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用人之道 作者:可致一-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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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升迁是很重要的,经营者适时地提升员工,最能激励士气,也将带动其他同事的努力,因为人都是有进取心的。在二次大战前,松下公司在人员的编制上,分为一等社员、二等社员、三等社员及后补社员四级。有一次,一位后补社员到松下办公室来说:
“自我入社以来,已服务了相当长时间,今天公司的业务也已进入了轨道。现在若让我有三等社员的资格,我将感到很光荣。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接到升级的命令,如果是我的努力还不够,那就请对我多加指导,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但是不是你疏忽了那升迁的委任书呢?这样会打击我的的积极性的。”经他这么一问,松下调查有关的人事,才发现正如此人所说,疏忽了这人的升迁手续。因此亲自把三等社员升级的委任书授予此人。松下对于这个人直率的申请方式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另外一个人透过他的上司申请辞职。由于并没有很清楚地说明辞职的理由,所以也不清楚他辞职的原因,不过好象是因为觉得人事的升迁不公平。
主管都希望在人事方面能够公平无误,但人事的升迁,毕竟是由人决定的。要百分之百的公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会对人事有所不满或疑问,也是正常的现象。每个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也不同。默默地把疑问和不满放在心里,也许是一种办法。但把不明白的地方,直率地讲出来才是最理想的。因为那样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才能够安心的工作。
如果把不满放在心上,也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不仅自己烦闷,还会影响到工作效益,也得不到好的结果。总之,自己应该对工作有充分的信心,若有什么不满,都应直率提出。而经营者也要注意,如何让属下能更容易地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好的则虚心接受,不好的也不要对属下有其它的看法。另外,还要注意人事的委派。
在接受派任时,应先考虑自己的资格适合性,而不是职位的高低。
影响公司或商店的经营成败,最大的就是人。
在日本,对于人才适合性的要求和选择,已有相当的认识程度。但意外的是有很多公司的课长、部长甚至社长,都不太合乎这个原则。或许是由于封建制度所残留下来的陋俗,也或许是照年资来调动人事所致。
在艺术界和体育界,够不够资格,有没有实力,一试便知。但在实业界,却不太容易分辨。前者可以以胜负来判定资格。但在实业界,连一个比赛胜负的场地都没有,也就很难以成败论英雄了。
比如说公司的课长,都是经过一番资格评定和选择,才委任于课长的职务。但遇到自己不能胜任工作或犯错的时候,是不是会对自己的资格适合性,做一番判断和反省呢?一般来说,若有人说:“请你做课长吧。”大都是会接受。或许也有人会这么说:“不,以我的能力来当课长是很困难的,我对于目前的工作非常满意,所以并不接受课长的职务。”但我想这么说的人,是占很小比例的。因为在日本认为课长比职员好的想法是很强烈的,每一个职员都想升迁为课长。
在美国,若有委派较高职务的情况,十人会有九人欣然接受。也有人在考虑之后,会认为这么高的职务虽然不错,但自己以非常适合目前的工作,而且对公司也有较大的贡献,他会断然拒绝。
日本和美国的国情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于资格适合性同样是有区别的,并进一步互相讨论,这在人事委派上是必要的。
关于人事的安排问题,对有功的人应颁给奖金——而不是地位;地位应颁给那些具有相称才华的人,但有时功与才华是相应的。
随着事业规模的扩大,即或能力俨如超人的董事长,也会觉得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完全推动企业的经营管理。尤其象松下那样在一代之中扩展起来的公司,一切都有依赖创业者的倾向,所以有落入独裁经营的危机,那将是很危险的。松下对这个可能的弊端有所警惕。虽然知道自己的体能足堪胜任,但仍考虑提早从第一线上退出,以培养后继者。这个想法终于实现,松下于两年前辞去社长之职,改任会长。从此不必每天去上班。因为恐怕与新任社长变成双头马车,故原则上会长不上班。反正那是他从年轻时候亲手建立的公司,如果每天到公司上班,难免会管东管西。但是董事会他仍是要参加的。除此以外,特别必要时,则可以传叫方式,把对方请来讨论。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作法对公司有很大的益处。
不过,真正促使他决心实行这个方法的原因,却是下面的一段经验:
松下先生现在兼任松下电器公司的会长职务,不过长久以来,公司的董事会,大约三次只参加一次而已。每天从这里经过,却很少进去,顶多只在想看看自己的工厂时,进去一下而已。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电器公司的干部们个个都非常负责,对自己的工作很热心。所以在与不在一样。从这一经验中,使我明白辞去社长之职的做法是对的,也是明智的,给后继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并确信这样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后继者。
