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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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忿。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蒋良骐：《东华录》，卷4，67~69页。
多尔衮得到这样一份软弱无力的回书，更加不把南明福王小朝廷放在眼里，按既定的目标挥师前进。十一月下令清军两路齐发，企图一举消灭农民军和南明政权。只是由于大顺军一部攻入河南，使多尔衮认识到不能轻视农民军的力量，命令多铎南下之师掉头西进，才延缓了南明的灭亡而已。
风云人物扬州殉难的史可法（3）
平心而论，在南京的明朝官员中，史可法确实为经略中原做了不少努力。他不甘心偏安江南，以“恢复神京”，“澄清关、陕”作为政治目标。《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49页。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在扬州设礼贤馆，“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弃者亦悉举任用之”《爝火录》上册，261页。他认为国家处于动乱之际，应当接受崇祯朝的用人不当教训，打破旧的任官办法，破格选择能作实事的有用人才，建议改用征辟，或由保举。他说，以前保举可能徇私舞弊，现在战乱期间，像北方地区人人思避犹恐不及，只有那些真正肯为国家利益献身的人，才能做到投袂相从，请缨奋起。他建议推行“征辟、保举”之法，让各地方和朝廷官员“不拘资格，各举一人，起送到京，资以路费，赴臣前效用”《史可法集》，32页。对于从北京逃到南方的官员，当时被斥为“从逆贼臣”而加以治罪，史可法主张尽量予以录用。他说，北京失陷，崇祯帝殉死，作为明朝臣子都有责任，如他本人身为兵部尚书，马士英为凤阳总督，“未能悉东南甲疾趋北援”，总兵刘泽清、高杰以兵力不支，退至淮南，均有重罪，所以单加罪于在北京的官员是不合适的。他主张“宜令其赴吏兵二部录用，否则，恐绝其南归之心”《爝火录》上册，314页。但是他对投降过李自成的官员始终抱有成见，连他的弟弟史可程也因当了庶吉士，请“下吏治罪”《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161页。史可法还派遣官员屯田开封，经略中原，时江北诸将都惧怕与清军接触，史可法亲自承担从王家营至宿迁最重要地区的防守任务。
九月二十一日，史可法视师清江浦，准备渡过黄河北进。他以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官，贺大成为先锋，总兵官陆逊之为大梁屯田佥事，胡忠知睢州，冷时中为开封通判，李长康为开封推官，徐图进取。高杰在史可法的感召下，表示愿做先锋，“提兵直趋归（德）、开（封），且瞰宛、洛、荆、襄，以为根本”《明史？高杰传》，卷273。史可法为高杰军请发饷银。马士英却深恐史可法与四镇帅团结一致，认为高杰若北伐有功，对史可法有利，而于己有害，借故不给饷银。使史可法在四镇帅面前失去威信，为此，史可法上书剖明心迹说：
臣皇皇渡江，岂直调和四镇哉？朝廷之设四镇，岂直江北数郡哉？四镇岂以江北数州为子孙业哉？高杰言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臣于六月请粮，今九月矣，岂有不食之卒可以杀贼乎！臣子惨遭国难，何暇此一官。陋晋、宋之偏安者，不遂空言之，遂有济也。《明季南略》，卷2，“史可法请饷”；又见《史可法集》，37页。
由此可知，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正欲把恢复中原作为己任。然而他离开南京，委朝政于马士英，乃是最大的失策，反而为其所制，以致他一度曾因陷入困境提出辞官。
史可法身为督师，总是把国家大事看得最重，很少考虑个人的生活享乐。他以俭朴自甘，“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史可法年已40多岁，膝下无子，他的妻子主动提出让他娶妾，史可法感叹道：“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大年三十的晚上，史可法仍在处理军务，到了半夜，想起今天过年，叫仆人取酒，仆人想给他找点下酒菜，军中厨师说殽肉已分给将士，只给他找来一些盐豉佐酒。史可法本来能饮酒，因在军中怕误事停饮。这天晚上因过年，连饮了几十杯，想起崇祯帝之仇未报，泫然泪下，靠着桌子就睡着了。天快亮时，将领们前来议事，发现营门未开，问其故，知府任民育说：史公难得睡一夜好觉，不要惊动他，下令让值更人仍击四鼓。史可法睡醒后听到鼓声大怒，“将士述（任）民育意，乃获免”《明史？史可法传》，卷274。
扬州殉难。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多铎率清军占领河南，兵锋直指南明政权，史可法连章告急，朝中的马士英不仅不予理睬，反而通过福王下令史可法渡江对付上游的左良玉。只是由于明将黄得功击败左良玉军，史可法才中途回返。清军趁江北空虚，顺利渡过黄河，占领徐州、泗州，史可法以血书寸纸请求马士英增兵不应，不得已率诸将退守扬州。四月十九日，清兵包围扬州。时总兵李成栋驻高邮，刘泽清驻淮安，皆拥兵不救。史可法知事不可为，决心以身殉国，召副将史德威入内，相持痛哭，将老母托付给他，并写了五封信分别给多铎、母亲、妻子、叔父兄弟和史德威，这就是他的遗书。
史可法写给母亲的遗书说：
儿在宦途一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致旷远于定省，不忠不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今以死殉城，不足赎罪。望母亲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儿在九泉亦无所恨。得副将德威完儿后事，望母亲以亲孙抚之。
史可法写给妻子的遗书说：
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
