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用人之道 作者:可致一-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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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的机会,怎么可能打败仗呢?”这句话真是豪壮的至理名言。
的确,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到“命运不好”。其实,古人不是也会拿“胜败是运气”、“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些话,来推诿责任吗?可见这不只是人性的弱点,而且也有许多人在观念上相信运气是支配成败的因素。
松下先生认为,完全相信命运固然是错误的观念,但完全不信命运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态度。
武田信玄认为一切成败都操在自己手中,这种想法虽然太主观,而且是个过度自信的危险讯号,不过我们只要详细考察信玄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会明白他这么认定的原因。他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的混乱社会,在那种形势下,领导者如果不能紧强自信,就必然会遭到败亡的命运。为了求生存,他不但要不停地参战,而且不容许任何一次的失败。这就是信玄所以要不断地自我反省与检讨,改正缺点,以十足的信心向命运挑战而不妥胁的原因。试想,如果那时的将领只是随便摆个阵势,失败了就叹口气说“时也、命也”,那还成吗?所以我们得承认,信玄这种不服输,而且能查找过失的作风,是值得领导者学习的。
再以企业的经营来看,一种事业,可能会赚,也可能会赔本,所以经营者要有可赚可亏的打算。只要经营者能把握正确的事业观点,也就是说,使用合理的手段进行经营,采取积极而努力的态度勤奋工作,就算在不景气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获得利润、扩展事业的。一旦亏本,一定要从“事业方针有没有错误”、“经营方法适不适当”、“是否疏忽了自己的工作”等方面去追究原因,并着手改进。要是能努力到这种程度以后,如果还亏本,才可以想到“命运”的问题。所以说完全不相信命运也不一定正确。这并不是说,要大家相信命运,而是说要先有十足的努力、充分的准备之后,才接受命运的安排。
就好象美国登月太空船阿波罗号在发射前的倒数计时阶段,一切预备工作都已完成,惟一需要用到人力的,就只剩按下发射钮了。那时,太空总署的负责人一定会喃喃自语地说:“剩下的就交给上帝了。”他这时的心境,真是“尽人事,听天命”的最好写照了。就算武田信玄也不会完全否定天命。他说不可归咎命运的意思,是说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人,才有资格接受命运安排。总而言之,命运虽然奥妙,但我们却不能容忍领导者是个消极的“宿命论”者。
领导者若抱怨部属没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就不妨先检讨自己能不能在紧要关头承担起责任。
丰臣秀吉和毛利元辉交战时,清水宗治替毛利守高松城。由于宗治勇猛善战,秀吉久攻不下,就筑了一道长堤,引附近的河水来灌注高松城。高松城的四周既被秀吉所包围,城下又大水环绕,阻挡了援军。城里断粮数日,眼看军队就要陷入绝境。这时,大将清水宗治只好派出使者,恳求秀吉谈和。条件是自己投降自杀,但秀吉要答应不残杀守城军队的生命。秀吉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清水宗治在众目之下搭船出城,并在秀吉军营中从容切腹了。
翻寻历史,象这样肯牺牲自己性命去保护部下的将领,虽然不只清水宗治人,但总归是少见的特例。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就是说一位将领的丰功伟业,往往是由许多部属的枯骨所堆砌而成的。身为将领,要部下为他牺牲,好象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想起来又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事实上还是有许多愿为领导者牺牲的例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这个疑问中,我们再看看清水宗治。象他在遇到战局不利的时候,肯牺牲自己的性命去保全部属,这种悲壮气概和责任感,怎能不使部属感动呢?又怎会不为他牺牲?这难道不是领导统驭上的珍贵启示吗?
虽然,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阶级观念浓厚的社会,同时也不是战乱时期,所以领导者并不需为了保护部属而自杀。但在原则上却还是相通的,那就是说,一旦遇到事变,领导者必须勇于挺身而出,承担责任。
平时,一个国家的总理要为国民谋福利,一家公司要保障全体职员的生活,都得在紧要关头有负责到底的精神。一旦领导者有这种气概,部属自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上司平白牺牲,所以愿意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如果是凡事推托责任的上司,部属也会敷衍了事的。
领导者如果抱怨自己的部属没有牺牲奉献的精神,松下先生认为首先应该检讨自己是否会在紧要关头承担自己的责任。
所谓“无为”,只是人力上的无所作为,但制度仍运行不违,这才是领导的真义。
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圣明的皇帝是尧和舜,所以“尧舜之世”被中国人当成太平盛世的代称。尧舜之世的社会情况到底是怎样呢?据说,有一次尧帝出外巡视,遇见一个老叟,一边耕田一边唱着歌:
“太阳出来就下田耕种,太阳下山就回家休息。
自己挖井汲水喝,自己耕种来食用。
天高皇帝远,哪里管得到我头上?”
