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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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赞扬贞女的人是贤者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缘故（《癸巳类稿》卷十三）。比较起来，还是倡导守贞的社会舆论强大。清朝政府对于守贞既不反对，也不鼓励。“独室女未婚守节及以身殉者例勿旌”（《朱文端公集》卷二）。规定是这样，然而旌表的贞女并不少。总之，统治阶级的提倡，是产生守贞、慕清现象的重要原因，即使俞正燮等反对守贞的观点，也是在圣贤规范里打圈子，并不能揭露封建势力压迫妇女的实质，因而很难起到制止守贞的作用。
守节者、殉葬者中，社会上层家庭的女子比较多。但是，下层妇女中有一种守节现象，当作深入分析。先看几个操持家务的孀妇事例：
宝山潘杨氏，“家贫，凭十指以给衣食，奉翁姑，孝养无缺”。
同县李周氏，“日治布以课子读”（光绪《宝山县志》卷十一）。
奉贤曹吴氏，“佣工奉姑，生养死葬，凡曹姓柩，无祀暴露，概为埋瘗”。
同县范沈氏，“抚孤耕织，营葬三世”（光绪《奉贤县志》卷十四）。
金坛刘汤氏，“家无斗储，勤十指以给”。
同县史程氏，“日夜纺织，易布易粟”（民国《金坛县志》卷十）。
这类资料很多，在地方志的列女传里可以随手拈到。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地方志作者，利用她们的孝顺公婆宣扬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纪。不管潘杨氏等人的行动是否出于封建伦常的支配，她们的行为本身却更重要。她们是贫穷的妇女，她们的劳动维持了由于男子死去而陷于绝境的家庭，她们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使老人得其终，终而有葬，使儿童得其育，长而成人。这是有社会责任感者敬老养幼的美德。妇女再婚现象的普遍存在统治者反对和阻挠寡妇改嫁，就表明这件事情中有斗争。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上存在三种力量：一方面是阻挠女子再婚，一方面是要求再婚的权利，还有一种破坏妇女贞操的恶势力。
在清代，寡妇再婚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在上海，“闾阎刺草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四）。改嫁的女子占到寡妇的百分之八九十，是绝大多数。再婚妇女是“失节”之人，为统治者所蔑视，所以她们的事情很难见于记载，偶尔在表彰节妇的时候，记下她们，以显示节妇气节的高尚。要之，记载少并不能改变寡妇普遍再婚的事实。
部分女子的再婚，在思想认识上有基础。允许、同情妇女再嫁的思想在下层民众中存在着。笔者见到一些寡妇、贞女的亲友劝其改嫁的资料，颇能说明问题。有的丈夫在弥留之际劝妻子在他死后改嫁，如太仓张祥麟对妻陶氏说：“家贫母老，生无所资，我死汝即嫁，第勿弃我母也。”（王宜畲《太仓州志》卷二十三）。有父母劝女儿改嫁的，有公婆劝寡媳出走的，有亲朋邻里劝再婚的，南陵吴懋馆妻任氏寡居，“家贫如洗，人皆劝其改适”（民国《南陵县志》卷三十五）。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发现，被劝改嫁的寡妇多是穷人，劝人改嫁的也多是穷人，他（她）们是劳动者。由此可见下层民众与统治者对寡妇再婚问题看法不尽相同，下层民众认为寡妇再婚是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应当被允许。他们对那些节烈之妇，在同情之中，也有所贬责。嘉庆时，浙江乌程有一个沈氏嫠妇，家贫而不改嫁，活活饿死，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再婚的妇女，沈氏生前劝母亲不要改嫁，姐姐改适了就和她断绝往来。沈氏死后，她母亲说她“愚”，想不开，落得年轻轻死亡的结果。经她母亲说，“于是里中人咸以愚妇目之”（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十、张海珊《小安乐窝文集》卷四）。这表明社会下层民众认为贫苦守节乃至死亡是不值得的，对沈氏持否定态度，这与统治者的观点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学者中也有人持有允许寡妇再婚的思想。俞正燮《癸巳类稿·节妇说》中认为对寡妇应抱这种态度：“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礼敬之斯可矣。”钱泳在《履园丛话·改嫁》中指出阻挠孀妇再嫁是“讲道学之误”，他说妇女是否再婚，应该“看门户之大小，家之贫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他们同情因贫穷而再婚的寡妇，与社会下层的思想相通。他们是接近下层人民的贫儒，能够多少反映一点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
强迫寡妇再婚与盗卖嫠妇的社会恶势力
为争取生存而再婚的孀妇是出于自愿，婚事的主动权基本上在她们手中，也有寡妇不愿结婚而被强制进行的，其中又有几种情形：
其一，因财产继承问题而被迫。清朝政府规定，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八三）。即改嫁妇女不但不能接受前夫的遗产，连嫁妆也不一定属本人。因此，有的寡妇家拥有较多丈夫遗留的财产，她的族人为了霸占它，就逼迫孀妇改嫁。江苏巡抚陈宏谋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发布的《保全节义示》中说：“三吴恶习，妇女守节者亲族尊长中竟有无良之徒，或因有田产垂涎侵分，……多方逼逐，令其改嫁。”（《培远堂偶存稿）卷四十六）常熟顾晓岳妻潘淑清守寡，“族人觊觎遗赀，朝夕逼嫁”（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十一）。
