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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审判-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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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令人不可思议,听说“马二爷”的老婆找“大老板”慕绥新了。只要慕绥新哼一声,说知道这件事,就意味着马向东那4万美元是奖励,什么事也没有了,他马上可以出狱了…… 
  “马二爷”真正没有事了吗? 
  2000年7月4日清晨,辽沈各大媒体公布了一条悬赏通缉令: 沈阳市公安局悬赏5万元,缉拿沈阳嘉阳公司董事长刘涌等5人。从表面上看,这则不足千字的通缉令只是通缉一个黑社会头目。谁也没有想到,它已经像一把无情锐利的匕首,挑开了沈阳市公安局与黑社会以及黑社会势力的背后那股强大势力的黑幕,原来刘涌的主子就是马向东。   
  “慕老大”落网之谜(6)   
  这就是事后被慕绥新称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恶毒之举”。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告诉记者,他思谋打击沈阳黑社会势力、稳定沈阳社会秩序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会“拔起萝卜带出泥”,会涉及到马向东、慕绥新,会促进徘徊低迷的马向东案的加速解决,甚至还牵出他的“顶头上司”慕老大为首的一大串贪官…… 
  难道这又是一个偶然? 
  杨加林属于那种政治成熟老练,性格内向沉稳,办事干净利索的老公安。这大概得益于他1946年3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宾县一个干部家庭,父亲从小就言传身教,当老实人,办老实事;也得益于1968年他高中毕业后没有下乡,因为工作需要留在军管会搞材料;更得益于他1983年给市委书记当秘书,1985年5月调到沈阳市和平分局当政委,后一直在公安队伍中摸爬滚打,而这一干就是15年。待到1996年底,他接任常绪武局长主持沈阳公安局工作时,已经身经百战,成为沈阳市的“活地图”、“市情图”。整个沈阳市多少条街,多少个胡同;新旧官场交替,有哪些人事变化;哪条街上新冒出一家什么公司,每个公司背后什么背景,他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自然任何风吹草动也逃不出他那双智慧的眼睛…… 
  远的不说,就说1997年初,他是与慕绥新脚前脚后登上沈阳权力机关舞台的。慕绥新走马上任当沈阳市市长,他执掌沈阳公安局长大印。当时公安局的现状与整个沈阳市的现状一样并不乐观: 个别干警在执法过程中乱罚款,乱扣财物,刑讯时搞逼供;参与歌舞厅、练歌房、夜总会、按摩室等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特别是对“企事业单位”吃、拿、卡、要,执行公务中喝酒、打麻将……公安局在市民中形象最差,曾在市民评比8个参评的国家机关单位活动中名列老八。他一上任就“对症下药”,下令整顿并亲手制定了“五项局规”、“四项禁令”、“六条纪律”。然而,许多市区公安局班子成员已经形成了惯性,仍然一天两顿酒,谁也没有当回事。1997年春节前,于洪分局一位副局长第一个撞到枪口上了: 那天那位副局长下去检查工作,晚上值班无事,被请出去喝酒,结果被人举报,于洪区委坚持留用,市民们也不相信一个副处级干部说解聘就解聘,结果当场被解聘……就这样,短短两年因为喝酒,副处级以上干部6人被解聘,副科长级以上35人被解聘,警察260多人被辞退。如此谁还敢喝酒?继而,杨局长以刹酒风为突破口,全面严肃纪律,并把公安干警违法违纪案件编成警示教育读本《警钟》,每人一册。这样公安局岂能不变成一个指哪打哪,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1999年10月29日,沈阳市公安局赤胆忠心、大智大勇,一举破获了涉案时间长达13年、先后持枪作案43起、枪杀70余人、杀死24人、劫款300余万元的恐怖“3·8大案”,使公安局成为让坏人闻风丧胆的稳定社会的力量。在市民评比中,终于又由老八变成了老大,重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1999年5月14日上午,当昔日混迹江湖的混混刘涌以嘉阳集团董事长的胜利者姿态出现在沈阳市沈河区最繁华的中央路上时,引起了杨加林的注意,陷入了深层的思考……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个6年半前枪击公安派出所所长刘宝贵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惩罚的案犯,这个仅有初中文化,至今写字歪歪扭扭、错字连篇的中学毕业生,摇身一变成为沈阳拥有大专文凭,住丽景花园豪宅,穿进口名牌时装,吃山珍海味,乘奔驰轿车,保镖前呼后拥的富商巨贾,而且他头上还罩上了一层层耀眼的政治光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市民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沈阳南站商会会长、和平区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在沈阳,他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架势,张口称市法院院长刘实为“干爹”,闭口叫法院副院长焦玫瑰为“焦姨”,还时不时人前人后称慕市长大哥,“慕大哥白天不敢保证,晚上保准一个电话就到……”每每兴致高涨、信口开河,令人心生疑窦他究竟是拉大旗做虎皮吹大牛,还是忘乎所以确有其事?   
  “慕老大”落网之谜(7)   
  本来,刘涌已经在沈阳两大黄金商业街之一即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太原街拥有嘉阳公司,如今又得到了令许多商家垂涎三尺的另一经商繁华之地中街24009平方米宝地。他凭什么?凭的就是黑色大皮包里那份沈阳市政府的红头文件: 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沈政地拨字(1999)0051号]。1999年4月20日下发的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文件中明确写到: ……一、 同意将座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央路二段国有土地24009平方米划拨给你单位使用,用途为商业用地…… 
  能在沈阳最繁华的商业区黄金地段,以行政划拨的方式一下子取得开发这么大一块土地的权利,是何等幸运?况且同时还享有: 四费一税全免的“特殊待遇”,其中仅国有土地出让金就值数千万元。批文下达后,沈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对这块地作了评估,认定其资产价值3.5亿元,换句话说,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值资产3.5亿,这背后难道就没有一点猫腻吗? 
