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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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真知灼见对吴宓启发很大。他不但完全赞成陈寅恪的观点，而且回国之后还在他主编的《学衡》杂志上，撰文具体阐述如何建设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主张。吴宓说：“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他把新文化的概念，界定为“似西洋之文化之别名”。在这个前提下，他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他坚决主张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的哲学融会贯通，撷精取粹，以使“国粹不失，欧化亦成”。公证地说，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时代，功德无量，但他们的主张并非没有偏颇之处。陈寅恪与吴宓等人的看法，也不是全无道理。虽然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他们从不同的方位、在不同的西方文化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同的途径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的问题，这种精神是应当肯定的。
四、居德苦读（1）
在哈佛攻读三年后，陈寅恪离美赴德，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梵文和多种东方文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虽然是战败国，但是柏林大学却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特别是它的东方语言文字学研究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1921年9月，陈寅恪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受业于路德施（Lueders）教授。路德施教授是著名的印度学家，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其师基尔霍恩以研究梵文语法和碑铭著称。路德施1903年起就职于罗斯托克大学，1908年转赴基尔大学任教，1909年后则到柏林大学任印度学教授，同时自1920年起还担任了普鲁士科学研究院的常务主任。其主攻方向为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献，尤其致力于吐鲁番佛教义书的考释与整理，成果颇受国际东方学界的重视。后来季羡林先生1935年到德国留学，其指导教授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就是路德施教授的高徒。在柏林，陈寅恪还时常听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缪勒（Mueller）讲授佛经文献阅读课程。缪勒与著名的中亚考古学家勒柯克齐名，是德国第一流的东方学家。他不仅精通多种东方古文字，而且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佛学专家。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及库车地区调查发掘，获得古文书文物甚多。缪勒和路德施一样，是最早对这批材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在研究所，陈寅恪还听过海尼斯（Haenisch）、佛兰科（Franke）两位所长的课。这两位教授都是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大师，海尼斯对蒙古史、元史的研究，佛兰科对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几位教授身上所体现出的德国学术特有的理性思维习惯及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对陈寅恪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后来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德国学者的影子。
其一，德国学者特有的对“精确性”的追求，在陈寅恪后期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有充分的展现。1936年2月在“魏晋南北朝史”课上，他回答学生有关李商隐诗写作时期考证诸问题时，曾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是：先确定“时”与“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时”与“地”之交叉点，犹如解析几何中的坐标。后来他晚年在广州对助手黄萱说，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说，他写的某人某事，在历史上是发生在何处、何年、何日，是不会相去太远的。这些话都可以说是他在学术上追求“精确性”的自白。而这种对“精确性”数十年不懈的追求，自然很容易使人想起陈寅恪的留德背景，以及这种背景与德国学术“精确性”之间的某种关联。
其二，德国学者固有的对“彻底性”的偏爱，在陈寅恪后期的论著中也时时有所显露。以他对唐代诗人元稹的《连昌宫词》考证为例，从1933年发表《读连昌宫词质疑》到五六十年代数次修订《元白诗笺证稿》中的有关章节，方法未改，结论未变，而论据则不断增加，论证过程也更为细密；甚至为了进一步确证该诗非元稹亲赴连昌宫写实之作，而徵引了植物学与气象学的论据。诗文考证亦采用如此穷极底里的方式，这在近现代的中国古典文学考据论著中是颇为少见的。而追根寻源，似仍不能不联想及德国学术方法中“彻底性”一面的影响。
当时德国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和史学界的主流学派——兰克学派，对陈寅恪的影响也很深。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史学几乎无不受德国的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这一学派对于语文水平有极高的要求，维也纳大学史学研究法教授鲍瓦（W。Bauer）在二十年代于《历史研究入门》一书曾对此下了两个标准：“第一，最上乘，应当多识外国文，……除古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外，学历史的人，至少能随时互译现代几种通行世界的语言（如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用这些语言写成的历史著作。第二，其次须通达研究范围内有关系的各种语言，能运用这些语言作史料研究的补助，以便解决与自己研究有关的问题。”倪不尔（Niebuhr）和洪保得（Humbodlt）是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倪不尔的贡献，主要在于推进信史的建立。他主张把神话和不实的记载，排除于史著之外，使隐晦的真相重新建立起来。倪氏能使用二十几种语言，所撰《罗马史》等著作，颇具考证批评的风格。洪保得对于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基础的奠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出了史学致知的两大步骤：首先，确定历史事实，发现事实之因果关系，且将这一关系从整个历史背景中去了解，然后进而追求史实背后的思想和意义。继洪保得和倪不尔之后的兰克则是这一学派的集大成者。兰克（Ranke）早年从事语言研究，后来志趣转向史学，创立了兰克学派，成为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开拓者。兰克标榜客观主义，竭力主张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求不夹带个人任何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兰克治史，极重视史料。在兰克史学的治史方法中，寻求史料与考订史料是其全部史学的基石。在这位19世纪德国史学巨匠看来，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写出可信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主要是官方的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视这是“最高见证”。他不仅崇尚史料，而且十分强调对它们进行考证与辨析，并确立了“内部考证”与“外部考证”相结合的方法。而兰克学派方法论的核心在于通过个体直觉地理解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也是兰克历史主义方法的重要特征。陈寅恪受兰克影响，十分重视史料，重视考证、纠谬、校勘、补遗、互证，而且一丝不苟。正如杨步伟、赵元任先生所回忆的那样：“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而“在史中求史识，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正是陈寅恪治史的目的，以通识的眼光洞见过去，把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使陈寅恪的国史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①
此次在德留学，本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常常停寄。再加上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自1919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也到法国巴黎留学，家中无力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所以陈寅恪在德国的留学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陈寅恪的幼女陈美延曾追记道：“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由于德国人不喜欢食猪内脏，所以猪内脏特别便宜。据杨步伟、赵元任回忆，陈寅恪是苦学生，上饭馆吃饭，为了省钱，每次总是要最便宜的炒腰花。还有一次，他和俞大维请赵元任夫妇看歌剧，把他们夫妇两人送到剧院门口就要走，陈寅恪解释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陈寅恪也丝毫没有改变爱书藏书的性格。1923年初，他从一家中国报纸上读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的消息，马上给国内的妹妹写信，在信中道出了购书的良苦用心和久在国外不归的原因。信中说：“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经（——原文无‘经’字）》，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得不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