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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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4页。
清军初入北京，范文程忙得不亦乐乎，或说他“案牍委积，昼夜立阙下，兼听并观，凡所措置无不周当”《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或说“每日坐午门左，详决诸事，兼受章奏”《爝火录》上册，129页。《清史稿？范文程传》称：“既克明都，百度草创，用文程议，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征求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于是议遂定。”
上述记载高度概括了清入关初期“百度草创”时范文程在诸多方面的决策作用，然叙述过简，细枝末节，仍可探究。
礼葬崇祯帝。作为明朝统治政权的代表，崇祯帝执政17年间，没有做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在他自己历次所下的“罪己诏”中已说得十分清楚。李自成在北京时已经为崇祯帝办了一回丧事，虽过于简略，但那时很多明朝官员并不理会此举，如周钟等人经过崇祯棺木停放的地方策马而过。然而，由于大顺政权在北京城中的种种失误，“刑辱缙绅，拷劫财货”，“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倒使人们怀念起这个皇帝来了。李自成退出北京，城中盛传吴三桂“传谕军民，迎太子入继大统，士民鼓舞相庆”。原明吏部侍郎沈惟炳、户部侍郎王鳌永、锦衣卫指挥骆养性等倡议“设先帝位于午门”，“行哭临礼”《流寇志》，卷12，193页；《爝火录》上册，127页。原明百官还准备了明帝使用的銮仪法驾，于朝阳门外迎接太子的到来，这些都表明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朱明皇室对人们仍有很大的号召力。礼葬崇祯帝之举表面上看来是清朝对他的死给予深切同情和尊重明朝臣民的感情，而更深一层的含义则是有意突出李自成“逼殒其主”的大逆不道，煽动明朝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刻骨仇恨，强调清王朝是汉族官僚地主们的救星，因此是明王朝的当然继承者。清政府宣布：“特令举国挂孝三日，以尽君父之情。”“于是各官奉令：自初六日始，设先帝、后位于帝王庙，合京臣民哭临三日。复令议谥，议葬。各事即毕，于本月初九日剃发，十五日朝见。”《爝火录》上册，129页。为崇祯帝发丧既给那些忠于明朝的官民找到了一个抒发情感的机会，又给那些投靠清朝的官员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清世祖实录》，卷5，4页。
举用废官，搜用隐逸。明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使众多官员被罢免和赋闲在家。他们自身不甘寂寞，对清朝更是难得的人才。如原明大学士冯铨，因投靠阉党魏忠贤被崇祯帝免职为民，以后力图悔改，曾与清军作战，率乡民保卫涿州，并运红衣大炮有功，终因东林党人反对而不得起用。1644年，清军入关，多尔衮以“以书征铨，铨闻命即至”，乐于为清政府效劳，他被授命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与洪承畴等人一起恢复了明朝内阁票拟制度。冯铨忠于清朝，定部院官制时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陈名夏投降大顺军，清兵入关后他逃往南方，却被南明福王政权定为“从贼案”人员，他以后又逃回大名，由保定巡抚王文奎疏荐，仍做原官，步步升至大学士。《清史列传》，卷79，“冯铨传”、“陈名夏传”。
减轻赋税。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三饷加派，清朝把取消三饷加派作为收买民心的手段之一。当确定清朝赋税数额时，有的官员主张按崇祯末年的数额征收，但战乱使户部账簿尽毁，只有万历年间的赋税簿存在。在范文程的坚决主张下，遂以万历时征税数额作为标准，范文程还说：“即此为额，犹恐病民”，旧额比新额“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昭梿：《啸亭杂录》，卷2，“范文肃公厚德”。人们都知道，清初取消明代加派三饷，以万历年赋额为准征税，却不知道范文程是幕后决策者。
风云人物运筹帷幄的范文程（4）
得士心则得民心。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兵消灭了南京的福王政权。十月，范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丙戌会试后，八月再行乡试，丁亥二月再行会试。”《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年），丁亥为顺治四年（1647年）。科举制按通常习惯为三年一次，范文程因江南为文人荟萃之地，提出破例增加考试，以将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网罗到清政府中，利用他们的影响稳定民心，是分化反清阵营所实行的非常有效的办法。多铎平定江南后，有不少地主文人标榜气节，隐匿不出，闭门读书，或参加反清斗争。然而，他们却经不住科举功名的诱惑。清代人描述当时的情况说：
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橙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165页，中华书局，1983。
尽管作者的意图无非是嘲讽这些变节的知识分子，但是从侧面说明范文程的建议实行后的巨大成效。