从这件事实看来,事业非得要大家都有主动经营的决心不可。不论社长、董事、经理、课长,或每一个员工,都要主动去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因为要做事业,当然就需要负责。一个部门是否能够真正顺利地经营,虽然一方面在于公司的力量,但部门主管个人的力量更大。如果有一个部门经营不顺利,就应该把这个部门扩管换掉,不过。把适当的人才派用于适当的地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还不能确定这个人行不行,多少还有几分不安时,而目前却只有这个人可用,就让他试试看,结果成功的事例很多,如果你想用某一个人,就要先对他进行一段长期考查,因为人类的能力大约百分之六十能够根据判断而获知,其余百分之四十,非经试验是不知道的。
提拔人才要靠百分之四十的运气,这是关于个人方面。但这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我想也可以利用于其他方面。百分之六十是及格分数,假使收集各种观点的分数是百分之六十的话,我想事情就可以做决定了。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六十,不是随随便便的百分之六十,一定要非常准确,毫无错误。
若以这种方式提拔人才,相信这家公司的经营效率必大大地提高。在外国,这个方法很简单地就能付诸于行动,但对日本的公司却非常困难。这就是日本的国民性,是一种习惯,这也是日本产业的一个弱点。
再来谈谈经营的最高干部——董事。一个公司尽管有数十个董事,但通常担负责任、决定事项的,是一个公司的决策人物,只有董事长和二三位董事:其中也有所谓公司外董事,但这只限于形式上,除非发生严重的问题,非麻烦公司外董事不可,否则一般经营范围内的事,他们都只是形式上的顾问而已。
董事被任用为常务董事的基准,事实上是很难定夺的。不过条件相同时,总是以年资来决定。当然一个人的素质还是占主要方面的。
可是当优劣差距很大时,就不该以年资来决定了。关于这一点,西乡隆盛曾留下这样的遗训:
“对国家有功劳者应给予俸禄——但不能因有功劳而给予地位。该给予地位者,必定是具有与地位相配的能力与见识者,若将地位给予有功劳而无见识者,国家必致衰败。”这是谈国事,但也可以拿来说明事业的经营。对一个公司也是这样,如果个人对公司有很大的功劳,值得让他担任公司的干部时,这一点非充分注意不可。有功劳的人应给予俸禄,拿公司来说,就是以奖金来报答。而地位则要给予具有与此地位相配能力的人。事实上很不容易这样做。在美国,常务董事的任期大都为一年,所以能够很合理地改选董事。但日本公司中,常务董事的任期是两个,因此困扰很多。有时候大家都明白必须改换董事,事实上却无法实行,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效益。
不只是董事,凡是有意拓展公司的业务时,人员的调配就非常重要,公司组织的部属如果没有新陈代谢,一定会充满沉滞的空气。有很多情况都是等到这一部属的效果低落,才想要寻找别人来替换,但往往这样已经太迟了,容易把事情拖延下去。企业中用人是否得当,都因经营者的意志而决定,不论这个人好坏,其结果都要由经营者来承担。所以即使在事情不顺利时,总尽量避免贬低他人的品格。但对组织的负责人,不管是部长或课长,总要强调对他人的责任心需有充分的了解。说起来容易,要开始一件工作时,见机行事还是很难。急急忙忙地做时,有时会出现不少的差错,有时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松下公司里,也时常有职员强调他的主张,陈述自己的意见,假如不赶紧着手,就会来不及。这时候松下会告诉他们别急,假使非听你的话不可,那么是不是意谓着以后开始做事业的人就不会成功了。反正我们即使晚一年着手也一样,一百年后出生的人,同样有成功的,所以不必慌。
在某些时候办事情,有时需要急,有时不必急,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急与不急有时又决定于一个人的性格,以松下的性格来说,他是属于急性的,但一味地急也不行。最近不知是否年龄的关系,已没有以前那种急性了。大致决定的事,如果还不十分完善,他就考虑向后拖一下或延期办理。虽然其中有些事非立刻着手不可,但往往不容易调合大家的意见。因此有时候他认为适度的延期,常常是必要的。
除非是紧急的事情,才限期予以决定。恰到好处地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已经不只是管理知识了,简直是一种高度领导艺术了。
在公司刚刚开始的时候,把经营管理的重点放在制造与销售部门,是理所当然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人事和经理却更加重要。透过适度的管理,企业的问题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制造和销售部门也才能因此保持警觉。这尤其要看收益的情形,才能决定管理的方法。譬如获得同样的利润时,要考虑以这种管理方法所获利润,对公司是否适当,或者以这种管理方法本来可以收到三倍的利润,事实上却只获得一半的利润。部门主管认为已经获取足够的利润时,加强管理。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没有赚到应得利润或利润很少时就等于是损失。也就是说,本来可以获得一亿元的利润,却只赚到五千万元,所以等于损失五千万元。对这种事必须提高警觉。如果经理部不以实际上的数字来表现,或经由董事会而表达的话,就无法推展健全的经营,这里就是事业发展的一个基础。
经营者应以员工的才能,作为职位选定的主要标准,年资和考绩列为辅助资料。
除了职务调整外,年资、考绩以及职位的提升,都常成为人事管理上的热门话题。松下认为,如何考核员工的考绩和职务升降,是每个企业都会面临的问题。
当然,一家公司想求得发展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使制造的产品日益精良。但是,在工作上必须造就更优秀的人才,应采取“适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