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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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黩货无厌”，政以贿成。吏部尚书徐石麒推举朱大典、王永吉两人才堪重用，马士英没有得到贿赂，就拟旨称：“（王）永吉身任督师，致北都沦陷。朱大典赃私狼藉，先帝严追未给，何得朦胧推举。”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架势，“寻贿至，而擢用无碍”。《明季南略》，卷2，“八月甲乙总略”。原来这是很脆弱的，如窗纸般，一捅就破。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率先投降李自成，跟随李自成撤至太原，后逃回南方。张缙彦位居高官，本应列名“顺案”，但他舍得花银子贿赂马士英，反而官复原职，受到重用，“总督北直、山西、河南北军务，便宜行事”。给事中李维樾上疏弹劾说：“（张）缙彦习失机，寸斩莫赎，逆贼入宫，青衣候点。总督何官？顾畀贼臣，胡刑赏倒乱如此也？”马士英避而不报。据说马士英家中的受贿物成千上万，他专门请了一个叫利根的和尚替他估价。有一次，锦衣卫官员冯可宗抓到向大臣李沾行贿之人，马士英曾专门替李沾向弘光帝求情不予追究，马士英这样做的原因是李沾曾经送给他一条玉带。李沾在送玉带时，特意嘱咐利根和尚把它说成至宝，马士英听了，把这条玉带送给弘光帝，弘光帝“每服以御朝《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76页。”。玉带虽小，却说明贪赃行贿之风弥漫着整个朝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对此，激起一些有识之士忧虑弘光政权的前途，吁请绝不能偏安江南，忘却国家中兴大业。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上言：“两个月来，闻大吏锡鞶矣，不闻献俘。武臣私斗矣，不闻公战。老成引遁矣，不闻敌忾。诸生卷堂矣，不闻请缨。如此而曰是兴朝气象，臣虽愚知其未也。计惟有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比者河北、山左，忠义响应，各结营寨，多杀伪官，为朝廷效死力。不及今电掣星驰，倡议申讨，是劘天下之气，而坐失事机也。”《明季南略》，卷2，“章正宸论时事”。马士英根本不关心这些军国大事，他整天在家里与和尚利根谈禅、斗蟋蟀，时号“蟋蟀相公”《爝火录》上册，342页。
福建漳浦人黄道周，刚正不阿，卓绝伦表，在崇祯朝因上疏直言，触怒崇祯帝，被充军广西。弘光政权成立，起黄道周为吏部右侍郎，黄道周不想跻身官场，马士英派人去请黄道周说：“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立潞王邪？”黄道周无奈入朝，眼见朝政日坏，便借祭告禹陵之机退隐。他在衣服上绣“大明黄道周”五字，而对门人曰：“南都必败，当以识吾尸耳。”《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66~267页。事实证明，黄道周的预言完全正确。
弘光失德“款清灭寇”之败（1）
弘光政权是在内忧外患的威逼之下建立的，从一开始，它就面临两大敌对势力，一个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另一个是崛起辽东的大清。如何对待这两大敌对势力，当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同时对付两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对付一个，其实也对付不了。当初大明尚是全国政权时，已经连连被清军打败，之后又被李自成所灭亡，如今半壁河山，岂能强过那个时候！那么，可以选择的道路只有拉一个，打一个，弘光政权的确也是作了这一选择。问题是，拉谁、打谁？弘光政权的行动做了这样的回答：依靠清朝，消灭农民军。这个小朝廷对李自成农民军怀着刻骨仇恨，势不两立，反而对清朝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还把吴三桂视为大明忠臣，欲在清军消灭大顺之后，通过吴三桂与清军谈判，用大量物质岁币酬报清军，使之退出山海关。
这一方针可以概称之为“款清灭寇”，弘光朝廷持此论者大有人在，而为首的强有力人物正是奸臣马士英。他入朝辅政，提出此设想，并在奏疏中详加论述。他说：
