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重本一抹思想-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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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闯　193　194　荡天下　”（靠狩猎维生）、“　有权横行天下　”（以农业为本）、“　有钱旅游天下”（依工商运转）等阶段，也许过了很久很久以后，人世间终会出现“　有才名闻天下　”（凭科技推进）乃至“　有理走遍天下　”（按正义判断）等奇迹。中国民间常将不同职业的各界，称为工、农、兵、学、商，若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五界在历史上的某阶段都起过或将起到主导的作用，试观下表：狩猎社会：有力闯荡天下（弱肉强食）强权—兵农业社会：有权横行天下（强权政治）　—农工商社会：有钱旅游天下（金钱钻营）智慧工科技社会：有才名闻天下（科学至上）　—学正义社会：有理走遍天下（平等博爱）公理—民兹略加诠析如下：（一）狩猎社会：在初民时代，人们靠简陋的工具来对付自然界，尤其是凶猛的野兽，强健有力的身体是极端重要的。所以勇武的战士最受拥戴，而其中有才干且公正者，便成为领袖。后来权势虽已转移到帝王手中，士兵成了此后各种统治者的工具，但“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等，仍受这种武力强权的极大影响。至於武侠小说中的“　武林　”　社会，则充满对昔日以武称霸光荣岁月的回忆。（二）农业社会：人类自畜牧社会而跨入农耕社会，私有制已产生并逐渐发展，权力的中枢操在经营农业的地主（或封建主）手中，而历朝皇帝则是他们之代表。在这种社会，有权便有一切。而由於广大农民的愚昧，则专制、强权、官僚统治必然大行其道。循此而进，将步入工商社会。（三）工商社会：在这一阶段，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的钻营虽不免被人视为“　邪恶　”，但它已非纯由强权所致，在许多方面需要运用特殊的“　智慧　”（包括投机取巧等）方能奏效。其中又可分为下列两个时期：商　“重本抑末”评析　195　1、工业社会：从西方来看，产业革命后，由地主脱胎而出的工厂主曾经以优越的机制品向世界扩张，其势力一度风靡全球。　2、商业社会：随著资本主义的日趋垄断，托拉斯、金融巨头的出现，过去令人歧视、四处兜售的商人逐渐取代了工厂主的地位。所谓帝国主义的出现，正是由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过渡。（四）科技社会：当金钱泛滥成灾、财富遍地横流之际，人类会不会过渡到以“　士子　”为中心的科技社会，这是一个接近现实的问题。读书人虽一向自视清高，但从来像皮上毛一样，先后依附於武人、国王、地主、工厂主或商人等。今日世界越来越需要发挥智慧的力量，而科学家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试想，在一次航天的飞行试验中，千万工作人员屏息以待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的命令，零点一秒之差即足以决定成败。科技界如此，而未来的世界呢？（五）正义社会：人类一旦由最有智慧、最有才华者领导，则应距数千年来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　大同世界　”或“　共产社会　”不远了。届时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甚麼？残酷的竞争应可摒除，但绝不会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流行。社会极可能受一种类似体育竞赛的“　公平规则　”　所制约，鼓舞人们竞赛的动力，可能包括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追求人们爱戴的荣誉感，以及为了获取应份所得的各种奖励（包括旅游、休假及其他物质奖品）等等。倘若上述分析有一点道理的话，在农业社会之后不是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吗？正所谓“　路漫漫其修远　”。那种“　重农抑商　”的主义在历史上虽有其必然，然而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吾人不是应该逐渐把它扔进历史的博物馆中吗？　“平原文明”与“海洋文明”比较农业社会既为全体人类所必经或曾经，则“　重农主义　”自非中国　196　的专利，而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曾流行於一时。那麼，为甚麼中国的小农自然经济传统悠远而深固，中国的“　重本抑末　”思潮流长而盛行？看来这同中华文明所由诞生的地理环境及民族性格不无关系。历史唯物论向来重视生产方式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但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指人生产物的物质生产方式，尤其指人生产人的人类自身生产方式，只不过后者的重大作用往往要数万、数十万或上百万年才能被显著地看清楚。而小至家庭，大至民族、种族，均与人生产人的方式及其影响密切相关，各个民族又均长年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正如历史发展除必然的规律之外，往往会受一些个人性格所影响一样，不同民族在参加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一定会打上其民族性的烙印。因此，吾人在研究历史时，既要考虑到历史发展必然性（客观规律）和偶然性（个人作用），也要兼顾介於此二者之间的民族、地理诸因素。世界上有难以计数的民族，但如以其所居的地理条件论，似可归纳为平原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山地民族等等，而且地理环境对各种民族的性格肯定有不小的影响。一般来说，平原民族多居於河川附近，自古以来以经营农业为主，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黄河流域的东方四大文明即属此类。其民族性呈现勤劳、忍耐、固守等特点。海洋民族如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后来西欧一些国家的居民，其特点是开放、进取、冒险。游牧民族在欧、亚洲都不乏其例，中国北方在历史上常受其威胁，如匈奴、突厥、契丹等等。