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最终修订版(完本)-第8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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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陇西的根基之一,最是偏远隐秘。也有人说,这个共不是那个共,是河内的共城,是西周共伯和的那座封邑。无论是哪座共城,总归齐人都说,共城生满了苍苍松柏,齐王在松柏林中被活活饿死了。也有人说,不是秦人饿死了齐王,而是齐王自家绝食死的。
得齐王身死消息,齐人流传出一支哀伤的挽歌:“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这是齐人极其复杂的一种心绪,是怨声,又是指斥,其辞直白说便是:“松林啊,柏林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那些外来客!”歌儿流传开来,又有了多种解说。有人说,这是指斥齐王建听信外邦间人蛊惑之言,结好秦国,误了齐国。又有人说,这是齐人怨恨自己的国王不早早与诸侯合纵抗秦,以致亡国。还有人说,这个客,是指斥齐王听信后胜而接纳流亡世族,导致了齐国最后的大乱。总归是种种纷纭,至于后世,依然还是纷纭无定。
这一年,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嬴政时年三十九岁。
齐国灭亡了,六国全部灭亡了。天下洪流隆隆转过了一座雄峻的高原,骤然涌向开阔的平野,荡开了浩浩之势,开始了一次亘古未闻的伟大转折。
第十章 偏安亡齐 六、战国之世而能偏安忘战 异数也
齐国的灭亡,是战国历史的又一极端个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统一中国的战争,历时堪堪十年。自灭韩之战开始,每灭一国,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每一国的战争都不是一次完结的,抗秦的余波始终激荡连绵。我们不妨以破国大战的顺序,简要地回顾一番。韩国战场规模最小,然非但有战,更有灭国四年之后的一场复辟之战。赵国之战最惨烈,先有李牧军与王翦军相持激战年余;李牧军破后又有全境大战;国破之后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代国,坚持抗秦六年,直到在最后的激战中举国玉碎,代城化为废墟。燕国则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联军大战,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直到五年后山穷水尽。魏国则据守天下第一坚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黄河大水战淹没。楚国老大长期疲软不堪,却在邦国危亡的最后时刻创造了战国最后的大战奇迹,首战大败秦军二十万,非但一时成反攻之势,且成为战国以来山东六国对秦军作战的最大胜仗之一。再次大战,更以举国之兵六十万与六十万秦军展开大规模对峙,直到最后战败国灭,残部仍在各自为战。六国之中,唯独赫赫大邦的齐国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了。
齐国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之盛不输秦赵,豪侠之风更是冠绝天下。论军力,齐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至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中、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战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的煌煌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天下瞠目。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与魏国比肩而立,直到亡国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之列。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天下之最,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最高王冠。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而绝不是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个大国强国,最后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唯其如此,便有了种种评判,种种答案。
在种种评判答案中,有三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齐人追忆历史的评判,一种是阴阳家从神秘之学出发的评判;一种是西汉之世政治家的评判。其后的种种说法,则往往失之于将六国灭亡笼统论之,很少具体深入地涉及齐国。先看第一种,齐人的追忆评判。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遗民所回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三,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宾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应在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则,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全勾画出了田氏代姜的大体足迹。因为,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当时,齐国有个叫做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是惊人地准确。
阴阳神秘之学的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的正义性交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运,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为一种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性),对冥冥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或灾难。这便是后世的善恶报应说的认识论根基。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龟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流。典型如秦国,司马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一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的记载。因为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种种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实的洞察,也便往往有着惊人的准确性。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为因了这一“积天下之阴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点,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交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后,占卜星相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强调人的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来越低。这是后话。
第三种说法,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
《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苟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先回顾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对齐王田建的作为,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听流说,信反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