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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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页）。这令我们注意到江南与关东粮食交易的实际数量，可能要比记载的多。事实表明，江南、关东两个地区间，也是棉布和粮食的交流，不过这里的粮食不是稻米，而是杂粮。江南和闽粤贸易，一方提供棉花，一方供给蔗糖和材木。上海人的记载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只买棉花：“楼船千百，皆装席囊累累。”（褚华《木棉谱》）或者说：“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杨光辅《淞南乐府》）江南的植棉业、棉织业的发展和长江中游的植稻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关东的粮食种植业、闽粤的种蔗业的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双方交换商品，互相开拓市场，共同促进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当时的商品经济，也使棉布商和米商成为商人队伍的重要成员。但是发展并不平衡，江南植棉业、棉织业以及丝织业发展得较为迅速，手工工匠、商人和植棉的农民需要大量的商品粮。湖广和江西产米虽多，然而该地农业尚未发展成商业性农业，提供的商品粮尚属有限，像江南每年以上百万石计的需求，还有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需要，它就难于满足了。清政府给江南米商指定采买地点，就是供求关系紧张的表现。这就要影响江南植棉业和手工业的长足发展。
江南消费、娱乐事业也随着农业专业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因此而促进的交换的兴旺而发达起来，它被统治者视作“淫糜”，屡加摧抑，最有名的是康熙中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的禁淫祠。因当地打牌、歌妓、礼佛、迎神赛会盛行，汤斌厉行禁止，据说出现了“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歌，迎神罢会，艳曲绝编”的现象（《汤潜庵集》卷七）。其实这只是暂时的，禁止不可能长久生效，因为这是商业发展的结果，比如苏州五通祠，不仅成为娱乐场所，还是商人寄托心愿的地方，“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借值还债，祈报必丰”（《汤潜庵集》卷七）。雍正帝干脆承认奢华现实，并且讥笑汤斌等人的徒劳之举，他说江苏的转移风俗，“前如汤斌等及几任巡抚亦有为此举者，皆不能挽回而中止，反致百姓之怨望，无济于事。如苏州等处酒船戏子匠工之类，亦能赡养多人，此辈有游手好闲者，亦有无产无业就此觅食者，倘禁之骤急，恐不能别寻生理，归农者无地可种，且亦不能任劳，若不能养生，必反为非，不可究竟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二年六月初八）。他把酒船、戏子、匠工看成是养活人的职业，当然不便禁止了。但这种认识在统治者内部仍有反复，如乾隆时江苏巡抚陈宏谋、布政使胡文伯先后发出布告，禁止奢华和开张戏馆。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到雍正帝的承认现实上来，如乾隆时《吴县志》的纂修者就以为穷人从事服务业，可以减少治安问题，认为富人的奢侈也有好处，所以说：
今之为游民者，无业可入，则恐流而入于匪类，幸有豪奢之家驱使之，役用之，挥金钱以为宴乐游冶之费，而百工技能，皆可效其用，以取其财，即游民亦得赡余润以丐其生，此虽非根本之图，亦一补救之术也。（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上）
或如嘉道时钱泳所说：
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指陈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钱泳《履园丛话》卷一）
他只认识到这些是穷人的谋生之道，而没能揭示这些职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
江南的所谓奢淫，主要表现在：酒馆茶坊。苏州的茶馆，开始设在寺观庙宇，到乾隆前期，已遍于里巷（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一）。常熟县在康熙以前，几家茶坊酒肆，还怕饭菜卖不出去，雍正时期起，酒馆增多，生意兴隆。迨后，县西的何家桥，县东的新巷，以及慧日寺前后左右，“茶坊酒肆，接拣开张”（光绪《常昭会志稿》卷六）。在无锡，康熙末年就出现“遍地清茶社”的状况（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茶坊、酒楼以及家宴，多很豪华，费用很大，所以陈宏谋说苏州人，“一席费至数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终岁之资”（同治《苏州府志》卷三）。茶馆酒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人们洽谈商务和其他事务的场所。
戏园。苏州的戏园，起初是“商家会馆藉以宴客”，为数无多，乾隆初它就散布于城厢，白天黑夜都进行演出，并有演唱传奇的赶到场集上表演，观众不仅是富商巨贾，还有城乡男女居民（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一）。中康熙博学鸿词科的汪琬开玩笑地说苏州有两个特产，即状元之外，还有梨园子弟（钮琇《续觚剩》卷四），可见戏园业的兴旺。此外，有钱人还挟妓在苏州虎丘山塘、江宁秦淮河上冶游。衣着。雍正时常熟人陈祖范说：“往时履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六）为讲求穿着，到市场上购买新产品了。苏州城里，人们不管身份地位如何，有钱就可以打扮，“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昆山人龚炜，在其所着《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中写道：
