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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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这同环境也是符合的。中国当时除了革命，没有其他路子可走。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日本是在明治天皇治下进行现代化的、德国是在德皇威廉治下，而俄国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彼得大帝治下国力大振。这些实例对中国知识分子——正统派和立宪派都一样——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关键在于情况不同，特别是地理上最接近的日本。日本在19世纪末期不像中国那样被外国侵入者和占领者搞得四分五裂，因为日本没有什么资源吸引他们。天皇的朝廷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国自明亡以后就由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用武力来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其他民族，并日趋衰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无力抵抗，只能屈服。在日本，经济和社会力量已壮大到足以使现存体制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在中国则类似的力量还很弱小，缺乏高层的支持，并且没有取得这一支持的前景。“日本式”的维新在中国既受到阻碍，俾斯麦和彼得大帝的路子也走不通。而且也不是那种历史时代了。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社会中得到了一小批人的支持，组织了“兴中会”。后来有人说，兴中会曾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条不是新的）、创立合众政府（这一条是新的）”的号召。但研究结果没有发现足以证明在檀香山已订出这一纲领的材料。孙中山在他写的《伦敦蒙难记》（1896年）中没有提到；在他的日本朋友和传记作者宫崎寅藏1902年的作品中，或在他的老战友陈少白1929年所写的书中也都没有提到。还有，孙中山自己曾写道，在兴中会成立时的檀香山华侨社会是“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确实，在22个发起人中，后来大部分成了君主立宪派。）①
①见上引文章。提到的出处是《檀香山华侨》一书（1929年）中所载邓想着《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一文；宫崎寅藏所着《三十三年之梦》（或译《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年）；陈少白着《兴中会革命史要》（1929年）。孙中山的声明引自《孙中山全集》。本书作者没有核查原始资料而是根据林氏文中的引述。
孙中山着手他的第一次武装革命行动并第一次谈到实行共和是在1895年清廷屈服于日本武力之后。广州的第一次起事，目标是夺取总督衙门。这次起事不是檀香山总部提出而是更加激进的香港分会会员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会员（有人说上海的宋耀如也在其内）所要求的。但不论是哪里的会员都已把孙中山奉为他们之中最英明果敢的一员了。他们不但要他同意这次起事，还要他亲临参加。所以香港方面就把他从夏威夷召来负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第一次提出实行共和的思想。（当时在香港中英文报纸上所载的一些革命宣传品中仍说要建立一个由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三个议政大臣为首的政府。这样说可能是为了争取温和派和外国人的支持。）
由孙亲自领导的这次起事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宋庆龄后来写道，“原来打算给革命党人的600支手枪在船上为清吏截获，他的两位亲密的同志陆皓东、朱贵全遇难”。①
①宋庆龄着《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陆皓东和孙中山是同村人，从小在一起玩耍，后来又一起砸村庙里的神像，再后来就成了政治活动中的同志——起先一同北上给李鸿章上书，后来一同在香港做地下革命工作。广州起事，陆是前线指挥。他成了第一位为革命斗争牺牲的孙中山的密友。每次有战友牺牲，孙中山都要加强一次自己的革命决心，以使这些战友的鲜血不致白流。在失败中，他的不屈不挠的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还有他的大无畏精神。广州起事失败之后，他还在城里停留了20天之久，随时都有被捕处死的危险，但他直到把一切能做的事都做完之后才离开。关于这方面情况，宋庆龄写道，“清廷下令缉捕孙中山，他逃出魔掌，潜往夏威夷，以后又到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处。”①此外，英国政府还下令禁止孙中山进入香港，这个禁令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撤销。
①同注6。
（四）百折不挠
以后，在16年中，在孙中山的领导或激励下又举行了9次武装起事，但都失败了。当第11次起事，即辛亥武昌新军起义终于推翻帝制时，他正在美国为革命筹款。他是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张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由于多次失败而在辛亥革命时又不在国内，他当时和以后经常被人嘲笑为“空想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至今还有作者在这样说。这些人忘记了当时的条件是何等困难，也忘记了孙中山坚持不懈的精神所起的强大作用——他的这种精神植根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刻信念。
宋庆龄在回忆中评论道，“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我们知道，理想和远见是干革命的必要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是光明的。”①
①同注6。
“百折不挠”是宋庆龄用来形容孙中山的一个词，另一个词是“不息的热诚”①。这是指他对既定目标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而不是指他的性格。所有见到过他的人都能证实，他在危机中非常镇静、在处理个人关系中非常周到耐心。
①《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载《宋庆龄选集》第376页。
