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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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就此辩白，强调武备的重要，并认为因此获得了西北用兵的胜利：
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十六日启銮回京，二十八日抵达畅春园。此行历时五个半月，其中往返行程一个月，行围一个月。二十几天以后，于十月二十日到南苑行围，冬月初七日因病离开南苑，十三日驾崩于畅春园。若不是病重，还会在南苑驻下去的。康熙帝辞世前的一年，两次幸南苑，一次巡畿甸，一度北狩，历时八个月。从前阅读康熙实录，见他常于寒冬腊月去长城脚下活动，不知何乾，及至与打猎联系起来，才得到解释。一年的那么多时间奔波于路途，出没于荒原水域，不是渔猎，又是何为！康熙热衷的秋猕，固然有武备的一个原因，行猎亦是促成的一种动力，这应是没有疑问的事情。
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呢？康熙帝在《避暑山庄记》一文中有所说明，他写道：
朕数巡江乾，深知南方之秀丽；西幸秦陇，益明西北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
南北东西的这些地方，虽然各有美好之处，但经过比较都不如热河，因为热河的景色壮丽，得诸自然，山与水融为一体，将西北的雄奇和东南的幽曲结合在一起了，适合避暑及行猎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缘故；第二是热河离京师较近，便于处理政事，亦如康熙帝在文中所说的：“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往还无过两日。”北京的公文呈递热河行宫皇帝御前，官员自京中往行在朝觐均比较方便，即皇帝在避暑山庄，不会影响朝政的处理和中央对地方的治理。避暑山庄建设出36个景区，为康熙帝理政、起居、休憩之所，以康熙六十一年讲，这一年康熙帝在山庄居住了三个半月，比在大内和畅春园停留的时间都要长。他在山庄的生活，于前述《避暑山庄记》文中，以及他的关于山庄36景的36首诗里，皆有不少的描述。他在“山庄记”文中强调，他的游幸休闲是为思考政事和建立太平盛世，他说：
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阳之庆，此避居山庄之概也。
原来他乘山庄游憩之暇，思索裕民安邦的大事。这种观念在他的山庄诗里多所披露，如第一首《烟波致爽》诗云：
山庄频避暑，静默少喧哗。
北控远烟息，南临近豁嘉。
春归鱼出浪，秋敛浪横沙。
独目皆仙草，迎窗遍药花。
炎风昼致爽，绵雨夜方赊。
土厚登双谷，泉甘剖翠瓜。
古人戍武备，今卒断鸣笳。
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
康熙帝认为他在山庄避暑，造成北方安宁、热河开发和民生发展。他又在《云帆月舫》词中咏道：
阁影凌波不动涛，接灵鳌，蓬莱别殿挂云霄。粲挥毫，四季风光总无竭。卧闻萧，后乐先懮薰弦意，蕴羲爻。
他身在避暑胜地，却以先天下之懮而懮、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谋划国事。休息与理政本来是两回事，怎么联系在一起了？原来康熙帝在游幸中观赏山川林木花鸟虫鱼，品味他们生生不息的缘故，联系到人类社会，从中悟出一些人生哲理，并运用到政事的处理上。他在“山庄记”中总结这个道理，写道：
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
他用比兴的方法，由物及人，由观察自然界而分析人类社会，得到启示，用于行政。康熙帝强调他的巡幸热河与勤政爱民并行不悖。他确实是勤于政事的君主，通过游憩，精神饱满地从事政务，不能认为他是耽于游乐的昏君。
然而，游猎不可能不费钱财，鹰犬总是要多养的，还必须是要上好的，臣下定会为此献殷勤，要购买或调教上等鹰犬进呈。有一年康熙帝秋猕，皇八子、贝勒允禩进献一只鹰，康熙帝说那是头将死之鹰，几乎没有把他气坏，因而对允禩大加责难，可见鹰犬之费是难免的。康熙帝死后不久，朝鲜使臣李枋等就听到清朝人关于康熙巡幸的坏话，报告国王说：
康熙皇帝以游猎为事，鹰犬之贡，车马之费，为弊于天下。朝臣若隶于臂鹰牵狗，则以得近乘舆，夸耀于同朝矣。新皇帝诏罢鹰犬之贡，以示不用，而凡诸宫中所畜珍禽异兽，俱令放散，无一留者云。（《李朝实录·景宗实录》）
看来新君雍正帝继位，即有罢鹰犬之举，亦是为平息对康熙帝游猎的訾议。皇帝出行，民间要平整、清扫道路，地方上要有徭役之征和对随驾从行官员的供应，也是一种滋扰。雍正帝即位不到一个月，下令免除宛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五县、昌平一州明年（雍正元年）的钱粮，原因是康熙帝“巡幸所经州县，小民无不除道清尘，趋事恐后，古北口一路，为我皇考每年行幸之地，……朕念此路百姓，历年殚力”，故而予以体恤（《清世宗实录》卷二）。游猎并非坏事，像康熙帝那样休憩与政事兼理，得其好处，这是游猎好的一面，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游猎，难免还有其弊端，所以统治者的游猎不可不审慎。比如明武宗的巡幸，招致许多非议。他经常光顾京郊南海子（即前述之南苑）而影响朝参，《明史》毫不掩饰地说他于南郊祭天后“遂猎于南海子”，写他“狎虎被伤，不视朝”。说他不顾群臣的谏阻，出游南北两畿和山东，“渔于清江浦”，“渔于积水池，舟复，救免，遂不豫”而崩。结论云其“耽乐嬉游”（《明史·武宗本纪》）。武宗的巡幸游猎实在不敢恭维。
