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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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的女友被我说得灰头土脸，直骂我小小年纪如此世俗、刻薄。
我说我肯定这样做学问的人不会有什么大发展，看看我们秋雨兄，学着点！
女友更加沮丧，说，不是谁都有余秋雨那样的灵气的。
有时会想，这难道很难吗？一个人做所谓的学问，怎么可以投入成那样，一整个脑瓜里有九成以上的空间被作品目录、作品章节、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占满，而这些都是打作家一活着或者一死掉就客观存在的呀，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经年不变的，惟一可能变化的，是有人终其一生考证到这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完成不在1818年，而在1819年！或者那位作家暗恋的不是他表妹，而是大他三天零四个小时的表姐！
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岁数，不应该还这样刻薄去描述一些人的“生态”，所谓人各有志，你管人家，人家乐意。但是作为“灵魂工程师”的师长，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青年学生是不公平的。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在我的求学生涯中，讲台上一些老师总是对着几年甚至十年都不变的讲义照本宣科的“治学”态度，完全败坏了我对“学问”的兴趣，让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把“学问”和那样的形象连在一起，真个是吓着我了，也真个是毁了我的胃口。你为什么不能有更好点儿的方式、方法呈现给我，让我也有好那么一点点的开头，让我现在还能感激你一下？那是多么的不应该啊。所以也总想要攻击一下。
也总想要背着余秋雨老师，表示一下我的敬意和感激。真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骨子里的东西是本能地呈现出来的，如果不幸遇到一位方式、方法上相反的师长，很可能这个人整个的生命力都要给打击得塌掉了。而我实在是太幸运，不仅感觉到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还真把这样一位对路子的导师给找着了。余下的事，就是如何学着他的方式、方法，把原有的自己修正和扩张好。这种肯定的前提下的成长走势，让人高扬欲飞，无比自信和不被压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戏剧学院，各种艺术活动还是不少的，导师们精心为我们规定和争取所有的项目，合力要把我们拉出书斋，推向当前。
没有逃学的日子赶上并且印象深刻的有——
观看了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所有的演出，刚好多数的演出都安排在上戏实验剧场。那些日子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许多早就熟读过的莎翁剧本中的人物和声音，一下鲜活在了舞台上。每天都是一次期盼。记得一位导演系的女孩对我说，真好，学校就像在过节。
就是那样的感觉，有好戏看的日子像在过节。那样的氛围令我无比怀念上戏。
那段日子又翻出余秋雨要求我们必读的《莎士比亚戏剧评论汇编》，再读，再次加入进自己的审美经验，收获巨大。对于西方人怎样评论一出戏剧，尤其怎样用一双后来人的眼睛，去研究几百年前的莎翁剧作，真是让我折服之余又有了嫉妒，觉得人家搞莎翁研究都搞成这样，中国人还搞什么搞。
那样的文艺评论才真正是我喜欢的，像100年前的英国学者昆西的那篇《的敲门声》，麦克白与麦克白夫人借助黑夜在城堡里杀人夺权后，城堡里突然响起清脆的敲门声。这敲门声，把麦克白两口子吓得惊恐万状，也把历来观看此剧的观众搞得心惊肉跳。为什么？这事儿让昆西想了好多年，最终找到了原因：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布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
还有许多，几乎每一篇都有让我要跳将起来的“新”发现，记得那是惟一一次我作摘录最多的读书经历，总是撞到那些放不下的说法与结论，恨不能整段、整篇文章都摘抄下来。那么多好文章归放在一起让我来自学，也是有一次就已经很幸福了。
后来还在余秋雨的一篇文章里，也读到他议论“麦克白的敲门声”的文字，那是相同的阅读经验了。
可惜那两大本给过我那么多快感与幸福的书，也在毕业离开上海时被我当废品卖掉了，再找不回来了。想想都要跺脚；
我们看了那一时期上海人艺的所有话剧演出，而他们又总是演外国优秀剧目，大开了眼界。那时奚美娟、焦晃、野芒这些人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个个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大多数人要从电视剧上才能领教到他们的演技。
最记得看上海人艺演出的张晓风的诗剧《自烹》《桃花源记》，惊叹陌生的台湾还有那么一位“腕挟风雷，出古入今”的“大”女人。害得我好几年里一直在托人从台湾捎点张晓风的剧本回来，心里也曾起过“宏愿”：要写就写张晓风这样的话剧。还因为这个张晓风，我还想着研究研究台湾那边的戏剧的，可惜那时就连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戏剧高等学府，也鲜有这方面的资料。后来一直也没能得到张晓风的剧作选本，倒是直到九十年代，在书店看到一本作家社出的《晓风吹起》，是她的散文随笔选本，巴巴地买了来，想找点蛛丝马迹。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4）
