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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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在山东艺术学院的编剧专业里，也算是个资深的教师了，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一大群学生。回想自己近20年走过的路，我不能不感谢我的老师余秋雨。是他使我从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逐步地走向了健全和成熟的人生。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宽宏大度，他过人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很多一部分甚至已经变成了我必须坚守的人生态度。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余秋雨，起码我还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更多的弯路，起码我现在还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对我的学生们去谈经说道，去讲述艺术的真谛。所以，不管现在有多少人对我的先生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我都是自己反复嘟哝一句话：“先别急着挑毛病，你最好到余秋雨的身边去认认真真地做两年学生，你甚至连傍着名人吹自己的毛病也会改掉！”
跟老师聊天（毕大松）
离开学校后，估计我与秋雨老师的交往与其他同学相比应该算是频密的。在武汉前往黄冈赤壁的路上，在香港维多丽亚港驶向长洲岛的小轮上，在深圳签名售书的仪式上，在很多场合，我们都有过无拘无束的交谈。这种谈话散淡平实，轻松舒畅，老师不显威严，学生不觉紧张，令人如沐春风，心旷神怡。话题虽然天上人间，但聊得最多的还是散落在世界各地同学们的情状。
每次一见面，开场肯定是相互交流各自最新所了解到的有关同学的近况，每当这时候，余老师总是显得很兴奋，而且提示道：“你先说，你先说。”听我讲时，他头稍右偏，面带微笑，身略前倾，全神贯注。听到曲折处也不插话，脸上显出既好奇、意外，又了然于胸的神情。轮到他讲，则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讲事迹是画龙，评得失是点睛，寥寥几句勾勒，某同学在我心目中已经淡漠的印象马上在眼前鲜活起来。讲到高兴处，学生大笑，老师小笑，满桌人为之动容，连庄重矜持的马兰老师也不禁莞尔。马老师也能点出许多学生的名字并经常问及，我想是受余老师的影响吧。
跟老师聊天过程中可感受到他对学生真诚的关爱。谈及某学生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余老师总是给予热情肯定，而对学生的工作、生活及人生坎坷，他总有一份长者般的牵挂。毕业十几年后，我们班同学中真正从事戏剧或其它艺术的已屈指可数，当年在广西的老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聊起他时，虽然爱用“眉头紧锁、忧国忧民”来调侃他对戏剧的热爱和执着，但对他编导的许多好戏，余老师还是赞赏有加的。兴致所至，立马拨通电话天南海北一番，但在电话里却一字不提艺术。现在老蒲已是上海越剧院的艺术总监了，仍能从余老师的言谈中体味他到对这位坚守阵地的“孤独牧羊人”的爱惜。谈及湖南一位刘姓学生因病英年早逝时，老师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切的同情令人感动；有位学生因个性问题与单位领导关系不妥，老师要求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协调，后来知道他自己也亲自出面做了许多工作。
跟老师聊天就像回到学校的教室。老师走的地方多，经的事多，见的人多，看的书多，每次聚会他都会捡重要、经典的部分讲述和点评，有些东西在他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让我们这些终日蝇营狗苟的人求知欲大增。记得一次老师讲了个笑话：说是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在立誓“五年超英”、“十年赶美”，有人问郭沫若有什么目标，郭老犹豫再三说：“十五年争取赶上陈寅恪。”一下子激起我对陈寅恪的兴趣，满世界去找他的书和有关他的介绍，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学生时代那份求知上进的感觉。平时在社会上在单位里扮老练，装持重，自己也觉得累，但到老师面前，可以做一些可笑的事，问一些幼稚的问题，顽皮卖乖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有段时候聊得较多的是盗版。其实，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伤害比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要严重得多。盗版集团越来越规模化、现代化，他们有许多线人，盯住你的一举一动。骚扰电话可打到家里、酒店里，有强逼也有利诱，一句很不经意的话就可能为他们带来牟取暴利的机会。老师总说那些人印书就像印钱。有次我去海口出差，在书店看到大约有七种“余选”，连忙打电话向老师咨询，结果被告之有三种是盗版。在反盗版问题上，老师一反平时宽容随和的风格，态度非常强硬，在多篇文章中义正词严地予以反击。当然我还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与盗版集团既要斗勇，更要斗智。
跟老师聊天是学习，是享受，是一次“精神桑拿浴”，我总是期待和珍惜这种机会。
中国知识界的方向（厉震林）
转型这个概念，是目前中国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但是，它的意义，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领域。其实，它更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和精神的方面。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余秋雨老师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方向。
余秋雨老师也曾经彻夜于青灯黄卷下，著书立说，按照传统文人生活形态，在书斋中安
身立命，成就辉煌巨著，但是，终于有了一天，余秋雨老师感觉如此继续做下去，可能会产生知识的失效，产生一种重复怪圈，必须走出书斋，到文化和历史的第一现场，亲自触摸知识生命的原生态，寻找学术灵感，然后回到书斋，重新著书立说。
这走出的一步，对余秋雨老师是一小步，但对中国知识界，却是一大步。
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较为缺少田野调查精神，在书斋里，在前人的材料中，东抄西抄，剪剪贴贴，做些所谓“学术”。自然，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难度很大，很容易失却鲜活的学术原创力量，而成为“掉书袋”学问。
