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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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投入闯王高迎祥军中，最初称“闯将”，高迎祥牺牲后，为部众推为“闯王”。李自成作战勇敢顽强，生活艰苦朴素，为人虚己待下，在他身边结成了以武将刘宗敏、李过、田见秀，谋士牛金星、顾君恩、李岩等人组成的军事集团。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起，李自成部起义军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击败了战斗力较强的明将左良玉、孙传庭等人的军队，攻下洛阳、开封、襄阳、荆州等重要城市，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天占领西安，控制了陕西全境和甘肃、青海部分地区。
甲申年（1644年）正月初一，苦战十多年的农民军迎来了不平凡的盛大节日。李自成宣布于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颁布所制“甲申历”。李自成大封功臣，以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天佑阁大学士，不称六部，而设六政府，各有尚书，宋企郊为吏政府尚书，陆之祺为户政府尚书，巩焴为礼政府尚书，张璘然为兵政府尚书，安兴民为刑政府尚书，李振声为工政府尚书。“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以下封伯、子、男。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黄，亳侯李锦，磁侯刘芳亮，英侯张鼎，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鼎等。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桃源伯白广恩，武阳伯李佐，文水伯陈永福等。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09页，辽沈书社；又见《爝火录》上册，11页。大顺国家有步兵40万，马兵60万，对明朝已成泰山压顶之势。这天，李自成改名为李自晟，表明他对大顺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山海关外盛京城（今辽宁省沈阳市）的大年初一，既不同于北京城的悲悲戚戚，也有别于西安城的兴高采烈，笼罩全城的是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因为这天是未满六岁的顺治皇帝登极后的第一个新年。
清王朝内部刚刚渡过一场权力危机。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智勇双全且又正当盛年的清太宗皇太极暴死，时年52岁。他的去世在满洲贵族中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由于皇太极没有指定接班人，满洲贵族们必须推举新皇帝。当时比较适合的人选有两个人，一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另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豪格英勇善战，天命年间已被封为贝勒，天聪时晋为和硕贝勒，崇德初又被封为肃亲王，虽说是多尔衮的晚辈，但实际年龄比这位叔叔还大三岁。多尔衮足智多谋，战功显赫，政治威望高于豪格；而且据说努尔哈赤死时曾经安排多尔衮继位，但因年幼，被能力和声望都高于他的皇太极夺去《清史列传？多尔衮传》载：多尔衮死后清算其罪状之一是称皇太极即位“原系夺主”；此说又见蒋良骐：《东华录》，卷6，“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之诏”。十几年后，皇太极去世而又没有指定继承人，这等于给了多尔衮一次夺回皇位的机会。所以多尔衮积极活动，他先找两黄旗代表内大臣索尼征求皇位继承意见，索尼主张：“先帝（皇太极）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所非知也。”次日，八旗贝勒大臣在崇政殿讨论时，索尼又和两黄旗将领率巴牙喇兵包围宫殿，索尼和鄂拜两人进入殿中，“言立皇子”《清史稿？索尼传》，卷249。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幕后活动，多尔衮和豪格两败俱伤，结果采取折中方案，立年仅六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
清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六岁的小皇帝福临很早就动身前往堂子行礼，然后回宫接受朝贺。清王朝的八旗王公、文武大臣齐集殿下跪拜，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等满洲王公；有范文程、洪承畴、孟乔芳、张存仁、祖泽远、李率泰等汉军将领。同时朝贺的还有朝鲜国王李倧派来的使臣、外藩蒙古王公以及远在大漠以北的阿禄喀尔喀使者。朝贺完毕，盛京皇宫里大摆宴席，款待王公大臣及远方宾客。
仪式结束，小皇帝还宫，多尔衮等人开始处理朝政。多尔衮向济尔哈朗及诸大臣提出：当年攻取朝鲜江华岛时，对朝鲜国王之妻有不杀之恩，因此经常得到朝鲜国王公馈赠，今天身为辅政，“谊无私交”，并向众人提出“此等馈遗，永行禁止”，得到诸王大臣们的一致同意《清世祖实录》，卷3，2~3页。这件小事有着极重大的意义，证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在皇位更迭国君年幼的重大时刻，能够摒弃私利共谋朝廷大计，为以后举国一致挺进中原提供了保障。这和那些只靠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花的明末君臣们不啻是天壤之别。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1）
历史学家早已得出结论：明之亡自神宗始。说见《明史》，原文曰：“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曼。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明史？神宗本纪二》，卷21。
