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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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竟如何；
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小腆纪年附考》上册，395~396页。《石匮书后集？左懋第传》载其《绝命诗》文句与此异，录之备考。其文云：“峡坼巢封归路迥，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这首诗反映了他临危受命义无反顾的赤诚之心。然后“端坐受刑”，与他一起入狱的陈用极等五人和他同时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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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失德武将凶狠私斗（1）
如果说1644年以前的明朝，战争只是这个政权处理国事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到了1644年，战争已经成为它的唯一大事了，而且正是因为一连串的战争失败，导致了它本身的灭亡。继此而后的弘光政权，可以说它就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战争对它来说，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全部事业。对此它做得如何呢？一句话概括，就是对武将失去控制，任其贪与斗。
原来明朝的军队，一部分和清朝作战遭到失败，或降或亡，消灭了；另一部分和李自成农民军作战也屡遭失败，不断地被摧毁了。弘光政权建立后，收拾来自北方的残兵败将和在南方保存下来的一些部队，成了它的作战力量。具体来说，主要依靠驻守长江中游武昌地区的左良玉和长江北部的四总兵即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指挥的明军。左良玉的军队号称百万，实际有二三十万。江北四总兵加起来也有三四十万，总数合计大大超过清军（清军入关时总兵力20万人左右）。然而他们都由不服朝廷约束飞扬跋扈的悍将统率，在弘光称帝之前江北地区就发生了高杰兵乱。弘光帝即位，封左良玉为宁南侯，黄得功为靖南侯，刘良佐为广昌伯，刘泽清为东平伯，高杰为兴平伯，企图以此笼络他们屏障南京，收复失地。结果更加助长了这些武将们的骄横气焰，他们热衷于争城夺地，参与朝廷党争，在各自辖区内掳掠百姓，最后除黄得功一人战死外，全都投降了清军。
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石匮书后集？左良玉传》，谓为“辽东人也”，此依《明史》。他少为孤儿，由叔父养育成人，“长身赧面，骁勇，善左右射，目不知书，多智谋，抚士卒得其欢心，以故战辄有功”。崇祯元年（1628年），左良玉为辽东车右营都司，因与后金（清）作战及调往关内镇压农民军有功，崇祯六年（1632年）即升至总兵官。在后来于河南剿杀农民军的战争中，左良玉因与督抚不合，“缓追养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抚檄调，不时应命，稍稍露跋扈端矣”。至此，左良玉逐渐成为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在与农民军作战时，遇强则逃，遇弱则战。崇祯九年（1636年），明政府命令左良玉和汤九州率军赴河南夹击起义军，左良玉见起义军势大，中途擅自带兵逃跑，导致汤九州部无援败没，“良玉反以捷闻”。次年，左良玉奉命驰援安庆，于途中击败杨四、侯驭民、郭三海等小股农民军，急行军赶到六安，击溃了农民军罗汝才和马守应部。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次要求左良玉入山区援剿，他全无反应，却纵兵劫掠妇女，监军太监力促之，始去，已晚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左良玉率军追击张献忠，挥刀击之，面流血。第二年，张献忠于罗猴山中设伏，大败左良玉，杀死明军上万人，缴获了大量军事物资。左良玉虽然打了败仗，由于得到督师杨嗣昌的赏识，认为他有大将之才，不仅没受惩治，在杨嗣昌的保举下，反而升任“平贼将军”，委以剿灭张献忠全权。杨嗣昌没有料到，左良玉兵败而授“平贼将军”，非但没有感激图报，反倒更不把他放在眼中，于是私下答应总兵贺人龙，将来把“平贼将军”之职交给他。但不久左良玉取得玛瑙山大捷，大败张献忠部起义军，连张献忠的妻妾都给捉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杨嗣昌无法兑现对贺人龙的许诺，贺人龙怒气冲冲地把此事告诉左良玉，使左良玉对明朝更加三心二意；以致张献忠被左良玉军紧追不放时，派人送给他大量金银财宝，并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指杨嗣昌）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左良玉因此停兵不追，张献忠得以进入四川。杨嗣昌召左良玉军合击，“九檄皆不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大军包围开封，崇祯帝特别发给左良玉军队15万两犒军银，指望他前去解开封之围。明朝将领虎大威、杨德政和左良玉会师朱仙镇。左良玉见李自成军容甚壮，连夜拔营而逃，造成明军全面崩溃。李自成亲自率军追击，左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明史？左良玉传》，卷273。，愈加显出左良玉一军的贪婪和无能。
