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的死亡笔记-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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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如你所说！”他笑道，“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不阳光不健康，才选择做这一行。最起码能给自己疗伤！”
“那么，你属于哪一种情况，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怎么对别人感起了兴趣？”他笑问。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嘛，不妨让我以此借鉴一下。”
“谁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去！”他笑道，“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会不同，对其他人没有参照的价值的！所以，别人的经历只能是别人的，没有可复制性，我从来都不相信，能通过别人行为达到相同的目的！”
我有意跟张德生谈到过去，但他似乎一直回避这个话题。
“听说，你跟我们公安局的林显著副局长是同学？”最后，我不得不直入话题。
他怔了一下，然后笑着问：“你怎么知道的？”
“听我师父说的，他说他也是你的同学！”
“你师父是谁？”
“钟任之。”
“哦，老钟！”他笑了，“很久不见了，他还好吗？”
“他很好，现在去了大学教书。”我把师父的事说了一遍。
“教书很符合他的性格！”他笑着说，“我们那么多同学中，数他最单纯善良！”
“听说当年，你们的感情最好！”
“是的，我、林显著，还有你师父钟任之是最好的朋友。”
“那么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们在同一个城市却不怎么往来呢？”
“主要是太忙！”他干咳了一声，有些尴尬，看来这个问题击中了他的要害，“而且，我们很早就分开了，此后一直没有见面，我都不清楚他们在哪里！”
“但我听说，你见过了林显著，两人还闹得不愉快！为什么会这样？”
“看来你的消息蛮灵通的！”他笑道，“是不是在刻意打听我的事？是什么让你这么感兴趣呢？”
“我说过，想借你的经历来参考一下呀！”我笑道。
“这样的事情也有参考价值？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虽然不知你所为何事，但如果不说，似乎会让你心有不甘呀！”他笑了笑，说道，“这样也好，对于我来说，需要向别人倾诉，也希望你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其实我和林显著是情敌，读书时俩人喜欢过同一个女孩子，我后来败给了他，退出了这场三角恋情，两人为此还翻了脸！那是因为我的原因，是我缺乏大度，没有保持体面地退出。后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主动找到了林显著，想缓和两人的关系。但当我找到他时，却得知他们并没有在一起，而且我们的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当时认为是他的原因，于是很生气，跟他吵了几句，俩人不欢而散！
现在我很平静，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什么样的结果都可能发生，不需要太过于诧异，更不能把所有的不遂推到别人的头上，如果一定要找个原因，只能归结为命运多舛，需要我们平静地面对！”
听他这样一说，我竟无法再追问下去。
离开那里后，我把张德生的头发送到检验中心，让人做一下DNA比对，想知道他是不是去刘安心家里那个人。不过送去时，我心里并没有抱什么希望，我想这是因为张德生说了那番话的缘故！
下班后回到家，谢小婷已经做好了晚饭，在家里等我。
高原也回到了家，他通知我，庭审可能就在这两天，让我做好准备。
“没什么需要准备的。”我说，“我会实事求是，能回答就回答！”
“那好，我们现在就将庭审中将会遇到的问题进行一下练习。”高原说。
随后，高原讲了一大堆，我却没听进几句。——大部分于我似乎并无多大关系！
“把握大吗？”我替他担心，“如果不能提供新证据，翻案的可能性就不大，毕竟这件案子当时的审判，是允许有罪推定的，不像现在，疑罪从无！”
有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指在假定嫌疑人有罪的基础上，收集对其不利的证据，用以证明其犯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诉讼制度。这种制度的弊病，是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嫌疑人就要遭受牢狱之灾！而疑罪从无，要求的角度正好相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指证嫌疑人，那么罪名就不能成立！二者的区分，在于找不到证据时，该不该由嫌疑人来承担责任。
“这就是现在制度的好处！”高原信心满满，“我调查到了一些新情况，足可以颠覆原来的证据！你就等着瞧好了！”
庭审在第三天进行，我跟汪队长请了假，去了法院等待传询。因为证人是不允许旁听案情的，我被安排在法庭旁边的休息室里等待。
一个把小时后，工作人员走了进来，示意我进入法庭。
“我们的证人，是一位从事法医十多年的主检法医师，他曾经参加过一千多起刑事案件现场检验分析，其中包括几百起命案现场的尸体检验工作，可以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医工作者。”我听到高原在辩护席上说，“他将从法医专业的角度向各位解释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说本案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受害人！”
我走上证人席，向法官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看旁听者，此时竟意外地发现师父钟任之、裴仁和林显著坐在那里，几双眼睛此时正盯着我看！
第一百四十二章 激烈的辩论（一）