钱仪吉所辑《碑传集》中说，范文程为清政权谋划之事，“动关大计”，而见诸史册，“仅载什一”。就甲申年他力主清兵入关和进入北京城后一段时间内所决策之事而言，他一手促成了清政权的入关，为之提出了许多深思熟虑的行动方针。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具体实践者，即除了军事征服之外，其他重大举措都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由于他的高瞻远瞩和果断施政，使清王朝从进入北京城起，就给人们留下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崭新形象。范文程卒于康熙五年（1666年），经事太祖、太宗、世祖及圣祖四朝，优宠有加，顺治九年（1652年）任议政大臣，这是清朝汉官绝少得到的官职。但也不能认为范文程的仕途生涯一帆风顺，他在晚年几度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丢过官。比较起来，在关外时期他最受清最高统治者青睐，所谓“列圣皆呼其官而不名”。又因他身材高大，所赐衣冠“皆特制”《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但论其作用，他平生最佳时期就是1644年，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大震荡的年代，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虽然促成了清朝战胜农民起义军，以清朝代替明朝而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而对范文程个人的作用总的来看还应给予积极的评价。
风云人物是是非非的吴三桂（1）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清初诗人吴伟业的这首《圆圆曲》广为流传，使人们误把文学创作当作历史，把吴三桂视做为了一个妓女就出卖民族和国家的可耻败类，其实历史并非如此简单。
1644年的吴三桂，是明政府、清王朝和农民军都千方百计罗致的关键人物。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期望他成为农民军的克星；李自成许以侯爵，意欲他为大顺守卫京东的山海关；清王朝诱以藩王，保他子子孙孙，永享富贵；南明福王政权明知他已降清，仍封他为蓟国公。在视女人为玩偶的封建社会，吴三桂既深知当时的局势和四方对他的关注，岂能轻易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押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妓女身上。欲知其详，必作进一步考察。
吴三桂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四方瞩目，尽力拉拢，实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的形势和他的家世及个人经历大有关系。1644年的中国，大明、大顺、大清及南明的相互争夺，主要是武力较量。那是一个刀光剑影，到处硝烟弥漫的年代，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思想上的矛盾斗争，都不如军事斗争更突出，并服从于军事。谁能打胜仗，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谁就能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吴三桂在当时为一位勇冠三军的大将，手握数万重兵，几乎和大清、大顺敢战的军队数量相等，而且驻守在山海关、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的冲要之地。他的向背与各个政权都有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最终的胜败。吴三桂走到这一步，亦非偶然，不妨略作回顾。
历史记载大多说吴三桂是辽东人，其实，其祖籍是江苏高邮州人，“流寓辽东，因家焉”，遂以住地辽西中后所为籍（今辽宁省绥中县）。父亲吴襄，中武进士，曾至锦州打过仗。舅父祖大寿，是明朝在关外的总兵官。吴三桂以武举承父荫为边将，勇敢善战。一次追击清骑兵，吴三桂引弓放箭，一清骑兵应声坠地装死，“三桂下马，欲取其首，骑挥佩刀刃三桂，中鼻，血流被面，卒斩其首携之归”。因作战有功，吴三桂累迁至总兵，镇守宁远刘健：《庭闻录》，卷1，1页，上海书店。在明清松、锦会战中，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关内外八总兵13万明军驰援锦州，吴三桂恰在其中。清军在松山和杏山之间的高桥设伏，明军被歼灭大半，仅吴三桂、王朴等人率少数残兵冲出重围，逃回宁远。事后，吴三桂只受到降三级的轻微处分，而委以关外所有五城之防守重任，“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北门锁钥，恃无恐”《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35页。
清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亲自出面，试图说服这位宁远总兵吴三桂投降清朝。他在给吴三桂的敕谕中说：
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清太宗实录》，卷63，16页。
皇太极的信，重在表明清朝的诚意，而令总兵祖大寿以舅父的身份给外甥吴三桂写信，晓以利害，字里行间，充满肺腑之言。其信如下：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清太宗实录》，卷63，17页。
综观祖大寿全信，通篇从他个人的经历，明朝的颓势，讲到清朝的远大前程，绝非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