开封战后，左良玉成为一条丧家之犬，再也不敢同起义军较量。李自成占荆襄，张献忠下武昌，左良玉皆坐视不救，等到起义军转移，他就报告收复失地邀功。左良玉不遵明朝命令，他的部下多为投降的农民军将领，“亦不尽用良玉法”。北京失陷，他的部下请求趁势拥兵东下，占领江南，左良玉尽出己藏金银财物二三万，散给诸将，才稳住军心。《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75页。
弘光帝即位，“颁诏武昌，良玉不拜诏”。兵部侍郎袁继咸与左良玉有旧，致书左良玉，“言伦序正，良玉乃拜受诏”《明史？袁继咸传》，卷277。弘光帝封左良玉宁南侯，对他保卫南京上游寄以厚望，岂料此举不啻是画饼充饥。
黄得功，弘光政权武将中的一位奇才。他的籍贯，或说开原卫人《明史？黄得功传》，卷268，又说“其先自合肥徙”。，或说顺天人《石匮书后集？黄得功传》，卷38。，或称安徽凤阳灵璧县人《明季南略》，卷1，“黄得功”。，有的还说是合肥人《明人传记资料索引》，657页，中华书局。其姓，一说本姓王《明人传记资料索引》，657页。；而名号则尤多，如德功之外，号虎山，或号“黄闯子”，军中呼为“虎将”等等参见《明史》、《石匮书后集》、《甲申朝事小纪》、《小腆纪年附考》等资料。他的长相“貌伟胡髯，两颐倒竖，膂力绝伦”。黄得功年少时以在池塘里养鸭子为生，不知什么缘故，鸭子数量天天在减少，眼瞅着要光了。黄得功怒不可遏，把整个池塘的水都戽干了，最后捉到一条好几尺长、五寸粗的巨鳝。他把这条巨鳝煮熟吃了，不过为了解除心头之恨，谁知吃下去之后，体格很快变得魁梧起来，洗澡时一下就把手巾拧断了。黄得功鸭子没了，改为赶驴驮运为业，贵州举人杨文骢、周祚新于浦口雇他赶驴驮运北上，途经一座深山时，前面突然出现了六个拦路抢劫的响马，杨文骢和周祚新两个人都娴熟武艺，准备与响马交手。只听黄得功大喝一声：“公等勿动，我往对付他们。”他一手挟驴，一手提行囊向响马扑过去，这些响马看到他如此勇猛，大吃一惊，慌忙乞求他住手。黄得功不听，他们只好一起跪下说：“老兄真英雄，我们甘拜下风，千万别伤了义气。”黄得功这才停止扑打，说道：“我不愿为此伤和气，只要放我们过去就行。”响马们请教他尊姓大名，黄得功不愿回答，被一再追问，随口说道：“姓黄，人们叫我黄大。”响马们又要送他银两，黄得功坚决不受离开。杨文骢和周祚新看到他如此英雄豪爽，一路上拿他当作亲兄弟对待。南返时，这两人又把路上黄得功如何力大无比慑服响马之事告诉了马士英。马士英派人找到他，花钱为他娶亲成家，还找人教给他兵法。马士英任凤阳总督，就让黄得功在他手下当管旗鼓的军官。
黄得功擅长骑射，他经常叫士兵头顶铜锣作为箭靶，射起来百发百中，“众呼为小由基”。每当冲锋陷阵时，他常乘一头黑驴，手执双鞭，各重三十斤，所向披靡。
这位“虎将”，早年在辽东曾为经略麾下亲军，累功至游击。崇祯九年（1636年）升副总兵，分管京卫营。崇祯十一年（1638年）率领禁军从总督熊文灿镇压农民起义军，以破“贼”功，诏加太子太师，署总兵衔。后来与张献忠部农民军作战，虽擒斩颇多，自己也被箭伤面《明史？黄得功传》，卷268。
弘光失德武将凶狠私斗（2）
崇祯十七年（1644年），黄得功已年逾六十，尚能纵马飞腾，如履平地。一次追击农民军，涧阔数丈，鞭马一跃而过，撞涧边岩石，折断胳臂，犹擒杀无误。崇祯帝为此赐之医药，录其功封为靖南伯《石匮书后集？黄得功传》，卷38。“甲申之变”后，明朝灭亡，黄得功带兵南下，弘光政权建立，以史可法的推荐，收为四镇之一，封靖南侯，辖滁和，驻庐州。四镇的另外三镇为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三个总兵，各镇一方。督师史可法对高杰有些不放心，恐其“跋扈难制”，命黄得功驻仪真，暗中牵制高杰。
在江北四镇中，黄得功的部队军纪稍好，他驻扎仪真，“治军严整，商民便之”。另外，他是唯一能尊重朝廷的武将。史可法督师江北，按明朝旧制，总兵官即使封侯，也要戎服朝见，于门外行礼。在谒见史可法时，黄得功表示要照老习惯行礼，刘泽清、高杰、刘良佐以他们现已封伯为理由都不同意，黄得功不理会他们，戎服先入行礼，其他三人不得已，只好跟着施礼，“于是知（黄）得功勇而知义”《明季南略》，卷1，“黄得功”、“刘良佐”。
刘良佐，字明辅，大同左卫人，或谓陕西人。他和高杰最初都是李自成的部将，高杰护内营，刘良佐护外营，以后都投降明军，当上总兵官。刘良佐骁勇善战，喜欢乘一匹花马，故世号“花马刘”《石匮书后集？刘良佐传》，卷38。崇祯帝死后，他兵溃南下，南京明朝官员欲迎潞王朱常淓为帝，刘良佐同凤阳总督马士英、总兵刘泽清、黄得功、高杰送福王朱由崧至仪真，武装胁迫南京官员拥立福王。刘良佐因此受封广昌伯，专辖凤、寿，驻临淮，为江北四镇之一。
刘泽清，字鹤州，山东曹县人。他长得“白面朱唇”，颇似清秀书生，“将略无所长，惟声色货利是好”。刘泽清早年因平定孔有德登州之乱，升为总兵官，镇守山东。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围开封，他率5000兵渡黄河救援，只打了三天仗，就擅自拔营东撤，渡河时士兵争抢船只，“多溺死者”《明史？刘泽清传》，卷273。甲申年（1644年）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