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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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权力无疑是人类创造的最得意而又最无奈的“孩子”,一对非常特殊——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互不服气,又谁也离不开谁的“孪生兄弟”。
谁是老大?一直是这对同床异梦兄弟争斗的焦点,也是他们之间永远无法和谐的伤痛病根。
金钱说我是老大,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这个世界离开我们一天也玩不转。
权力说我是老大,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象征,百姓的衣食父母,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就会变得没有秩序,乱得不堪收拾。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在哲学界老掉牙、谁也说不清楚的命题。就像高官傍大款,大款傍高官一样,理论上都无法做到泾渭分明,现实生活中就更难以得到一个准确的定义。
人们说,慕绥新受贿千万,与其说他傍大款捞钱,莫不如说他在寻找一种感觉,一种领袖人物般的那种舍我其谁、万富朝拜,君临天下的感觉。
我想此刻,大款们一定在背后窃窃私喜地笑了:你们看哪,我们的“弟弟”穿着我们送的名牌西服、开着我们送的宝马,在为我们做广告呢?
既然双方互不服气,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既然两斗则伤,两和则旺;那么为什么不适应形势,创造出一套“双赢理论”呢?既然是创造,就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的核心就是:“责任心”让位于“虚荣心”。
于是,慕老大的“双赢理论”应运而生了,他也在自己高妙的理论中,变成了一个多面人生的怪物……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这不仅仅是老生常谈。
专案组与慕绥新第二回合的谈话开始了。
慕绥新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也是虚荣心极强的人,而无论是责任心,还是虚荣心,他们拥有共同的本质: 就是要使别人注意自己。慕绥新作为一个高级干部,长期培养出来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那就是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面对什么人?几个人?他都要保持着一种永远是中心的身价……这就意味着他不仅要使别人注意自己,更要尊重自己。
第二次谈话,慕绥新没有抢先发言。他不知是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以免陷入被动的困境;还是已经把哪些应该说,哪些不应该说,说到什么份上的顺序与程度,早都在大脑中过滤了一遍,就等待专案组的询问,然后他一一给予解答。这样一来,他的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可以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问题都拒之门外,有利于自己的问题发展发挥。好处是变被动为主动,能够处于主动位置应对一切,并及时掌握办案人员到底了解多少情况。也可以避免言多有失而暴露目标。
冷场!可怕的冷场!对峙!意志的较量!在这种对峙中,专案组很快就猜到他的心理。那就是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不准备认识问题了。其实是他害怕出现第一次那种说与不说,拿不准的痛苦。
为了打破这种寂寞,以满足他的复杂心理,办案人员故意抛出了一个“氢气球”: 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慕绥新暗暗窃喜了: 其实专案组这一招,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玩这种“小把戏”。那就是我国在全民除四害时,创造出来的办法: 先用小棍支起一个筛子,在筛子下边撒一点小米粒,然后躲到隐蔽处,把连接小棍的线掌握在手里,单等嘴馋的麻雀,或者饥饿无比的麻雀自投罗网。然后拉线的手只要轻轻地一动,棍倒筛落,那个麻雀就成了网中之鸟。他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于是,他马上承认与私营老板刘宝印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说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他回答得非常巧妙,他的女婿、女儿都跑到国外去了,是没有办法找来对证的。他知道与他非常亲密的刘宝印早就进去了,也知道刘宝印这种暴发户的素质,就他那两把刷子,根本就不是精明专案组的对手。不用说他架不住专案组的狂轰滥炸,就是一招“杀手锏”,反复打“攻心战”,交代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他贿赂干部,主动坦白了,可以宽大处理。不说,把他抓进监狱。他就会尿裤子全都说出来。为此,慕绥新说女婿都与他结清了,那不就万无一失、相安无事了吗?
“责任心”与“虚荣心”的异化(2)
他认为他的回答和解释非常高明,就像开茶馆的阿庆嫂,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他暗暗庆幸自己准备得充分。言之意外,我早就把旧账结清了,那就没有什么事了?