余秋雨老师的走出，并不是否定这种书斋学问，但是，中国这样的学问家太多了，需要出现像余秋雨老师一般的学者，到原始的知识现场，给中国文化研究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师出走得早了一点，许多人便不习惯，原有学术生态受到冲击，于是议论纷纷，但是，并不奇怪。
正是因为接触了知识现场，余秋雨老师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实气息，形成文字以后，便与大众对原创的知识渴望产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师的文章，成为社会文化“圣经”。余秋雨老师又将自己的考察思想广为传播，让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应该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终是为大众服务的。
沙龙式的学者，又不习惯，于是，同样议论纷纷，但是，同样并不奇怪。
余秋雨老师的一步，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将会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1）
一
余秋雨先生与湖南有缘。这种缘分首先体现在他对这方山水的喜爱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师来长沙招生，在考场上我们相识。自此之后，我记得他来过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来，约有十余次。每次讲学、授课之余，他亲历三湘四水，前后到
过长沙、岳阳、韶山、张家界、郴州等地。据我所知，除了他的故乡和长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来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对湘地山水风情、文化蕴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于心的情结，于是便有了两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写洞庭湖，写岳阳楼，写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于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后者写长沙的岳麓书院，那是先生心中的圣殿，他曾多次拜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过，聆听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从“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谒岳麓书院写起，牵出了他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的绵绵思绪和深层思考，历史与现实交融，古人与今人对话，景物与情感相撞，从延绵千年的庭院，读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格和灵魂。
这两篇文章的确是两篇散文佳作，对读者的影响颇深，对这几处文物和景观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阳文化界的朋友告诉我，不少来岳阳的旅游者和考察者，都会提到《洞庭一角》。笔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参观岳麓书院，虽然他们的职务和职业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美国，洛杉矶湖南同乡会邀请我们出席新年联欢会。会上，我唱了一曲家乡的花鼓调《刘海砍樵》，远在异乡的家乡人得知我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便围过来打听余秋雨老师的情况，几位教授和画廊老板，还与我谈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说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别之时，含泪相约，来年同游岳麓书院，再聊秋雨散文。
作为学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过程中发现，他对湖南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名人相当敬仰。他在讲学和文章中对湖湘文化深怀敬意，对屈原、朱熹、张轼、王阳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杨昌济、齐白石、田汉、欧阳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遗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写文章，他教我不要脱离湖南的文化传统；思考问题，他要求我必须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础。前不久，因创作一位湘籍艺术名家电视连续剧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诫我，要写出湖湘文化的影响，从中看出湖湘文化的积极意义。其实，无论是从余老师的散文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还是在众多文化活动中显现的人生态度，都可以觉出作为湖湘文化重要内容的“经世致用”和“忧患意识”对他的重大影响。
余秋雨先生不仅喜爱湖南的山水和人文传统，还对湘菜情有独钟。每次来湖南，他都要与学生们聚会，每次都提出吃湘菜。作为江浙人，他不仅不怕辣，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们领他去吃湘春楼的名菜水煮活鱼，坐了半个小时的车，来到长沙郊区株易路口，走进简陋的小店，品尝一大脸盆鱼，吃得赞不绝口。也许是吃出了味道吃上了瘾，他在北京、上海、深圳也经常点湘菜吃，湘菜成了他最喜欢的菜系之一。前年去上海，先生请我吃饭，宴设假日大酒店，点的是满满一桌湘菜。去年去深圳，几位学生一起去看先生，他与夫人马兰商议，还是在一家湘菜馆请我们吃饭。我们来到华侨城边上的一家饭馆，先生说这里的湘菜最正宗，进去之后，饭店的老板和服务员与他们夫妇很熟悉，“余老师、马老师”叫个不停，很是亲热。点菜时，根本不用菜谱，他如数家珍地点了一大桌，还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今日不巧，店里没有新鲜鱼头，吃不到最有味道的酱辣椒蒸鱼头了。
余秋雨老师在《千年庭院》的结尾处写道，“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