很多人都以为港台那地方出不了什么大作家，尤其是出大气的女作家，而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剧作家张晓风和电影剧作家李碧华，就是挺大气的两位女性作家。香港的李碧华，她的电影《胭脂扣》《秦俑》《霸王别姬》《诱僧》《青蛇》，与张晓风的剧作一样，都是大气而极有现代意识，我一直都在留意。她们都是非常有力地闯入一段古代生活，但绝对不会是“去而忘返”，一去不回。她们最擅长把现代观念深埋进作品的大结构中、人物关系的编排上，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从容，真正是“出古入今”，并且还“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反倒是观众这边，爱看故事的尽可以津津有味去看故事，而爱琢磨点事儿的，立刻两眼亮亮，如醍醐灌顶。完全可以两不耽误。
相对于另一些大叫大喊的作家，我更喜欢这种自自然然、融会贯通的创作姿态。我一直都想把她们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目标；魏明伦的《潘金莲》，也是在学院实验剧场看的，他对潘金莲的重新定位，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恨不得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知道余秋雨老师还专门有言行援助过他。不过对于年轻的、不谙世事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个中的种种背景与艰难有多么了不得，只是觉得：呀，这个人想到了这一点，他还写出来一出戏，他很聪明，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外国戏剧艺术交流，是澳大利亚艺术家演出的《蝴蝶夫人》，记得他们处理巧巧桑杀子的情景，他们让巧巧桑一边歌唱着抒发情绪，一边把一只小孩人形木偶拆卸掉，先是揪下它的胳膊，腿，再揪下头，且唱且揪，直至整个木偶解除。那样的感觉，不是让你流串眼泪什么的，是叫你的心一下一下地难受。
其中的震撼，把我嫉妒坏了，在当时中国戏剧形式花样百出的招数里，我还没有见识过如此具有表现力的——后者总是形式大于内容，两张皮扯来扯去的，总也合不到一块儿去，把自己和观众弄得累死了；从没间断过看学院表演系学生排演的各种大戏小戏，总是吃过晚饭，趿着双拖鞋，就晃悠进红楼或是实验剧场，用挑剔的目光，看表演系那帮家伙入戏入得怎么样。印象中上戏倒是很少排中国戏，大多是外国优秀剧目，总能让学生把才华与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现在看尤勇在电视里演的那些粗汉子，比不上他舞台上魅力的十分之一。最看重的是萨日娜和潘军，好像天生为舞台而生，可惜他们毕业后渺无音讯。萨日娜倒是演过一个种树的电视剧，非常地投入和到位，即使这样，也再没见过她有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潘军演的一个电视，更是把他当小孩了。后来活跃点的郭东临，留下的印象只是我们背地管他叫“郭胖子”。小陈红被认作是小林青霞，刚刚学会在电话里跟导演讨价还价；马晓晴见人就问是不是最近感觉她瘦了点儿。
甚至有表演系进修生听说我在大学里演过话剧，要约我一道排戏，急得我乱摆手，我说我普通话都说不利落，哪敢和你搞表演的同台，我演方言话剧差不多。
有一段时间在心里其实很羡慕表演系的学生，至少还有那么多的世界一流剧作可以让他们去投入地体验一番。看他们在舞台上的状态，如痴如醉，好让我艳羡，还有嫉妒。我以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演戏的幌子下，把自我宣泄得一干二净，把自己调理得十二分的通透。只是多年后才醒悟得到，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迷惘和失落吧，离开了学校这块纯净的艺术土壤，发配前往各处的话剧团、文研所，不要说没有好戏可演，就是连排一出戏也不知多久才有一回。那样的日子里，想起上戏的舞台和老师们的庇护，肯定要掉眼泪的。
一位邀我陪他一起写剧本的表演系学生，有点白俄血统，长得不中不洋，用那时的话说叫“奶油小生”。我们在一起时他总要大骂外面的导演，因为他们只给那些长相粗糙的同窗演戏出镜的机会，他说有些长得粗的人其实心细如针，性格也极柔弱，内在根本就没什么狗屁硬汉气质，可人家天生就长那么张脸，就老能有戏演。现在也是拉开了距离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髦，甚至流行的脸蛋，我们的身边其实到处都潜伏着一些优秀的人才，不要因为未被他的时代认可，就看低了他。而另一些喧哗一时的人与事，也不必盲从和迷信。风云际会，一切都只是瞬时的不期而遇；还有就是三毛从台湾来了，住在张乐平先生家。有人在校园里问我，三毛来了，你不去张乐平家看看她吗。我说我干嘛要去看她。我那时心里还是蛮喜欢她的，在南大读书时，所有人都不知三毛是个什么怪物时，我是第一个在南大书架上发现她的，一下就迷得不得了，到处跟人说三毛和她的荷西。但这次她跑来一口一个要认张乐平作爸爸什么的，被媒体弄得一惊一乍，我就不喜欢了，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三毛。两年后她自杀了，我又后悔那次没去看她。一个那么热闹的人突然就去自杀，肯定不是我以为的那么简单。谁知道呢。女人本来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那年张艺谋携刚完成的《红高粱》去西柏林参赛，途经上海，特意在上戏实验剧场首映。那时全国人民都还不知张艺谋何许人也。我们因为看过他的《一个和八个》，知道他特牛。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5）
电影里还有我们上戏的一个学生，他混在一堆抬轿的汉子中出现，剧场里立刻就鼓掌欢呼起来，还有人狂吹口哨，为上戏加油。
《红高粱》放完，大家疯得巴掌都拍疼了。张艺谋披件军大衣，站在台上粗声粗气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