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
可见雍乾以降，当地人衣着变化的迅速。
第宅园林。苏州园林，名闻天下，由来已久。乾嘉人张士元在所着《嘉树山房集》中说：“吴俗好为美观，势家富室甲第苑囿，往往穷极壮丽。”钟琦在《皇朝琐屑录》卷三十八写道：“苏松所属地方豪族以奢靡争雄长，宴穷水陆，宇尽雕镂。”像康熙时户部尚书王鸿绪在原籍松江的赐金园，佳丽自然，博得康熙的欣赏，南巡时驻跸其中，亲书“松竹”匾赐之（嘉庆《松江府志卷七十七）。正因为园林发达，嘉庆中修《松江府志》就用了两卷的篇幅描叙它。宴饷宾客，征歌逐舞，衣着华丽，雕梁画栋，是官僚和乡绅享乐、交际的需要。而这两种人，是传统社会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有的，哪里这种人聚集得多，哪里就有这种奢华。但是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增多，就给这种“繁荣”添加了创造者。他们后来居上，才把这类消费大大扩展了。这一点，当时人看得很清楚。乾隆前期，长洲知县李光祚说，该地“一切唱楼酒馆与夫轻舟荡漾，游观宴饮之乐，皆行户商
旅迭为宾主，而本地士民罕与也”（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一）。酒楼戏馆成为商人活动的场所，他们在这里洽谈贸易，接交官吏、士绅，同时也是他们生活享受的需要。江南消费服务业本身也是商业，但它发展的前提却是商业性棉花种植业和丝棉纺织业的扩大。
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观念形态是否产生了某种影响呢？
重农抑商的本末观，千百年来相传。江南丝棉织业的发展，是所谓工商末业的兴盛，植棉业虽属于农业，但当时统治者的观念，因其不生产粮食，也被当作末业，所以江南经济是末业的发展，它的繁盛，被人视作“是末富，非本富”（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九）。确实，就人们的谋生之道来说，“人心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序》）。但是重农抑末的观念是否因而有所改变呢？就笔者所见资料，不仅康雍乾时期，即稍后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还是在支配着人们。乾隆五十五年（1790）状元、吴县人石韫玉在《放舟吴淞》的诗中咏道：
愿依芦荻移家住，漫说江湖破浪行。
此去吴淞三百里，有田决计便归耕。（《独学庐初稿》卷一）
这是仕而归农的思想，还是想把仕和农结合起来。约在乾隆年间，吴江县分湖人袁琏因家道中落，弃儒经商，发财后，“买田分湖上，筑室种树，课子弟力耕，农隙课之读书，其不耕者仍遣服贾，贾还复读，不数年而贾者耕者接踵入泮矣”（柳树芳《分湖小识》卷二）。这是耕、读、贾三者结合，而归之于读，是“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论者的一种内容。在武进城里有个开豆腐店的张金麟，一天对家人说：“吾在城数十年，饱食暖衣，农务荒矣，图目前之安，而不思经久之计，非所以贻后人也。”于是下乡“创置田园，建造房屋”，把妻与子打发回乡耕读，其年老也返回乡里（《毗陵城南张氏宗谱》卷四）。一个豆腐坊的小本经营者，经济比较稳定，尚且预防亏本而留后手，富商大贾经营不善，顷刻荡家，当然更要购置田产，以便败而有所归。就是这个原因，同治间修纂的《江宁、上元两县志》说当地人，“重本富，期久远”。江阴“大率商贾习俗，富则教子弟读书”（道光《江阴县志》卷九）。金匮（今无锡）人钱泳主张：“凡买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履园丛话卷七）其原因就是田园为务本的产业，店铺是从事工商的末业。末业已经给江南人民生活带来好处，给这个地区造成繁荣局面，但是鄙视工商的观念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可见要产生一种新的观念是极其不容易的，它不可能因经济状况的某些变革而立刻发生应的较大变化。就本末业的观念来讲是如此，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思想也非一无影响，特别是在对金钱的看法上，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
乾隆时武进人钱惟诚在《养民论》文中说：“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清经世文编》卷十一）就是说在一部分人中把货币看得比粮食、布帛还重要，因为“得金不患无粟”（《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钦善文），商品多了，有了钱可以购买。金钱，真正可以挡饥、挡寒了，货币势力增大了。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七记叙过一个故事：
吾乡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语，尝谓人曰：“钱财，吾使役也；百工技艺，吾子孙也；官吏缙绅，亦吾子孙也。”有人诘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钱财役诸子孙，焉有不顺命者乎？”语虽刻薄，而切中人情。
人情以钱财为贵，是进一步认识到货币的威力。这个富翁的所谓使百工技艺、官吏缙绅都成了它的子孙，是深知有了金钱可以购买百工技艺的生产品，可以驱使官吏缙绅为他办事。钱可通神，人们早有所知，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作用进一步显示出来，因而加深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对它的追求。但是，当时人对货币作用的认识也还是有限的，对比一下同时代的西方人的观念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了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写道：“钱像人一样是活的，会动的，它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又写道：“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