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吴言-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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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这两句诗是谐谑钱牧斋和柳如是此类老夫少妻的。我若为钱牧斋，柳如叶为柳如是，年龄差距当然没有当年的钱柳那么大。我刚调玻管局时也就三十出头，柳如叶那时看样子有二十二三岁模样，我只比她大八九岁。所谓婚外恋，就是感情上的一稿多投。我第一次见柳如叶，其实就有了到她那儿投投稿的打算——仿佛这小蹄子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出版社，而我则是等待她编辑出版的一部书稿。
柳如叶当时就那样在蓝天大酒店的大厅里微笑着，和几个客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她就转身向电梯走去。直到她闪身进了电梯，我的目光还在像看一部情节扣人心弦的电视剧一样，多情地追随着她。电梯门残忍地割断了我的视线，我当时有种绝望的感觉，不由自主以手残暴地击打我坐的那把圈椅，直至将手击痛。因为视线里没有柳如叶，我的目光陡然黯淡，可很快便又放亮——电梯里走出来的一个人再次吸引了我的目光。莫非又是一个柳如叶？当然不是，这是一个男人。确切一点，是一个外地客商。他当时一边急匆匆地向大厅门口走，一边像拔一支盒子枪一般，从腰间拔出一个物件端到眼前看。我像一个真正的傻逼一样，刚用目光将柳如叶送进电梯，又用目光将这个鸟人迎出电梯——我的目光一直跟着这个人走。因为我不知道他手里端着看的那个物件是个什么东西？
那个物件差不多有一包香烟那么大。客商一出电梯门我就瞥见了他腰间别着的这包“香烟”，当时我的眼光正留恋在柳如叶的“后部”。从后面看，柳如叶更是一副美人坯子，身材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称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我的目光和柳如叶的“后部”一告别，急忙移到客商的腰间来。我以为客商别着的真是一包香烟。当时我见过的最高级的香烟就是那种铁盒装的中华烟（可惜我只是见过，没有抽过），我以为客商别着的就是这样一包铁盒装的中华烟。铁盒中华烟是红盒的，还没见过黑盒的。转念又一想：也许有黑盒的，只是自己没见过罢了。我有点鄙夷这个人：太摆谱儿了！将一盒中华烟挂在裤带上干啥？证明自己是老板？因为只有老板才抽这种高级烟。这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有什么两样：递给他一支好一点的香烟，看看牌子，放到鼻底嗅一嗅，舍不得抽，别到耳朵上。也许这人只有这一包烟，为了显派，天天出门时挂在裤带上。或者只是挂着一个空铁盒。就像我们《紫雪日报》那些记者，省长来了，忙着跑前跑后照相。给省长拍完再给市长、县长拍，再给随从的干事拍。回去后洗好、选出、放大，屁颠屁颠拎着送给县长市长：给县长送去的，一定是和市长的合影；给市长送去的，一定是和省长的合影。可却从不见给干事送——送什么呢？给干事拍照时，相机里就没装胶卷！
我当时正在心里这样“损”着客商，客商已从我身边经过。那包香烟突然像鸟儿一样叫起来，吓我一跳。然后便见那人拔出来一边走一边看。后来我才知这种“鸟儿”叫传呼机，简称“呼机”。也称“BP机”、“屁屁机”。我后来也有了这样一台“BP机”，为了表示对其轻贱，将它称作“土豆”：因为土豆也有四种称谓：土豆、洋芋、山药蛋、马铃薯。
人们对于现代文明，往往持这种态度：一边鄙夷它，一边接受它，就像嫖客之于妓女的态度。
那天我和小牛从车行出来，找一家宾馆住下。服务员告诉我们，他们这宾馆是两星级。进房间后小牛左瞅瞅右看看，然后有点神往地说：“咱们啥时能住一次‘一星级’宾馆呢！”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是装傻，我忍不住笑了：还有比我鱼在河更“刘姥姥”的呢！我鄙夷地瞟了他一眼说：“不是一星级，是五星级！”
我刚换上拖鞋进卫生间洗了个澡，出来时小牛已将我的皮鞋擦得锃亮，并在我自带的水杯里泡上了一杯热茶。我惬意地坐在圈椅上，端起茶杯将嘴唇凑上去，刚吹了口热气，还没来得及喝第一口，腰间那个“屁屁机”吱儿吱儿叫起来。我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拔出呼机，屏幕上显示的一行字是：“陶小北女士请你回电话”，然后留了一个省城的电话号码。这妮子也在省里？我的眸子里像蹿出火苗一样蹿出惊喜之色，下意识地放下茶杯，去抓电话。可一看小牛正伸着一个十分愚蠢的脑袋在看电视，并发出一些比他的脑袋更愚蠢的笑声，我又将手缩回来，扑出去就在服务台给陶小北回电话。
《背叛》吴言
第二十九章
直到和陶小北见面，我俩那种意外的惊喜还依恋在脸上。
陶小北呼我前并不知道我在省里。我接到传呼前，也并不知道她在省里。直到通了电话，我俩才证实对方近在咫尺。
我俩约定在我们共同的母校北方大学见面。
扔下电话，我仿佛已看见陶小北笑吟吟的脸和高唐神女一般婀娜多姿、光灿照人的身姿。下楼时，我高兴得一蹦一跳，就像脚心里装置了弹簧。快乐从心里溢出，到脸上；脸上容纳不下，掉到宾馆大厅光可鉴人的地板上；我又俯身将这种快乐拾起来，捏在手中，出来站在街道上，将快乐高高举起——我打个车，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小北飞奔而去。
陶小北是到省里来参加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的。聚会结束，和同学一一告别，心中升起诸多人生感慨，想找个朋友倾吐一番。小北后来调皮地对我讲，起初并没有想起我，后来她限定了一个又一个条件，我这个“幸运的家伙”才凸现出来。她当时限定的条件是：非老公；非同学；非女性朋友；男性朋友排除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这四个条件一限定，我这个“幸运的家伙”的面容就从她脑海里浮现出来，于是呼我。她原以为我在紫雪，准备和我煲电话，没想到一下竟将我呼到眼前来了，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所以小北称我们的见面是“上天的安排”；我则称其为“历史性的会晤”。我开玩笑地问小北：是不是那种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多少个小时？
