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用人之道 作者:可致一-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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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思。”很快,这句话传遍了整个守黑门口的军营,大家都非常气愤:“大村要我们去送死,我们偏不死。”结果人人视死如归,大家都以必死的决心奋战到底,最后终于击退了敌人,保住了黑门口。
此外,大村在第二次征讨长州时,对河边踌躇不进的官兵咆哮说:“你们还不走,最好统统溺死算了。”这样一面大声地斥责,一面激励部下,终于使全军奋起,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大村的话虽然很苛刻,但是在决定胜败的生死关头时,指挥官一味地附和士兵,结果绝不能鼓舞士气,最后也不会获得胜利的。
所以大村益次郎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从整个战局来看,胜利全靠他巧妙的战术运用,鼓舞士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不是由于他的作风严厉,使部下振奋,才得到胜利的战果。
这个例子,固然是特殊的情况,但是对于企业而言,松下先生认为,领导者该说的话,就得要严厉地说出来。若想取悦大众,畏缩不前,也许能得到一时的好感;但如果因此而人心松弛,而后会误了大局。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就曾说过这么一段扣人心弦的话:“各位亲爱的美国国民,我们不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而要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虽然这些人会觉得,这句话的立场太过僵硬,但是,能说出别人所不敢说的话,领导人的价值才能显示出来。
一丝不苟的严师,才能培养出业艺精深的高足。
梅若是日本“和剧”的名演员,年轻时拜在山阶泷五郎的门下,学习表演技巧。一天,他到山阶家学习一出新戏,当他把歌词唱了几十遍以后,山阶老师还是不满意,一定要他唱到好为止,他一面流泪,一面反复着相同的音律,在他觉得自己的演唱已经无懈可击时,仍然无法得到山阶的认可。
后来山阶老师因事出去了,梅若以为今天的练习到此为止,所以也就收拾道具回家了。没多久,山阶老师回来,发现梅若并没有继续练唱,非常生气,就交代家里的佣人说:“你去告诉梅若,以后不用再来了。”梅若听了非常紧张地赶来向老师道歉,从此以后更加努力练习,再严格的要求也不敢反抗了。各位读者一定听说过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如果没有达芬奇老师的严格要求,恐怕也就不会出现这位艺术大师了。
由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象梅若、达芬奇这样成功的艺人,都要接受严格的训练,何况是其他的人?所以一个领导者也要随时学习,并接受严格的训练。在他办理公事时,固然要公而忘私,对于选用人才,也更要严格地训练,如此才能为国家社会效力。
换句话说,领导者不仅对部属要严格要求,对于自己也不可放松。惩罚犯错的部属,虽然心里会很难过,但一定要抑制私情,因为在严格的管理下,整个社会团体才有可能受益。一位成功的企业领导人应对措施的失败负起完全的责任,尽管是部属的失误,也应该做自我检讨。
日本的明历年间,江户发生一场大火,连续烧了数天,把幕府首都几乎烧成一片灰烬,市民受到非常惨重的损失。当大火不断蔓延,火势无法控制时,有些官员拚命地设法抢救,而有些人则慌张得手足失措。等到火势扑灭之后,检讨功过,一些朝中大臣纷纷主张,要来惩罚那些束手无策的庸官,认为他们应该为火灾的损失负起政治责任。
当时,幕府总管科保正之说:“这场火灾,是德川执政七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灾祸。为了防止类似事故的再发生,一定要严惩罪有应得的失职官员。但过去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象这种灾祸的防范责任应由谁来承担,也没有教导大家处置的方法,因此难免有些官员会手忙脚乱的。所以我认为与其要严惩那些官员,不如根据这次惨痛的教训,订定火灾处理的规章,明确划分职责,教导市民严加防范,使以后不再发生这种意外,如此才更有意义。”
由于科保正之的开明作风,使得处罚失职官员的议案不了了之,同时,政府一面展开重建工作,一面也扩大教育百姓,防止火灾再次发生重演,劫后的愁云惨雾,也因此一扫而空了。
我们知道,人类都有一种通病,喜欢在事情失败之后,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是假借国际局势、社会环境、商业景气、运气不佳等种种托辞,来替自己找借口。象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最要不得的行为,因为如果发生问题,往往是自己控制不当所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决定要推动某件业务时,除了事前详细规划,并严谨慎重地去执行外,一旦面临问题时,也必须要挺身而出,以扭转局势,如此才不至因为彼此的推托,而使事态严重发展。
科保正之曾经说:“站在领导地位的人,一旦措施失败就应负起完全的责任,尽管是部属的失误,也要检讨是不是自己交代不清,或是监督不周?绝不可认为错误是别人的,完全没有自己的责任。”
以江户大火的事件来看,科保正之认为,在责备部属的错误之前,领导者应首先考虑到是否因自己没有远见,而蔬忽了规定处理的方针,或教育百姓进行防范。所以火灾的发生,领导者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此,不能不先检讨自己,就随便惩罚部属。