其民族性的特点是骠悍、粗犷、豪爽。至於山地民族，如尼泊尔的廓尔喀人等，其民族特点是骁勇、执著、忠诚。本来世界早期的文明中心主要在亚、非二洲，起源於大河附近，被称为“　河川文明　”，或发展为“　大陆文明　”。其经济以依赖河流灌溉的农业为主要产业，反映农业生产是继狩猎、畜牧之后的重要经济部门。但平原的农业文化虽利於耕稼，却呈现另一种特点：从事农　“重本抑末”评析　197　业以为生计者，全部心血都倾注於土地上，其命运端赖一年一季或两季的收成。他们很少迁徙，至少要等播种后的收成到手才能走，更多的是世世代代为改良土壤、增加收获而在忙碌。因此，河川流域的居民虽然勤劳、忍耐、安土、乐业，但也不无保守、闭塞、孤立等习性。而植根於大陆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思想文化，也往往呈现稳定、固守甚至僵化的特点，广大平原人口的绝大多数自是终身务农的居民。中国古代专制集权制度的长期性、顽固性，中国自古以来的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应与此有著密切的关系。反观希腊、罗马等西方文明的渊薮，由於他们濒临地中海，缺乏源远流长的大河，因而被称为“　内海文明　”，后乃发展为“　大洋文明　”。这种文明属於商业文化，便於贸易，因此其民族性偏於进取、冒险。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人，他们的财富往往全部系於船上，只要能发财致富，船到哪况，哪况就是“　祖家　”。这就不难理解，导源於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商业、航海传统，如何藉美洲新大陆与东印度航路的发现，缔造了今日欧、美的资本主义文明；而比地理大发现至少早半个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对於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并未带来甚麼实质性的变化，其后朝廷依然厉行海禁，使国家犹如死水一潭。由此也可以看到，奉行“　重农抑商　”的民族，在人类历史竞赛中，一度曾居於领先地位，但中途却逐渐落后，需要改弦更张。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最后堡垒同为古代东方文明的发源地，虽然较之近代欧美都显得有些落后，但中国和埃及、巴比仑、印度等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北非、西亚、南亚那些大河流域的文明比较早就衰落了，它们自身并未随著历史发展而同步行进，反而因为内乱、外侵而削弱乃至停滞不前。只有中国在东亚的广大平原，在整个古代一直保持并发展了闻名全球的　“　河川文明　”，从而成为世界农业文化的最后堡垒。　198　在中国，古代的文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号称“　以农立国　”。那种“　男耕女织　”的田园式风光成了千百年来中国农业的象徵，其基石则是充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为了自给自足，一定要“　重本　”；由於自给自足，必然会“　抑末　”。所谓“　本　”、“　末　”，是春秋战国以后对经济部门的一种划分。《盐铁论．本议》说：“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　”。　“　本　”即“　本业　”、“　本务　”或“　本事　”，指农业（包括家庭纺织业）；“　末　”　指“　末业　”，或又作“　末作　”、“　末事　”、“　末产　”、“　末生　”，指商业流通及一部分奢侈品生产（后扩大为整个工商业）。战国时，魏李悝认为“　农伤则国贫　”，“　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这况的“　禁技巧　”即　“　抑末　”甚明。后来商鞅明确提出“　事本禁末者富　”，《管子》作者则主张“　务本而去末　”。韩非，更将整个工商业都归入“　末　”的范围，要求“　困末作而利本事　”，“　趣本务而寡末作　”。到了秦、汉，“　重本抑末　”或“　强本弱末　”、“　重农抑商　”便被中央王朝正式确定为国策，并沿袭两千余载。长期以来，历代王朝进行“　重本抑末　”政策，对农业发展固起了很大作用，有利於民生安定、统治稳固，但却有害於工商业的发展，所以也有许多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如东汉末王符认为“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潜夫论》）。宋叶适提出“　夫四民交致其用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习学纪言序目》）。清王源指出，　“　本宜重，末亦不可轻　”（《平书订．财用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则主张以迷信、倡优、奇技淫巧等“不切於民用”的行业为　“末”，一概禁绝，“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於途者，盖皆本也　”。可是由於工商业长期被官府视作“　末　”或“　奇技淫巧　”，而加以“　抑　”乃至“　禁　”，所以中国古代虽有辉煌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却远远落后於欧、美各国。　“重本抑末”评析　199　这况有一个问题须加辨析：为甚麼中国同西方国家历史上均出现过“　重农　”的思想、学派或政策，但它对各自发展的影响却迥然不同呢？除了前述民族特点的不同外，这应与东、西方历史进程的不同情况有关。古代希腊、罗马虽不乏主张重农的学者，但他们充其量相当於战国时的农家学派，其思想理论均未被明订为国策。“　重农抑商　”　在中国是公元前221年秦确定中央集权制以后，才定为王朝基本政策的；类似情况在欧洲，即重农主义的盛行，则发生在公元十八世纪专制的法国。二者相差几近两千载，且都和中西封建割据消灭、中央集权形成的历程密切相关。历史表明，中国之消灭封建割据、加强帝王集权、形成统一国家、比西方各国要早得多。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六国之后，中央集权的大国体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模式，但也成了中国商业、资本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在西方，直到中世纪末，才出现消灭封建割据的趋势。这时，建立统一集权的民族国家，不仅是国王、而且也是新兴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