有些西方作者在所写的关于孙中山的书中有时给他戴上一些“帽子”，诸如“碰钉子的爱国者”、“勉强的革命者”等。①宋庆龄看到这些总是又生气又好笑。在她看来，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对革命道路的选择——理智的、坚定的、从不怨尤的选择——反映了他所看到并为之服务的历史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是有客观基础的。中国后来确实是通过革命前进的，中国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国家的进步和现代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正在实现。但不是在孙中山生前。
①类此污蔑的一个最新例子是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1985年），特别是其中《死因的委婉说法》一章。该书有不少很重大的缺点，这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有这些缺点，这木书在其他许多方面本来可以说是一本很有用的通俗历史书。
孙中山的伟大正在于他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原有的公式之中或自身所能做到的事情之中。后来被称为革命先行者的他从未因路程的漫长而踌躇不前。董必武曾经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董写道，“孙中山经受了许多挫折，但从不后退，因为他坚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①从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到辛亥革命后胜利回国的16年里，他一直流亡国外。他既没有休息、也不是独处，而是一往无前地工作、战斗。
①董必武着《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载《人民中国》（英文版），1955年4月1日出版。
他先到日本，在中国居留民中组织了兴中会的一个新的支部。他剪掉了辫子。这是明显的造反行动，因为在清朝治下，男子不蓄辫是犯法的。为了便于装扮成日本商人，他穿上西装，上唇留了一撮小胡子（此后成了他在公众中形象的一部分）。中国人后来尊为国父的孙中山这个名字最初也是作为“伪装”而取的。他本名“文”，字“逸仙”（在国外，通用的名字是“孙逸仙”的广东话拼音SunYat－sen），在日本取了“中山”（日文读音是Nakayama）这个日本人的姓作自己的名，后来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他的名字。至今他的故乡称“中山县”，国内许多大街、公园均以“中山”命名，以示对他的纪念。
孙中山自日本经北美至欧洲。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设计绑架。使馆租了一条船，准备把他秘密押解回国。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一种最最残酷的、让人慢慢死去的死刑：“打碎膝盖、砸断双腿、剜去两眼、把全身剁成碎片，使谁也认不出来。”①
①据罗伯特·佩恩着《孙逸仙》（英文），第43页。
在这一绑架事件中，给清政府驻英外交官帮了大忙的是一个名叫马凯尼（旧译马格里）的英籍顾问。30年前，这个马凯尼曾在中国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但为了对付这一中英两国倒退落后分子的共谋，孙中山机智地动员起积极的力量，即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同情。他争取到在使馆内为他送饭的英国仆人，替他向康德黎医生送信求援。康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外科老师，师生情谊甚笃。康又找另一位在香港教过孙中山的老师、热带病专家孟生爵士相助。两位医生先后要求“苏格兰场”（伦敦警署）和英国外交部采取行动，但无结果，于是他们把事件向新闻界公开。
在报纸头条通栏标题和清使馆外群众愤怒抗议的压力下，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爵士终于迫使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
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后，清廷下令通缉孙文，使这个过去的无名小辈一下子名闻全国，1896年在伦敦被绑架及释放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又使他名闻海外。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想到过在“不变的中国”会发生革命。现在人们知道中国在发生革命，孙中山就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和象征。清朝第二次给予孙中山和他的事业出乎他们本意的“恩惠”。
孙中山获释后又在伦敦继续勾留了7个月，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渡过的。他系统地阅读关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始终不懈的积极进取精神也表现在求知上。他总是从不满足地寻找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有用的知识和思想。早在香港求学期间，他就钻研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和思想。从达尔文的学说，他推论出中国如果不使自己适应现代世界的生活就会亡国灭种。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历史向他启示，独立是能够赢得的，皇室和封建主义是能够被推倒的。他不是一个只会模仿的人，他苦苦思索着如何把这些学说和经验运用于中国的路子。
他在伦敦阅读时集中注意于广泛的社会问题。美国激进的单一税制理论家亨利·乔治（1839—1897）所着《进步与贫穷》一书对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看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而土地问题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在这时，他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他曾去访问过伦敦的贫民窟，这可能是受到马克思重视劳动人民的启发。他有没有读过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们没有看到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但我们确实知道，孙中山对于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付出的人命的代价是很清楚的。
不管怎样，孙中山没有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做的那样作出结论：不论在中国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阶级将最后领导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社会。他倒是希望，通过“节制资本”，未来的中华共和国能够避免阶级之间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