科保正之以最高总管的职位,不但没有骄矜,反而有如此正确的主张。也难怪他这种防范于未然,又能事后负责的贤名,得以远播。
领导者要明白掌握何时该进,何时该退的分寸,以便在重大时刻作出明智而正确的抉择。
明治维新在近代日本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而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则是“奉还大政”。所谓奉还大政,就是把原先握在幕府将军手中的政治实权,归还给明治天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的战争。牺牲了多少人力和物力,才得到最后的成功。
明治维新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未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身上。由于他深明大义,适时而退,把手中的政治大权,以和平的手段移交给天皇,并有效地控制了各地封建顽固的保守势力,使日本能依明治天皇的意愿,实行民主主义,发展富国强兵的政策,这在过去封建社会中,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典范。
“奉还大政”固然是当时开明人士一致的建议,可是能否顺利完成则完全操在德川将军的一念之间。最后,他作了明智的决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虽然各方面反应不一,但近代日本历史却证明了这项决策的正确,并为日本的高度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在当时德川庆喜将军是怎样作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这是因为他个人深明进退之道,换句话说,在自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
自古以来,正确无误的进退之道,被当作贤人处世的最高标准。企业领导者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不只是个人修养的象征;同时,当他带领众人投入建设、生产、战争或其它种种行动时,在进取防守之际,更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才不会在事到临头时,作出错误判断。
当然,要做到正确的进退,非常困难。以人性来说,每个人都有贪功冒进的缺点,但遇见阻力后,又往往畏首畏尾,不敢挺身而出,这就是不该进而进、该进而不进。又譬如身居高位,尝到权势的滋味后,叫他放弃已有的权势,往往使人深感屈辱,而造成纷争。所以,如果在形势上非领导人引退不能解决问题时,若不能坦然引退,就没资格称作领导人物。
古代的许多战史可以证明它的正确性。譬如说,许多名将固然从胜仗中累积了强大的实力,但有更多的例子则是在失败隐退中蓄力复出。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与度量。
赏有信,罚必果;孔明“挥泪斩马谡”虽然令人鼻酸,但领导者不能不取信于人。
中国的三国时代蜀汉宰相诸葛亮命令马谡率领精兵,防守街亭要塞,和北方的强敌曹魏对峙。后来,曹魏大军来攻,马谡一不该疏忽诸葛亮“紧守”的指示,二不该拒绝副将王平的忠告,而仗恃着自己的才干,轻率出兵会战,结果导致严重失误,全军覆灭,街亭也固而失夺。
马谡撤回之后,依照军法,身为将帅故违军令而导致失败,应处斩刑。马谡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喜爱的部将,以私情而论,诸葛亮心中非常不忍。可是马谡所犯的过失已经严重到动摇蜀汉根基的地步,如果诸葛亮不能明快的处置,将来无法维持民心士气。所以为了对蜀汉的全体军民有所交代,诸葛亮内心悲痛,泪流满面,终于还是下定决心,把马谡斩首示众了。诸葛亮斩马谡之后,还深深悔恨自己无法看透他人的贤智和愚昧,把防守要塞的重任交给一个轻率的将军,而贻误国家大事,所以深感自己也有连带责任。于是就亲自觐见蜀帝,自请处分,要求从宰相降为右将军。虽然蜀帝一再安慰他、重用他,但是他这一连串大公无私的明快处分,已经赢得蜀汉军民无比的敬爱,所以后来他出兵讨伐曹魏时,民心士气大振,打赢了好几场战役。
“信赏必罚”自古以来即是领导者所应遵循的法则。有功劳的,一定要奖赏,否则谁愿意卖力贡献?有过失的,一定要惩罚,否则谁会谨慎处事?切实做到信赏必罚的地步,团体的纪律才能获得有效的维护,团体中的每一个人也才会尽心尽力,不敢怠忽职守。相反的,做好事得不到奖赏,做坏事不受到处罚,人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胡作非为,那么整个纪律及秩序都会遭到破坏,社会将成一片混乱的局面了。
信赏必罚的重点在及时和适度。立刻施行,大家才会知道效法和警惕。所谓“适度”,就是奖惩的程度要适当。大功大赏,小功小赏;大过严惩,小错薄罚。一定要在公平的范围内处理得让人心服口服,奖惩才有意义。如果因为私心,小功给大赏,或是大过而薄惩,那么所引起的后果,可能比不处置还严重。要做到真正的“信赏必罚”固然不容易,可是成功的领导者还是可以把握住分寸。以诸葛亮为例,他以身示教,不但忍心斩了最喜爱的将领,并且自请处分,以示负责。他的态度固然诚恳感人,而他的意念更是公正无私,在这种情况下所作的处分,一定可以对众人有相当的警示作用。
虽然坚信“成败操之在我”是一种主观和过度自信的危险讯号,但一个领导者绝不能是个完全的宿命论者。
日本战国时代每战必胜的名将武田信玄,曾经说:“每个人遭遇失败时都会说:‘这是天命。’其实这是一种最要不得的推托之辞。在我看来,失败的理由只有一点,那就是在作战的计划上一定有严重的疏忽。假使作战的布局十全十美,根本就没有留给对手可乘的机会,怎么可能打败仗呢?”这句话真是豪壮的至理名言。
的确,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到“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