第2节 雍正帝接见中下级官员
清代的引见制度在顺治朝创立，康、雍、乾三朝屡加充实，雍正帝尤其重视引见官员，发布的有关诏令较多，形成的引见履历文书留存至今。所谓引见制度是清朝官员任用的一种制度，对于四品以下、七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员，以及一部分三品京堂和八品以下、未入流的官员的任用、提升、调动、处分，都要由皇帝接见。文职官员大体上由吏部考核带领引见，武职官员则由兵部负责引见事务，接见中皇帝对官员作进一步的考察，予以勖勉和教导，认可对他的任命或根据会见中的印象改变其任职。
有的人原不在引见之列，由于雍正帝的决定而有了接受皇帝考核的程序。雍正三年（1725）下令，凡年龄在20岁以上，已到吏部报到过的荫生，“奏请考试引见”，然后授官（《清史稿》卷一一○），自此确立了荫生“及岁引见”制度（光绪《清会典》卷十二）。考进士的落第举人，过去只是回家等待，雍正五年令挑选其中一部分，立即任命为各省儒学教官，但吏部要将选定之人带领引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六）。同年令各州县官会同学官，举荐“居家孝友，行止端方，而文亦可观的”贡生、生员，申报上司，督抚题奏，赴部引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4册、40册）。多数引见是分排进行，一次五六个人。由主管部门堂官呈递绿头名签（绿头牌），牌上“书写引见人姓名、履历”供皇帝阅看（《清稗类钞·朝贡类》）。同时在皇帝手中的还有被引见人写的引见履历折子，以便皇帝参阅。
引见开始，一般是雍正帝叫引见人员一一奏报履历，然后交谈，偶或皇帝先来一番教导，再令臣下报告履历。交谈内容较为广泛，因官职、地域、人事而异，有政治、经济、学术观念、信息交流，也叙家常。对武官，还有在引见时观看弓矢技术的。引见中，皇帝常作赏赐，或食物、或服饰、或文翰图书。
皇帝在引见时，一面阅读有关引见文书，一面听引见官报告，一面交谈，同时积极思索，形成对引见人的印象，作出判断，决定是否给其新职，有时还把评语用朱笔写在引见文书上。皇帝的决定，当场并不宣布，只是将绿头牌发给本人，令其退场。之后皇帝再向主管官员说明，主管据此写出奏折，然后引见官宣布对被引见人职务的决定。
雍正帝对于引见制度
的执行特别认真，形成扩大对象、及时进行、仔细考察、讨论政事、详细记录的特点。他新增的引见项目，除了前面说到的以外，还有：原来大计只引见卓异人员，而对被参劾官不再作甄别，雍正帝既怕他们受考核不公的冤抑，又怕疆吏包庇隐纵，决定将贪、酷以外被劾人员一概引见，以作进一步考察。从此大计参劾人员进入引见行列。督抚将所属繁缺州县官调任简缺，业已实现的，雍正帝要求全部送京引见。又令未经引见而已上任的道府官，也送部引见。贡监考职，本来不受引见，有的人因不通文墨，或道路辽远怕赴首都，就找枪手代考。雍正帝为改革这一弊端，特派大臣负责考试，又于五年（1727）下令，所有与试的一千一百余人全部引见，使得九百余个冒名顶替者不敢与试，结果雍正帝引见两百余人，从中拣选七十余人授官。他还进行了许多特殊引见，如四年十月因六部司官壅滞，令各部堂官通行甄别，拟定去、留名单，一并“带来引见请旨”（《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九）。雍正帝定制或临时临事引见，大大增加了他的引见活动的繁劳，引见人数之多，从引见考职贡监两百余人一项可以想见，而且这种引见，不是集体见见面的简单形式，而要从中选拔人才，所以繁忙引见是皇帝的辛苦活计。
雍正帝引见不仅多，而且及时，有的几乎随到随引见。如乔铎在京候选知府，因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王大臣奉命会同吏部拣选四川、山西、云南道府州县官，乃于三十日至乾清门考试履历折子，十月初二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到乾清门引见，结果被分配去四川任知府。考试履历后第三天就引见，而这期间吏部要写引见履历折请求引见，宫中批准，才能进行，不过间隔一天时间，可谓神速。
雍正帝在面见中特别认真观察引见人的举止、为人、能力，如王承烈先后五次见雍正帝，第二次见时，雍正问他是前次在西暖阁召见的八个人中最后一个进来的吗？原来真的如此，雍正帝不愧为博识强记的人。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中，对引见官产生印象，往往在引见文书上写朱批，有时写得很多，甚至于超过履历原文。如游击杨凯的履历片，履历只有19个字，而朱批却有44个字多。又如中军副将杨寅履历片原书24个字：
杨寅，陕西人，由巴牙剌，年四十二，年羹尧保举，汉仗好，人去得。
雍正帝引见朱批的文字，几乎多了一倍，为：
圣祖西巡，拣选带京把总，征剿卓子山，人明白，伶俐大汉，实在，四十二岁，可着实漫升用。上下，操守好，人去得，操演勤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
引见履历文书上写朱批的，康熙帝写字不多，乾隆帝也写，嘉庆朝引见档笔者所见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