  鉴于刘涌乃“背景深厚”的人物,杨加林没有抓到确凿证据,是不能轻易打草惊蛇的。但他已开始了前期工作,他曾于1999年初,先后三次到刑警队下“毛毛雨”。第一次,从思想上引导刑警们认识到黑社会是社会健康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如果不及时割掉,就会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第二次深入一步,使刑警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要能形成黑社会势力,必须有钱有势,在政府内有黑保护伞,因此这场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第三次,他提出从现在开始,马上组织一支精干的专业打黑队伍。鉴于打击黑社会的复杂性,打黑干警心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政治过硬,二业务素质高,三纪律严明,严守机密。于是,中国第一支专业打黑队便成立了。 
  与此同时,刘涌已经在进军中街中连连获胜,应验了他那句名言: 我要看中了,谁也跑不掉。难怪自1995年秋季他看中了“双兴”这块黄金宝地开始,中街就失去了昔日的平静,到处充满了杀机。 
  那次,他到中街玫瑰大酒店去看一个客户,一下车就被中街朝阳街交汇处一角热闹的“双兴”购物中心吸引住了,于是刚刚花50万装修的“双兴”吴经理便倒了大霉。在刘涌指使下,一帮“流氓无赖”先把吴经理暴打一顿,而后便上门辱骂,再往下就偷……结果,就这么“一打二骂三偷”的暴力加流氓手段,硬使吴经理不得不在只得到5万赔偿的情况下,含着泪水拱手交出黄金宝地。 
  随着“双兴”成为“百佳”自选商场第一连锁店,连锁店的邻舍——盛京饭店也恶运不断。 
  本来,刘涌欠盛京饭店30万购房款未交,可由于新经理刘燕一直没有给刘涌开正式发票,刘涌只承认15万,双方因此形成纠纷关系,再加上盛京饭店改造成老边饺子馆后有一个厕所漏水,被刘涌“先斩后奏”,先把副总经理翁玉珠一顿暴打,然后又告上法庭索赔42万,结果法院判盛京赔偿60万,判得盛京饭店员工莫名其妙。刘涌更加有恃无恐,气焰嚣张,指使杀手在中街光天化日之下砍杀经理刘燕、刘淑贤、崔军,其中刘燕伤情最重,满脸鲜血,左面额、右面额、右前臂各有一条8厘米的刀伤,深达骨头…… 
  1999年2月24日晚5时,中国农业银行辽宁分行副行长范振斌,从银行下班走出不远,突然被一伙持刀歹徒劫杀,将他胸、背、臂部砍扎数刀,歹徒们边砍还边大喊:“看你搞破鞋!看你再搞破鞋……”范振斌高呼救命,歹徒们乘乱坐出租车逃之夭夭。原来一位银行官员没有得到升迁,怀疑范振斌使坏,而搬动了刘涌报复。事后刘涌这个幕后元凶因为与农业银行有业务往来,还假惺惺设宴请了伤愈复出的范振斌。 
  为了垄断烟市场,刘涌又于1999年10月15日上午,制造了烟主王永学群殴致命案,接着又制造了两大黑枭火并案……值得提及的是,1998年6月11日上午9时,三位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管理科的技术检验人员到中街对超市食品、化妆品进行检查,发现“百佳”出售的“嘉乐”瓶装、听装啤酒等一系列啤酒没有中文标志,没有生产日期,违反了国家规定,属于禁售商品,当场进行了登记封存。刘涌亲自出马没有摆平,三位执法人员横竖不吃这一套,于是当他们刚走出店门不远,便横遭一伙歹徒砍杀……   
  “慕老大”落网之谜(8)   
  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案深深刺痛了杨加林。他经过反复分析,越来越感到这是一股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典型黑恶势力,如果这样的案件久侦不破,难以向上级向全市人民交待,这也是他公安局长的耻辱,不把刘涌这一犯罪团伙打掉,沈阳城就难以安宁。 
  但是,打黑除恶不同于过去打击一般刑事犯罪斗争,有其深刻的背景,特殊之处与难度,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上级指示的具体韬略与方法,靠的就是决策人的觉悟和责任感。 
  在这重大抉择的历史时刻,杨加林考虑到对手深厚的社会背景,没有在党组会上提出刘涌问题,而是专门找副局长于凌舜一起揣摩刘涌这个人。交谈是有效果的,两人一致认为,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与线索,刘涌一伙为了达到暴敛钱财、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的目的,胆大妄为,蔑视政府,蔑视法律,纠集一批有前科劣迹的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打手,购买、私藏枪支和刀具,采用暴力手段肆意砍杀,猖狂作案,形成了一个成员相对稳定、组织较为严密的犯罪集团,已经完全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特征…… 
  鉴于这个案子非同小可,杨加林决定亲自指挥,选出三名侦察员采取超常规方法与手段,在绝密状态下进行侦察。 
  2000年5月25日,一次专题研究会议在刑警支队悄悄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杨、于两位局长,还有刑警支队长李凡、副支队长宋晓晶、反暴大队大队长傅旭、中队长潘勇,共6人。与会人员一律不能做记录。会上,宋晓晶、傅旭、潘能,汇报了这起侦破难度大,又不能暴露身份的案件的进展,通过案情分析及利用技术手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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