史可法给史德威遗书说：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复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备孝养。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独恨不早从先帝于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绝笔。《史可法集》，110~111页。
史可法的遗书确乎令人感动，并从中反映出此时他已经认识到清兵的意图和势不可挡的威力。但是从史可法写遗书至殉难，他还是极力在扬州布防和主持抵抗，只是力不从心，而且在战略策略上也不无失误之处，所以形势急转直下。当天多铎派降将李遇春说降，史可法严词拒绝，并痛骂李遇春负国背恩。李遇春反唇相讥说：“公忠义闻华夏，而独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听了大怒，其实这话也算说到了痛处。多铎仍不放弃劝降，复使乡民持书至濠边，史可法说：“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派健卒杀死来人，连其招降书一起投入水中。多铎欲生擒史可法，令诸军近城勿攻，同时派人持书到史可法面前，史可法连看都不看就下令快点烧了。二十日，清军兵临城下，仍希望史可法以城降，为此一天发来五封书信，史可法一封未打开。越招降，越坚定。二十一日，甘肃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率所部4000人至，令梁以樟并礼贤馆诸生俱入城守卫。第二天，李、高动摇，欲劫持史可法降清，史可法自己决心死在这里，却说“汝等欲富贵，可自图”。当天深夜，二人斩关拔营而去，把护饷的将军胡韩也带出去降清了。史可法生怕内变，听之任之，这就削弱了守城的力量，与他要达到的目的相矛盾。清兵在扬州城下顿兵数日，因为大炮未至。此时史可法本应抓紧机会加强防守，而内部的矛盾不仅贻误了战机和时间，守御力量也逐渐削弱了。二十四日，清兵运来大炮，试发一弹，飞至府堂，就使满城惶恐。二十五日，形势更为严峻，史可法料到末日来临，谕示居民做好应付大变的准备，其中说到“一人当之，不累百姓”，闻者皆感动流泪。清兵四面环攻，最激烈的是西北角，史可法居西城楼首当其冲。多铎因为招降不成，愤怒进攻，交战最为激烈。城破，史可法自杀，身边二将抱持之，血溅衣袂未断气，拥之下城，将出小东门，而东门亦破，折而走南门，追兵已至。史可法问前驱者为谁，当告知是多铎时，史可法顿时一跃，说：“吾得骂敌而死，足矣！”于是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清兵大惊，有个名叫张鹰的将史可法执赴南楼城上见多铎。多铎找个认识史可法的将领确认无疑，史可法自己还表示：“吾出将以明白死，何云伪耶？”多铎肃然起敬，待史可法以宾礼。然后便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多铎主动地说：
累以书招，而先生不从，今既竭臣忠，不为负国，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
风云人物扬州殉难的史可法（4）
史可法怒而回答：
吾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王于地下。《史可法外传》；又可参见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多铎继续用洪承畴为例劝降，史可法反把洪氏斥为“不忠甚矣，我岂肯效之”。多铎见屡次劝降无效，便拔刀杀了史可法。历史上对史可法殉难前的记载极详，以见其壮烈。清兵又在扬州城残酷地大杀七天，以报复扬州军民的抵抗。
清军屠城后的扬州，到处都是尸体，加上天热蒸发，史可法的尸体无法辨认，史德威只好把史可法的衣冠葬于扬州城郊的梅花岭上，寄托无尽的哀思。
史可法的死唤起了更多的人们起来反抗残暴的清军，四方豪杰起兵，“多假其名号以行，故时谓可法不死云”《明史？史可法传》，卷274。
一百多年以后，乾隆皇帝读到史可法的事迹，大为感动。他派人从内阁大库找到史可法致多尔衮的回信，一读再读，不忍释手，认为字里行间体现了史可法对明朝的一片赤诚，且对清朝无不逊之词，因此下令刊刻。乾隆还亲自为史可法像题诗一首：
纪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芳名。
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不可慎君纲。
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
并命复书书卷内，千秋忠绩表维扬。史可法被谥“忠正”两字，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43，“题史可法像”。诗中“两芳名”，即指“忠正”而言。
史可法在其死后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声誉，大概原因就在于1644年这一年：一、他得到了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他的一封信和他给多尔衮的回信，以有这两封著名的信而提高了他个人的威望；二、在福王政权建立过程中，史可法坚持正义，与以马士英为首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尽管他是这场斗争的失败者，却唤起世人的更大同情，受到广泛的尊敬；三、死的非常悲壮，特别是为守卫扬州而死，与清兵势不两立，拒绝一次次劝降，在当时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气节。
但是史可法最珍视的这个气节，很快就失去了光泽。因为他无限忠诚的明王朝不存在了，表彰他的正是他根本不承认的大清皇帝。尤其是有的书上记载，在史可法殉难的最后一刻，有个降将叫杨遇蕃曾劝他“忍须臾死，以救百姓”，史可法不但不听劝说，反而也把杨遇蕃大骂一通。就是说，史可法为了实现他的忠君气节，宁可不管百姓死活。如何评价他的思想和行动，还应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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