其二，为夫家所卖。有些贫穷人家，使寡媳出嫁，既可减轻家庭人口负担，还可得些财礼。宣城谈良逵之父卖寡媳稽氏，后者不乐意，也强迫出去（嘉庆《宁国府志》卷三十二）。崇明人瞿发，以七折钱24两财礼，把寡媳嫁给秦观受（中国第—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题本·刑科·土地债务类）。
其三，社会恶势力盗卖寡妇。南汇有“扛孀”恶习，即流氓勾结寡妇所属宗族的恶人，私自为孀妇立婚书，夜间抢人，强行嫁卖（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
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点认识
其一，再婚、守节是对立的行为，基本上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行为。实质上守节是已故丈夫还在支配、统治活着的妻子。改嫁在社会下层民众家庭的女子中出现的比较多，是妇女要求生存，要求重建和争取幸福的家庭生活，它曲折地表现了社会下层的某种抗争。
其二，私有制既要求女子守节，又破坏妇女贞操。要求妇人守节为私有制所决定。有产者害怕寡妇再嫁，带走丈夫的遗产，所以阻止孀妇再婚，所谓“从一而终”的说教，不过是为这个经济利益辩解而已。但为了财产的继承，又有人强迫有财产的孀妇再嫁，则是从事破坏妇女贞操的行为。私有制使得人们对保持妇女贞操问题产生矛盾，从这个矛盾中，看不到它所谓的神圣的贞操的必要和原则，它的原则与其说是保护妇女的贞操，无宁说是以财产的转移破坏妇女的真正贞操。因此，传统社会下妇女也无真正的贞操可言，就此而言，女子要求再婚的斗争也是完全正当的，更不要说再婚本来就应该是女子的权利。
第12节 袁机“遇人不淑”的不幸婚姻
袁机（1720～1759）为世称“袁家三妹”之一，是18世纪文坛领袖之一袁枚（1716～1797）的三妹，另外两妹是四妹袁杼、堂妹袁棠（1734～1771），三人都是才女，“而皆多坎坷，少福泽”（《随园诗话》卷十），袁机尤其不幸。为什么会不幸，这是本文在交代她的生平之外，所要探讨的问题。
袁树《哭素文三姊》并序
笔者检索部分文史方面的论文索引，未见近人有研究袁机的述作，偶见于辞书的释文，讹误甚伙，故而不惮其烦，先说明记载她历史的原始文献。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关于袁机、袁杼姐妹的记载有关袁机的历史资料不多，仅在一些着作里有她的小传及片言只语，这些图籍是：光绪《杭州府志》；《清史稿》；嘉庆《如皋县志》；袁枚《小仓山房文集》、《诗集》、《随园诗话》；袁机堂弟袁树《红豆村人诗稿》；袁杼《楼居小草》；袁棠《绣余吟稿》；袁机外甥陆建《湄君诗集》；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蒋敦复《随园轶事》；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等。这些书中，惟袁枚的着作涉及袁机史事较多，而袁机堂弟袁树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袁机死后所作的《哭素文三姊》（有序）（《红豆村人诗稿》卷四）有事实，有评议，诚可先抄录出来，以便读者对袁机其人有个印象。诗、序原文如次：
姊讳机，字素文，别号青琳居士，存斋兄胞妹也。静好渊雅，有不栉进士之目。归如皋高氏，遇人不淑，抑郁终身。今年十一月十三日终于随园，年四十。合族齐悲，众口同叹。先是姊病时，余随兄俱至维扬，闻信奔归，姊已气绝。殓后三日，余又匆匆渡江，客旅以墨和泪，制哀辞四章。
解读诗书性最淳，每从谈论见丰神。
若为男子真名士，使配参军信可人。
宝镜竟同残月缺，芦帘空掩落花春。
纵教史书传遗迹，已负从前金粟身。
犹记床中病卧余，珊珊玉骨影清臞。
持家尚替兄筹策，煎药还为弟惜须。（姊病笃时，余亲执汤药，姊笑谓余云：“弟须无多，当留作苦吟捻弄。”盖用李故事。委顿之际，其闲雅尚如此。）
病识事烦容婢懒，坐嫌力弱倩人扶。
多愁薄命兼难老，如此伤心世恐无。
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
无家枉说曾招婿，有影终年只傍亲。
荡子已亡方掩涕，慈姑犹在更伤神。
灵前剩有痴顽女，也着麻衣学谢人。
高堂垂白泪双流，弱女伶仃未解懮。
教养竟交孀姊替，晨昏添与阿兄愁。
频搜奁箧收遗稿，略剩珠玑见远谋。
更恸生无佳偶配，死犹孤冢各千秋。
袁机自撰的《素文女子遗稿》，研究者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其作者的历史资料来应用。
“不栉进士”与“遇人不淑”
袁树说袁机“有不栉进士之目”，而“遇人不淑，抑郁终身”。确乎如此，袁机是有才华的女性，但嫁了糟糕的丈夫，懮郁而亡。
袁机，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生在读书人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幕宾，在湖南、云南、广东、福建等地为地方官做幕僚，没有机会和子女在一起生活。母亲章夫人是知识女性，闲暇爱读唐诗，但大部分时间忙于家务，做针线补贴家用。哥哥袁枚比她大四岁，家里虽穷，但是请教师指导袁枚读书。袁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自幼喜好读书，有时随袁枚听老师讲课，学到很多历史知识，练习写诗。她生得白皮肤，高挑身材，端庄秀丽，是才貌双全的姑娘。
乾隆七年（1742）袁枚庶吉士散馆分发江苏当知县，家庭经济好转，袁父不再处幕，到儿子衙门生活，大约袁机也跟着到了江苏，1744年就住在沭阳县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