见她态度坚决，只得依从。恰巧有个姓陈的未婚男子死了，就把她“嫁”到陈家。陈家小姑和这个嫂子很处得来，虽已定亲，也把婚退了，求慕清在家（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一）。许氏女的那一番议论，说明在残酷的封建制度下，女子出嫁后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幸，因此，还不如独身的好。守清、慕清，是妇女丧失人生乐趣情况下的婚姻习俗。未婚而守节，在社会上层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反对者，理由是：据礼法规定，未婚夫死，未婚妻列入齐衰之服，三年丧毕，就可以脱离关系了；再说婚姻包括一系列仪式，有定婚礼、结婚礼，未婚夫亡，即没有举行过结亲仪式，算不得真正夫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守贞是诡僻的行为，不符合圣贤的礼教。嘉道时学者俞正燮说：
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意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