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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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山东邹县李成文等传教败卷一三二
1827直隶献县孙荣传教失败卷一三二
1827四川华阳青莲教被破坏卷一三七
1827陕西徐继兰等习教被捕卷一四○
1828浙江处州处州帮水手信奉老安教、卷一四一 潘安教，自相残杀，被破获
1831直隶清河尹老须传白阳教，自称卷一九三 南阳佛，传教有年
1831直隶巨鹿曹老尤传大乘教，卷二○四 张贴匿名揭帖
1831直隶传白阳教，又创旗门卷二一○
1831顺天大兴李二传混元会卷二○三
1831同上孟六等传红阳会卷二○四
1832安徽（？）张义法等教徒被官方逮捕卷二○八
1832江西黄钧传大乘教，至福建崇安活动卷二一四
1833直隶南宫、陈恭传一炷香教有年，卷二四一 奉天辽阳远赴奉天辽阳
1833直隶，山东一炷香教在直隶故城、卷二七九 山东德州等处均有传人
1833直隶唐县戴汉传天竹教有年卷二四六
1834直隶玉田、王平诺、王进和等传红阳教，卷二四九 奉天开原活动至奉天开原
1835山西赵城曹顺传先天教，聚众杀知县卷二六四
1835山东东昌从建等传离卦教于河南卷二六八
1836直隶直隶人到山西传五荤道，卷二八四 暗相封授
1836顺天通州张秀传红阳教卷二七九
1837山东潍县马刚传添柱教，被捕，卷二九三 信徒闹衙
1837奉天盛京陈喜等习红阳教卷三○四
1838山东章邱教徒于九月十五日集会，卷三○九 曰“走坛”（无生老母教？）
1838山西凤台王贵等人习清茶门八佛香火会卷三一一
1838河南汲县河南有无生老母庙39个，卷三二○ 各地群众每年正月十八日去汲县朝拜
1839山东高密滚单会卷三二一
1839湖北襄阳黄起能（顺？）传牛八教，卷三二六 活动至豫、直、川、鄂
1840湖南、广西以《性命圭旨》为经典的组织，卷三三二 信徒断荤腥
1845陕西、甘肃夏长春等传青莲教卷四一五
1845四川李一原传青莲教卷四一六
1845湖北朱立中为湖北青莲教卷四一六 总教主
1845山东滨州、崔金伯至热河平原传卷四一九 热河平原黄莲教
1845湖南衡州、周灿传金丹大道，信徒卷四四九 传至云南、四川
1847山东魏际云等传根华教卷四四九
1848江西董言台等先入金丹教，卷四五四 后改天地会
1848陕西刘振麟等习教被破坏卷四五八
上表似乎揭示，1839年以后民间秘密宗教活动大减，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鸿胪寺卿黄爵滋在1838年为民众礼拜无生老母庙事上书的附片中说：“所有邪灯花教与清军作战图教二字，竟为一时地方官所深讳，而传说中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画像办理邪教一事，更为今日官吏所恶闻。”（《黄爵滋奏疏》）
原来山西赵城令杨延亮查禁先天教，被曹顺等杀毙，山东潍县令逮捕马刚，激起事变，地方官从中吸取教训，不敢与秘密宗教明显对敌，因而也不敢报告上司，所以“实录”难于再有多少关于它的记载，这不等于说它的活动减少了，前述侍读学士董瀛山
说的邪教“在在皆有”，才是历史的真实。应该说，道光朝民间秘密宗教活动不绝如缕，屡破屡兴，它表明民众为争取幸福生活，反对清朝腐败的政治活力及其坚韧性。
民间秘密结社的盛行
秘密宗教大多发生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北方省区，而南方则是秘密结社盛行，民众组织会党最主要的是天地会、三合会，发源于福建，传播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江西、浙江、江苏、台湾，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倡言“反清复明”，幻想真主出现。
1831年5月广东籍御史冯赞勋奏报广东三合会活动情况，6月两广总督李鸿宾奏称当地没有三合会，7月新总督卢坤与前任相反，在奏折中承认有三合会的活动，这说明天地会的活跃，地方官已无法掩饰。道光帝在1836年就此指责地方官，指出“莠民中惟会匪之惑人最甚”，然而“近来不肖州县，非但不肯查拿，更复多方掩饰，即访出会匪名目，该督抚意存消弭，遂令匪徒有恃，滋生厉阶”（《清宣宗实录》卷二一一）。会党在许多地方都有活动。浙江嵊县有钩刀会，聚众一二千人，每年七月十二日聚会。赣南有添刀会，入会者烧香结盟，与私盐贩联合行动。宜黄有天罡会、新天罡会。福建永安有一字教，建宁、邵武等四府双刀会、铁尺会、天地会活动频繁。湖北江陵、潜江各有郑老鼠、段么组织的会党。湖南人李金保等组织三合会，1832年失败被害。新田王棕献聚众拜会，造旗帜、器械，拒捕伤兵。闽浙赣交界处有“花子会”，又名“巴会”，每年五月十三日聚会（《清宣宗实录》卷二七八）。会党在道光朝的发展，表现为进行武装暴动，有的已超出隐蔽活动的范围。道光十一年末至次年初发生的湖南江华赵金陇领导的起义，道光帝就认为是“会匪”参加的，新宁李源发在1849年起义前，先成立“把子会”，结拜兄弟，动员、组织了群众（《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道光朝的五多现象，表明它是动荡不定的社会。那时，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太多，涉及的社会层面广泛，有纳税的农民、工匠、商人、渔户、监生、秀才、纳租的佃农、城镇的平民，士兵、吏役本来是政府的工具，它在鱼肉人民之外，因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有反政府的某些自发倾向。清朝政府的腐败政治，把广大的民众驱赶到它的对立面，迫使他们从事违法的以至反政府的活动。游民、盗匪、民变，以不同的方式破坏社会秩序，游民盗贼也是秘密团体成员的主要来源，有更大的破坏力。从社会正常秩序来说，人民的贫困和无出路，是社会不稳定的主因；人民没有正常职业和不事生业，因细小的缘故而轻生，是社会不稳定的征兆；人民广泛参加非法团体，进行了反抗斗争和组织准备，预示社会矛盾激化的到来；频繁出现的各种民变，是人民破坏社会秩序的演习。所有这些现象，揭示道光朝社会处于大动荡的前夜，预示太平天国运动的必将爆发。