欲成恢复之奇功，须联天下之大势。臣以谫劣，剿贼不效，猥蒙皇上简任中枢，臣虽治兵无才，而不敢不尽其愚。夫今天下之事已去其半．然以全治半，则可保；若狃其半而遗其全，则余无几矣。今之计者曰“守江、守淮”，此其微者也，须以天下之全局熟筹之。然有其局，而无所因焉、非其人焉，则亦无可图之者。故臣谓今日之可因者有四：其一，吴三桂宜速行鼓励，接济其用，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清，使为两虎之斗。有知县马绍愉者，陈新甲时曾使于清，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其一，江北诸将，淮上之师，可收拾山东以联三桂；徐、寿、安庆之师，可收拾楚、豫，以联左良玉。如刘洪起、萧可训、沈万登、李际遇等，皆联络。其一，左良玉如复荆襄，则有窥秦之势；如驻武昌，则由阳逻、麻城、固、颍、徐、宿，可与江北指顾相联。其副总兵卢光祖，左营首将，多筹略，乞宣谕之，与高、刘诸镇议认信地，为联络之策。其一，则赵光远，该镇合高汝励等，兵势甚盛，今虽补四川总兵，不尽其用，须改换敕印，授以招讨之职，经略陕西，招集边丁、属卤以塞川口，以复汉中。盖三桂引清兵杀进，其势原猛，江北请将马步可五六万，若四局并举，联络得法，贼不敢出关门一步矣。此外，则巴蜀者东南上游也，顷镇臣龙文光不能守，地方辽阔，须分东西川为两抚两镇，择人而任可也。若巴蜀不保，则湖南绝；夔藩不通，则巴蜀弃，当将楚抚何腾蛟为川湖黔郧总督，俾集议土汉官兵，开白帝之路，提荆襄之衡，黔督可易而为抚也。因松潘一带，以购诸卤，市买边马；招用甘肃诸镇忠勇之士，以牵贼势，是亦一著。蜀之抚镇得人，则俱可图矣。以上诸款，虽多迂阔，然及时联络，处置得宜，天下事尚可为也。不然，则局势涣散，人心瓦解，臣不知税驾何所矣。如臣言不谬，祈圣鉴敕臣部会同吏部，即议施行。《爝火录》上册，189~190页。
上面这一大段话之所以照录，是因为这是弘光朝廷收复失地的全部计划，是其实权人物马士英对“天下之全局”权衡利弊的结果。马士英提出四个步骤即“四局并举”的设想：一、“因三桂以款清，使为两虎之斗”，清朝和大顺交战，坐享渔人之利。二、江北明军收复山东、湖广、河南，与吴三桂和左良玉的军队连成一片。三、以驻武昌的左良玉进攻陕西，或至少堵截大顺军的东下。四、重用赵光远、高汝励等在四川的明将，收复四川，经略陕西。尽管马士英宣称有收复失地实现明朝中兴的愿望，但他这个精心策划的方针的基点是放在依靠清军打败大顺军，而后通过谈判使清军退出关内的幻想上，“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清军从范文程建议入关之日起，不仅抱着取代明朝达到统治中国的既定目标，而且根本没把弘光政权视为谈判对手，“款清灭寇”不过是弘光政权君臣的一厢情愿而已。
弘光政权成立之初，不仅是马士英，几乎所有的大臣都是赞成“款清灭寇”方针的。连史可法也在《请遣北使疏》中，提出同样主张，这与他们不了解吴三桂降清的真相有很大关系。三月下旬，吴三桂重占山海关，“纵兵至永平沙河驿，大掠而东，驻兵关上，移檄远近讨贼，必得太子而后止兵”《流寇志》，卷11，182页。从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求援书信来看，吴三桂本人的确有过联清灭顺的打算。时在北京的明朝官员杨士聪于四月初四听到的消息是：“总兵唐通及吴三桂不服，结营自固，势将西指。”四月二十三日，即山海关之战的第二天，杨士聪在北京听到的消息是：“民间喧传吴三桂与贼遇，贼使人谕降。三桂曰：‘吾父安在？又东宫安在？’李贼出东宫及吴襄于阵前，三桂以计夺之，遂奉之以西。”《甲申核真略》，35页。北京城中的明朝官员听到吴三桂奉太子进京的消息，很受鼓舞。原任御史曹溶自为西城巡视，传诸大臣为崇祯帝发丧，设祭位于城隍庙。五月初一下午，杨士聪又听说吴三桂与清军头目力争，“不令其众入城，止头目同吴三桂护东宫以入，阖城军民大喜”《甲申核真略》，29~37页。
因为吴三桂是在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降清的，而清军为了减少前进的阻力，有意隐瞒了吴三桂投降的真相，使弘光政权完全蒙在鼓里。加上江南明朝官员信息失灵，得到的都是吴三桂大胜李自成的报告。如五月初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吴总兵即将士民挑选二十万，于四月十三日离城十里红花店扎营。闯贼亲率兵马，出北京往山海关，内带总兵吴襄随营。十九日，闯贼兵马到山海关，至城十里，亦在红花店安营。总兵吴三桂出城诱计，闯贼假服，令伏兵于城外十里红花店，大战闯贼，吴三桂得胜，闯贼大败，随将吴襄枭斩。吴三桂率领人马追赶闯贼，至深河驲五十里两下收兵。吴总兵又诈竖抚旗，上书顺民字号，在彼诱贼，一日，又设伏兵埋伏，将闯贼大营攻破，砍贼数万，追赶闯贼至囗宁县，大约四十余里。吴三桂官兵得其辎重不计其数，骡马二万余口，闯贼大败，仍回北京。闯贼将北京城外各关厢放火焚烧，将城外军民人等俱收进城。总兵吴三桂分兵三路行，追贼至通州高碑店扎营。世珩因兵马荒荒，南往之急，其后事未详，不敢乱言。”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28页。张世珩自以为他报告的情况详细可靠，特地表白了不敢乱说，言外之意句句是真，但恰恰缺少吴三桂降清和清军已进入北京城的重要情报。又如五月十六日的一份塘报，从大顺军逃回的兽医张魁明报称：“闯贼于三月十八日攻开北京，贼进北门。至四月十六日出京，往边外招抚吴三桂。至二十日，两兵相遇，闯贼被吴兵杀败。次日又战，大败，闯撤兵入京。至二十七日午时进城，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鞑子来的势恶。闯贼二十八日上殿，叫人满城收拾金银骡驮。二十九日黎明出京，行至芦沟桥，我兵赶上，大杀一阵，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