张贵生和张贝贝也到了场，正坐在邻近高原的旁听席上朝我点头示意。
证人席正对着法庭的大门，阳光从那儿照射了进来，显得格外刺眼。
“我们想询问证人，你是用什么身份来法庭作证的？”公诉席上有一名女公诉人员问道。
她的用意我很清楚，如果我以一个法医的身份来做证，则需要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或者审判机关指令或聘请，私自检验鉴定不符合法律程序，是不能做为证据的；如果我以个人名义做证，他们将会审查我的专业资格，以判定证词的份量是不是够重。
我看了一眼师父和林显著，他们坐在旁听席的角落里，背面的光将他们的脸衬得很模糊，看不清表情。
“以个人的名义做证。”我答道。
“那么请证人陈述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女公诉员说。
“本人毕业于医学院，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试，被分配到原籍地禅市公安局从事法医工作七年，四年前调入本市。”我先讲述了自己的工作简历。
“请证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及专业资格证书。”
因事前高原跟我说了庭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对公诉人的要求提前做了准备。我拿出自己的大学毕业证和法医证书，递给了法警。法警将证书分别拿给法官和公诉人员进行了审查。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质疑证人的业务水平。”女公诉员在看了证书后还是说道，“我们未能看到他的鉴定资格证书，也没有单位的工作经历证明，对这样的证人，我有义务提请法庭注意他的证词效力！”
还没有进入主题，较量就开始了！
“证人请如实陈述自己的证言，讲假话、隐瞒事实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听明白了吗？”审判长对我说。
“听明白了！”我回答。他问的这句话我不知对犯罪分子说了多少遍了，没想到今天居然问到了自己的头上。
“辩护人可以开始询问证人了！”审判长对高原说道。
高原跟坐在旁边的张贵生说了几句什么，便站起了身来。
“我们都知道，在所谓的张宝山杀妻案中，侦查机关找到了一些血迹，成为了说明王秀珍死亡的依据。按照侦查机关的思维，是张宝山在杀害妻子时，把血迹抛洒在了墙壁上，我想询问证人，假设这个推论成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高原问道。
我突然明白，高原要我出庭作证，其实并不是想得到什么结论，只不过是为他的下一步辩护打好铺垫而已！
“从现场的血迹判断有人遇害，通常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我说道，“第一，地面上的血迹应是受害人的，并且都是受害人；第二，出血量必须达到致人死亡的程度；第三，现场的血液必须是受害人遇害时流出来的。”
“这三个条件是‘并且’的关系，还是‘或者’的关系？”
“是‘并且’的关系，三者必须同时成立。”
“按照你所说的，是不是可以总结为：如果有人受害，受害人在案发时必须出了大量的血？”为了让所有人都听明白，高原用简单易懂的话重复了一遍。
“从血迹来推断死亡是这样。”我点点头，“但如果反推就过于片面，毕竟除了出血过多，还有其他的死因！”
“好，那么让我们先来分析流血过多这种情况。”高原说道，“这也是本案侦查机关得出的死亡原因！”
所有人都看着他。
“本案中，侦查人员就现场的出血量做了侦查实验。”高原拿出一份实验报告，在手里晃了晃，“实验的结论是，现场的出血量不能致人死亡，也就是专家证人刚才所说的第二个条件不能成立！当然我们还可以推断说，可能是凶手打扫了现场，清除了大部分的血液。然而，我们的证人还可以证明，现场的血迹不一定是在王秀珍失踪时留下的，也就是第三个条件未必成立。证人，是这样吗？”
“是的！”我答道，“现场提取血液的地方，被涂上了一种特殊的墙漆，这种墙漆能把血液滤干，使其保持着原来的新鲜程度，我做过实验，从表面上看，无法区分是什么时间遗留上去的。”
我停顿了一下，让法庭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思考的时间。
旁听席上传来了窃窃私语声。我看了看钟任之，他也正在看着我，赞许的点点头。林显著则坐在那里，脸色很难看。
“所以，你刚才所说的第三个条件也不成立是吗？”
“是不一定成立！”我纠正道，“我的墙漆实验，也无法肯定血迹是案发时或案发前沾上去的！”
“很好！”高原点点头，“我们专家证人的严谨态度，让大家看到了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是多么慎重！这种慎重无论是对失踪者，还是对嫌疑人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有人说，法律不外乎人情，不应该仅仅是冰冷的条文，还需要体现出人文关怀！我们希望公权机关在这一点上，也能多替当事人想一想！”
高原巧舌如簧，让我暗自佩服。
“我还想问证人一个问题。”高原继续问道，“对于现场血迹，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确定为失踪者王秀珍所留？”听得出，他一直在尽量回避“受害人”这个词，而称呼王秀珍为“失踪者”。
“严格来说，这需要用到DNA检验技术，只有在现场血迹与失踪者的DNA数据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确定。”
“如果无法得知失踪者的DNA数据呢？”高原解释道：“既然已经失踪，当然无法得到检验的生物样本了！”
“获得生物样本，可以有多种途径，只要是失踪者之前留下的毛发或体液，都可以当做有效的检材！”
“可通过案卷查阅，我并没有发现提取到这样的检材！是侦查人员的水平不够，还是有意这样做呢？”高原带着讽刺的口吻说道，“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一种有罪推定的办案思维在作祟，首先假设了嫌疑人有罪，一切都围绕有罪来收集证据，故意忽视了无罪证据！……”
第一百四十三章 激烈的辩论（二）
“从一个法医的角度，我需要驳斥你这种说法！”我接话说道，“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嫌疑人有罪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