他不是瞧不起专案组,但是他低估了专案组。他这么笼统的一推六二五,岂能蒙住专案组的眼睛?于是,专案组提示: 他给你多少现金?有没有存单?有没有卡、美元、手表、金寿桃?无疑这些都是从慕绥新手上过过的东西,他可以说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他无法否认他熟悉并拥有过这些东西。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这些物品的提示之后,尤其是画龙点睛的“金寿桃”,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妈的,刘宝印尿裤子了!但他不得不暗暗吃了一惊: 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他不少证据,甚至很细,细到了金寿桃。他感到人生的确是一场游戏。幸亏他有先见之明,把这些东西都推给了女婿。当然此刻,他不得不与这些专案组的年轻人,做着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慕绥新知道这种送礼与以前的交往,以及在官场上当官的给他送礼不一样,那些基本属于“体内循环”,这是明显的体外“注入新鲜血液”。当他有一天认识到其实质是一样的,是属于更大范围内的游戏时,他敢于收这些人的礼了。况且,他自认为没有违背“游戏规则”。眼下尽管他的日子不好过,已经危机四伏,他还是想控制在游戏规则之内,陪专案组的小辈们玩下去,不过,他不希望这次再把游戏演砸了。
没有了“靠山”的刘宝印彻底蔫了金寿桃,这可能是慕绥新收受贿赂中最不值钱的玩意,最体验不出价值的东西,如果明码实价才5888元。但是在慕绥新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金寿桃更令他怦然心动的了。这是因为刘宝印在沈阳某宾馆吃饭时,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给新妻平晓芳的。换句话说送给他们的。这个金闪闪的金寿桃,虽然不大,可送得恰到好处,送到慕绥新心坎里去了。如此说来送礼是一门大学问,你所送的东西,对于高官来说不在于贵贱,而在于是不是投其所好、恰到好处?能不能把握准收礼人的脉搏?则是送礼人的关键。否则,你就是送一座金山、银海,也不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慕绥新记得他到沈阳工作后的第一次收礼,就是这个刘宝印送的。刘宝印层次不怎么高,形象也不怎么好。刘宝印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主要是靠倒卖走私汽车发的家。慕绥新当副省长主管政法时,省政协的一位领导同志找到慕绥新说,政协下属的企业在广东走私汽车被扣了,这影响了辽宁经济发展。慕绥新冲那位省领导面子,找到公安部门,要求他们千方百计给予解决。最后还好,这事以罚没方式结局。而刘宝印也没有被关押起来,逃脱了法律制裁。事后刘宝印为了感激领导的关心,请有关的几位省领导吃饭。那次宴请酒足饭饱之后,他看见刘宝印像变戏法一样,拎出了几个礼品袋,笑眯眯地站在门口,嘴里一边说:“小意思,不成敬意。”一边按到场领导的职务高低发放礼品袋。慕绥新说,他刚到沈阳时曾暗暗下过决心,坚决不收受礼品,不辜负党的希望。可当他看到那个比他职务高的领导,顺手收下时,他的虚荣心不允许他拒绝收礼而给领导难堪。于是,他也脸微微一红,放下了自尊心,顺理成章地接了过来。他回到家后急忙打开一看,原来并不是金钱和太值钱的玩艺,只是一套高档进口西服时他那狂跳的心才稳定下来。他觉得是一场虚惊,是自己少见多怪了。这大概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人情”往来吧。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不说送钱,就说送物品吧,给慕绥新送物品的多了,值钱的也不少,然而真正能给慕绥新留下印象的微乎其微。就说手表吧,什么“百达菲丽”、“劳力士”、“梅花王”、“登喜路”、“天子表”、“浪琴”、“伯爵”等等,世界名表几乎应有尽有。价格惊人、款式超前,他们家足足有30多块,足可以开一个世界名表店了。记得在北京王府饭店,他就接受了刘宝印赠送的价值7万元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在沈阳某商贸饭店,他又接受了夏任凡赠送的价值9万人民币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同样在某大酒店,他又接受了王某人赠送的价值16万元劳力士名表一块。把钱变成表,显得很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逐步走向文明的社会里,那么送礼也必须逐步走向文明,用文明和美丽来掩盖那赤裸裸的贪欲。
“责任心”与“虚荣心”的异化(3)
市长的虚荣之泉,欲望之泉,人人都可以开掘。
当然,他的虚荣心与欲望决不值几块名表、几个金寿桃、几张名画,他的虚荣与欲望很大很大。他在与办案人员交谈的时候,也非常奇怪地说:“是呀!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都非常奇怪,现在我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
是呀!你也不缺钱花呀!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呀!各种待遇都有,你为什么还要收人家那么多钱呀!
他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讲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那我也必须讲,因为我没有第二种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途径了。我当时收这些钱,事实上我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他们给我个万八千的要好。所以我非常看重情,而不是钱。在我这里没有说谁给的多谁就好了,表扬几句;谁送的少谁就不好了,批评几句;根本就没有,谁给我钱我都觉得是对我工作的认可,对我的一种支持和信任,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一点上,所以,给我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是老百姓无法理解的一种说法与错误,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与行为。但是,他说这是真的,不信你在我的位置上试试。
慕绥新的意思很明确,他是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尽管慕绥新是根正苗红的苦出身,但是环境可以改变人。环境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一切物体,如同浩瀚的罗泊湖,可以被风干变成沙漠;珍贵的青铜器,可以被锈掉变成灰尘。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也会被环境改变得面貌皆非。
对于慕绥新的变化,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版本。其一说法是从慕绥新骨子里虚荣心就极强,只是物极必反,当官后爆发了而已,这是典型的反动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的翻版;其二说法是慕绥新从升腾那天起,虚荣心伴随着升迁而发展膨胀的,这大概顺应了封建社会官场“官多大心就多大”的规律;其三说法是慕绥新到沈阳后,大权在握,变得无所顾忌而突变的。这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最时髦的现代说法“官多大,代价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