第6节 道光朝的社会病
社会病，是越出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不正常现象，而且情节严重，蔓延迅速，不易扼制。前文叙述盗贼的猖獗，游民的众多，就属于社会病的范畴。这里将要叙述的吸食鸦片烟、赌博、宴请的恶劣社会风气，是社会病的主要内容。道光时期的这些社会病，除了吸毒，都有漫长的历史，不过这时情况严重，更能反映社会腐败的深度。
鸦片烟灾泛滥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实行罪恶的鸦片贸易以来，官民吸食者逐渐增多，清政府也较敏感，早在雍正年间即禁止民人贩卖食用，嘉庆朝随着吸毒的增多，1810年、1813年、1815年迭次颁发禁令，不许鸦片入口和官民吸食，然而那时除了“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侍卫官员等”也“颇有食之者”（《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已显出问题的严重性。道光帝于1822年下令广东严禁鸦片入口，但是禁止归禁止，贩卖、吸食却日益严重。其标志之一是烟土不仅来自外洋，国内许多地方也种植罂粟。在1830年前后，云南、浙江、甘肃、福建、广东等省种烟的较多，安徽、河南等省也有，浙江台州、宁波、绍兴、严州、温州诸府种植和制出的烟土叫“台浆”，由大商小贩运往各省销售（《清宣宗实录》卷一七○）。福建生产的鸦片烟称做“建浆”，四川的叫“葵浆”（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南种罂粟，由边境向内地发展，种植量大，制成“芙蓉膏”。鸦片种植发展迅速，到1838年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民田“遍栽罂粟”（《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七），在贵州，当罂粟出土时，外省商人就来查看，预付银两作定钱。国内栽植地区日广，增加鸦片烟来源，使吸毒来得方便。
吸食鸦片
鸦片市场的货源，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倾销的。在清朝政府实行禁止鸦片政策的情况下，中外鸦片贩子进行走私贩卖，用海船将烟土销售沿海各省，直至直隶、奉天，并供应烟具。
鸦片吸食者众，如《黄爵滋奏疏》所云：“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遍布社会各阶层、各省份，沿海地区尤甚。普遍吸毒，给道光社会带来严重问题：
其一，造成白银外流，银钱比价失调，国库空虚，长此下去，就会出现林则徐说的“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稿》）。
其二，民间生计萧索。宋翔凤《鸦片馆》诗云：“百事无不废，千金坐可耗。”（《清诗铎》）人民钱财耗于鸦片，难于购买其他生活用品，商业、手工业立即不景气，工商重镇表现得尤其明显。1838年苏州、武汉的商人说，“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因为其他的钱财用于购买鸦片了（《林则徐集·奏稿》）。
其三，吸毒者成为社会废人。抽鸦片成瘾者，“黧面耸两肩，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清诗铎》）。精神萎靡不振，身体虚耗，影响劳作，失去活力，也如林则徐所说，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集·奏稿》）。
道光帝在1831年搞了一次禁烟活动，没有成效。1834年广东乡试，以鸦片作为策试题（《两般秋雨庵随笔》），反映了有识之士对它深恶痛绝的态度。1838年道光帝决心禁烟，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和禁烟运动的失败，烟毒泛滥，一发不可遏制。
赌博成风
1845年御史朱琦奏请“查拿赌博”，可见赌博成为社会问题。那时“上自公卿大吏，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者”（《履园丛话》）。太监张道忠赌博，受到管理步军统领耆英保护（《清史列传·耆英传》）；四川按察使俞某在衙门中开赌；祥符令邹尧廷及其弟“专以诱赌为事”，又有幕友、地痞租赁房屋，开局聚赌；六安盗徒张四条等“开场诱赌”；慈溪县殷富之家的妇女赌钱，输赢很大；发配吉林的犯人耍钱，不时引起纠纷。和吸鸦片一样，什么人都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赌博有专门组织，一般叫做花会。花会由头家开设，定期开赌，通知各方，与赌者或亲到现场，或静坐家中，有“跑封”、“跑风”的传知信息，下出赌注，跑封者通知头家。赌博是投机和智能的表现，有刺激性，花会的方法又适合人们这种要求，每当开赌，远近之人，趋之若鹜，妇女、老人、少年不便于到场的，利用跑封，也能投身到赌博之中，因此燃起炽热的赌风。花会参与人多，输赢额大，动辄以数千两银子计数（《清宣宗实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