小北“排除法”里有一条：男性朋友排除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我问她：“莫非你有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男性朋友？”这句问话里竟含有那种“醋意”。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小北对我说，市政府至少有两个局长，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给她打电话。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挂零。两个局长都是市政府开会时认识的。我们紫雪市是北方一个干旱少雨的地区，市县召开的会议比下雨的次数多得多。有些会阎局长亲自去参加，有些会派副职去参加，有些会随便指定一个科长去参加。小北每次去开会，都能照亮整个会场，就像二百瓦以上的大灯泡，出现在哪儿都刺人眼。小北开会时，不是低着头看书，就是画漫画。她很少抬头。只要抬起头来，一准能发现多束目光正从各个角度向她搜索而来。好比是晚上开会，大会议室突然电灯熄了，那么至少有十束手电筒的光束从各个角度照到小北这儿来。那些目光才有趣呢！有的贼溜溜的，有的像怕生的小孩子一样带点害羞的味道，有的火辣辣的，有的赤裸裸的。有一次一个局长模样的人与她隔五六个座位坐在一排，一手拿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另一只手端着茶杯正准备仰脖喝水。在“仰”这一下前，眼珠子一斜，放出一束目光，向正低头画画的小北偷觑过来。此时恰巧小北抬起头来，敏锐地“逮”住了这束目光。她像武林高手放出一件暗器一般，调皮地放出一个媚眼迎局长的目光而去。两束目光在空中“咔嚓”碰撞，局长哪是小北的对手，当下一慌神，脖子一仰，妄图以喝水姿势掩饰对小北偷觑带来的尴尬。可他在放出目光之后，因走神，本已端到唇边的水杯与嘴巴游离开一点小小的距离，此时慌急间一倾杯，水没有倒进嘴里，却倒进了敞着衣领的颈项里，烫得局长眉头都皱了起来，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
那两个大出小北十多岁的局长，与小北认识，一个是因开会时恰好坐在小北身旁。小北正画漫画，邻座递来一个小纸条：“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吗？还有芳名？”小北心想：还想勾引姑奶奶呢！那就和你玩玩吧！当即扭头风情万种地瞥了那位有点紧张的局长一眼，在纸条背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位局长从此像万里长征的红军刚刚背着背包离开井冈山一样，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给小北打电话。他将小北的电话号码写在一个精心收藏的笔记本上，号码下面还写了一位伟人两句十分平常的话：“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用以砥砺自己。另一位则是有一天突然给她打来电话，那个电话恰好是我接的。对方用温和中带有一丝讨好意味的口气说：“请找陶小北听电话。”小北狐疑地从我手里接过听筒，与对方通了话都不知是何方神仙，哪路诸侯。对方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之后，小北才知是市政府一个很重要局的局长。可小北与这位局长并不认识。以后这两个局长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电话来。小北说，在他们的百般相邀下，她和他们分别单独吃过一次饭。两人一个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从外包装看，有一股大义凛然的劲儿，又仿佛是坚持抗清的顾炎武。另一个形容委琐，脑袋不大，肚子却不小。坐在那儿，腹间就像搁着一个篮球。从腰腹之间看这个人，有点像纪晓岚。而从形容举止看，则有点像刁德一或者栾平，要么就是引清兵入关的明末辽东总兵吴三桂。小北说，“顾炎武”她不太讨厌，因为这人还算风趣。不过也仅此而已，谈不上喜欢。“吴三桂”她心里其实很讨厌。小北说，这人无趣得很，每次打电话第一句话保准是问她“最近好不好？”她故意说：“不好！”对方一听她带点孩子气的顽皮，竟兀自幸福的呵呵笑起来。挂电话时又总是说：“有什么办的事情没有？”乍听这话，仿佛天下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有一次他忍不住了，引导小北说：“出租车票，吃饭票，总之什么票据都可以拿来，我都可以报销的！”原来他能办的，也就这么些事。小北有点气恼，心想：这不是诱惑姑奶奶上林彪的贼船嘛！那样姑奶奶有一天和你做爱时，身下都仿佛铺着一层出租车票，最大面额才是十元——不是找着“犯贱”嘛！这些想法小北当然不会表现出来，有一次还逗对方：“买皮鞋的票可以报销吗？”对方马上说：“当然可以啊！”话语中有一种喜出望外的味道，仿佛小北真要在他那儿报销一双皮鞋。可接着又说：“不过最好开作烟酒，或者笼统写为纪念品、办公用品。”
小北最后又说，况且若她和“吴三桂”有什么瓜葛，那她自己不成明末苏州名妓陈圆圆了吗？虽然陈圆圆曾“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但她还是不想成为这个晚景凄凉的玉庵道士。
那天我和小北坐在北方大学校园外一条小街一个雅静的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漫无边际地说着话儿。小北说她上大学时常钻进这条小巷吃零食，这条小巷的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