尧帝听见了这首歌,心里非常欢喜。因为他了解到自己的政治措施已经收到实际效果了。尧帝认为当政的人应该“无为而治”,换句话说,就是帝王要无所作为,放任百姓依着自然生态之道,得到幸福康乐的生活。只要天下安康、盗贼和作奸犯科的事自然会平息,所以帝王虽是无为,但实际上却收到“无不为”的效果。
这个老叟能无忧无虑地专心耕种,安享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是因为政治清明,在上位的人没有横加暴敛的缘故。可是这位老叟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说:“皇帝哪里管得到我头上?”象这样的政绩不是至高无上的成就吗?
“无为”不是叫领导者完全撒手不去做任何事情,它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制度的运行和个人礼义修养要到达某一个层次;第二是百姓的衣食住行必须充裕供应。惟有天下一家的制度能自然运行,同时个人礼义修养有很高的水准,放任才不会变成放纵。同时百姓日常所需都有了充分供应,人们才不会被生活所逼,而做出互相残杀的事。
为了创立制度、提高个人修养、充裕物质供应,这些都必须领导者在放任“无为”以前,先预作策划,否则“无为”不但不能成为“无不为”,反而会变成天下祸乱的根源,这是身负政治重任的人所必备的先决条件。
企业经营也是一样,当企业规模还小的时候,经营者可能有办法充分掌握到每个细节。可是随着企业的成长扩大,企业便无法完全照顾到每个细节了。如果身为领导者在公司膨胀以前,能事前订出计划,建立分工制度,那么企业中的每个人就可以完全依照他在制度中的地位做事,就算领导者采取放任的态度,但制度可以造成相互牵制的作用,使得工作的推动仍有一定的方向可循。因此所谓“无为”,只是人力本身的无所作为,但制度本身则仍运行不违,这才是领导的真义,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不能不加留意。
领导者必须以各种方法把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告诉别人,并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一生主张要探究真理、实践真理的西洋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在言论上触怒了当局而被判处死刑,在临刑之前,他的朋友和学生纷纷来狱中劝他越狱,并替他设计好逃脱的计划,但是苏格拉底却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他说:“我一生中所主张的,就是要国民遵守国法。如果国法有不妥当的,应该以言论呼吁当局来改革,而不是暴力性的反抗。在国法还没改革之前,就算判决错误,我们仍然必须遵守,所以我不能因不合理的制裁,就推翻我过去的主张。我想一个人并不只是活下去就足够,还必须活得正当,而且问心无愧。”于是他从容地喝下毒液,庄严地为自己的主张捐躯了。哲学家给予大众正当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使社会走向正当的大道。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人人实践。每一样道德教训都不光是说给人听的,而是要实践的。所以不管他的论调多高妙、道义多高尚,听起来多悦耳动人,如果不去行动,或是所做与所言相反,那么也就失去教诲的意义,也不再有说服力了。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孔子都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观点指导了数以亿计的人格和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原因不只是他们所提出的哲理有益于世道民心,同时也是他们能以自身的实践来印证自己所主张的观点。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了主张而以身殉道,他们大义凛然的态度感动了人们,使人们产生无比的尊敬与仰慕。
所以,领导者必须以各种方法把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告诉别人,同时更应该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来教导人们。当然,有时也难免因为理想过高而不能实现,但至少应有以身作则的气魄,奋力去追寻目标的实现,否则,绝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敬爱和服从。
松下幸之助——用人之道三 奖励惟才是用的领导人才
三 奖励惟才是用的领导人才
公平的赏罚,才是真正的威严;恩威并用,宽严得宜,才会事半功倍。
在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备前冈山的藩主叫池田光政,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位当政者,要想统治好一个国家,必须要德威兼备,宽严得宜。如果只施以小惠,而没有威严,国民就会象一群在溺爱中成长的孩子不听教诲,将来更不可能成为有用的人。相反的,如果对任何事都采取严厉的态度,或许在表面上能使人遵从,但绝不能使人心服,事情也就很难顺利进行了。所以一定要有公平的赏罚,施恩于人,如此才是真正的威严。没有恩,只有威是没有用的;而没有威,只有恩也不会发生效力。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百姓的想法,如果无法做到,即使恩威并施,也不会发挥真正的效用。”
这真是至理名言。威是严格、责备,恩是温和、奖励。身为一个领导者,对于恩、威要能配合运用。
以企业来说,如果欠缺严格的管理,一味温和,员工很容易会被惯坏,而言行也变得随便,毫无长进;但若过分严格,往往会导致部属心理畏缩,表面顺从,实际对抗,对事情没有自主性,也缺乏兴趣。如此一来,不仅人力不能有效地发挥,整个机构也将毫无生机了。
总而言之,一个领导者在处理情况时,恩威并用,宽严得宜,才能相辅相成,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而所谓“宽严得宜,恩威并用”的意义,并不是恩、威各占一半,而是说依事情的情况而定,恩威配合,以身作则地教导部属,如此,部属一定会乐意完成交给他的任务。
实际上,一个领导者对部属的一言一行,都应该以宽大的态度去包容,在遇到该严格的时候,也要使部属心服口服,才不愧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
正如池田光政所说的,身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明了部属的想法,对于世间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应有更深入的了解。宽严务求得宜,才可以带动自己的部属。千万不要把部属培养成是惟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