的确，明神宗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始作俑者。但是，事出有因，而且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明神宗初即位，仅仅是个刚到十岁的孩子，一切大权操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可以说那是张氏的天下。
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是把天下（国家）看作是人民的天下，而看作是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黄宗羲为此而作《原君》，大张挞伐，斥之曰：“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可惜黄老夫子的思想尽管切中时弊，却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明神宗即位之初，张居正秉政，有人用家天下的老眼光看他，颇有微词，事实上他是较为进步的改革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根据政绩升迁官吏；改革赋役，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任用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训治理黄河，消除水患；加强边防，调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防御蒙古，重用辽东总兵李成梁防御女真。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时，明王朝已完全摆脱了自英宗以来的衰势，“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据说国库的粮食充盈，足可以支用十年，“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卷213。
由于张居正独揽大权，随着明神宗年龄的增长，相权和皇权的矛盾也逐渐加剧。特别是张居正本人的确过分专横，尽管年轻的明神宗表面上仍尊称张居正为“元辅先生”，一些同僚及属下勉强忍耐于一时；但从张居正曾被迫辞职一事推测，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只是由于慈圣皇太后（神宗生母）的缘故，才维护到张居正病逝。史载明神宗和张居正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钱作梗，明神宗奢侈浪费，居正曾限制，后来“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艳之”《明史？张居正传》，卷213。张居正尸骨未寒，明神宗就实施报复了，以将其财产夺为己有为目标，先是罢免张居正任用的大臣，继之取消他制定的政策。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神宗下令追回赐给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等称号，次年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在张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明神宗仍嫌不足，严刑拷打之下，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明史？张居正传》，卷213。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一生的张居正身死名灭，家破子亡，仅子女被饿死空室中就有十几人，明神宗还说这已经算宽大了，按照其罪是应该剖棺戮尸的。
明神宗处置张居正，表现出一个封建专制君主的传统劣根性，抄家财雷厉风行，不厌其多，而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却置若罔闻。他本人一不勤理朝政，二不开经筵日讲，三不躬亲大祀，四不批答奏疏，五不补任缺官。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明神宗因此停止朝贺，以后连元旦接受百官朝贺的大典也取消了。夏燮：《明通鉴》，卷69。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对此有一篇耐人寻味的奏疏。他说：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十宦官）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隽、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明史？雒于仁传》，卷234。
雒于仁认为明神宗是一个患上“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之人，还在奏疏中开了“酒、色、财、气”四句箴言，作为药方献给神宗，希望他能改过从善。明神宗看到此疏，勃然大怒，幸亏已经到了年终，压了十天。到了第二年大年初一，召见阁臣申时行等，欲将雒于仁处以极刑。大臣们告诉他，如果公布雒于仁的罪状，外面人反而以为陛下真的患了酒、色、财、气四病。明神宗也觉得这样确实对自己不利，于是把雒于仁免职结案。
明神宗虽然不履行皇帝的职责，但也并非无所作为，对如何掠夺财富他还是绞尽脑汁的，“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和其他王朝相比，明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72万余平方米，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环绕紫禁城的宫墙，长三公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个机构，习称24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两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3000人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2000口之多。参见［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2~13页，中华书局。庞大的宫廷开支使张居正执政时积累的白花花的银子不断减少，明神宗尽管心疼，但却无意收敛。
明神宗亲政后，明朝接连对外用兵。万历二十年（15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