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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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香港高层进行合作，有了分歧还是需要指出。不过，宋庆龄不是用直接辩驳的办法，而是在自己发表公开谈话时有针对性地阐明观点。1941年中，英国已与德国交战但尚未与日本开仗，香港总督罗富国——他对保盟一般说来是友好的——为赞助保盟的一次募捐活动，说了这样一段话：
“遭受自然和人为的侵害的不幸的受难者，以及这些无助的人的要求，是值得大家支持的，这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
在同一个场合，宋庆龄在她的讲话中有意识地用了另一种调子——她不是把中国人民说成仅仅是“受难者”（当然更不是“无助的人”）而是战士，援助这些战士是对共同敌人法西斯主义的打击：
“这个月在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不顾敌人轰炸的威胁，却在为争取中国的医药救济经费而展开一个巨大的……运动……这个星期在菲律宾，也正在举行一个类似的、纪念中国抗战四周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正如我们在香港的一样，用募集经费来帮助中国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来帮助中国的斗争。”①
①许乃波致本书作者，1987年11月8日。他是一位工程师，为保盟委员会吸收为委员，任技术顾问。
在扩大保盟基础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宋庆龄善于交私人的朋友，并用她的关心和温暖使友谊长久保持下去。在美国志愿为保盟募款的热心人士中有一位安妮·马尔·斯利普，宋庆龄和她是从她们都还是女学生时起就相识的。她从没有因为遗忘、怠慢而失掉过一个朋友。同她通过信的人都可以证明，她不管怎么忙总是当天回信，最晚也不过晚两三天。
她从不要求或期望朋友或相识的人很快同意或接受她的观点，而是去顺应他们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那些较为迟缓或不愿改变看法的人，她也不会看不起他们。有人一变而敌视她所坚持的一切原则、也有人试图为自私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利用她所慷慨给予的友谊——她只同这样的人断绝交往。她对林语堂博士就是这样。在30年代，林曾是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事；40年代他成了美国畅销书的作者——后来又成了一个说话刺耳的发言人。他从美回国时大事宣传，说他要同“吾土与吾民”（这是他那本最出名的著作的书名）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正是为了这一点，宋庆龄在他途经香港前来访谒时接见了他。谈话开始时还很热烈，她向他介绍了保盟的工作。这位现已名利双收的人物对保盟没有表示任何鼓励，更不用说支援了。相反，他倒提出要请保盟帮他的忙，把他那部从美国带来的崭新的小汽车放在保盟的医药供应车队里运往重庆，这样可以免付关税。
宋庆龄马上问道，“我们可以把医疗设备装在你的车里吗？”
林回答说，最好不装，因为怕弄坏车里的坐垫等等。说话时脸色都变了。
谈话到此就谈不下去了，即使林语堂以他的礼仪和机智也没能挽回。一会儿他就起身告辞，宋庆龄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看了令人难忘的、充满嘲讽的一眼。
但对保盟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她总是那样热心和民主，使大家感到同她是平等的、感到很自在。保盟每周开一次例会，开会的地点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总部十分拥挤的办公室里，桌上堆满各种文件材料，地板上还常常堆着小山似的供应品，准备分类处理。但会议的气氛非常亲切、随便。保盟的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阶层，年龄也不同（1938年时本书作者才23岁，是最年轻的）。宋庆龄主持会议，但从不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而是让所有在场的人（不管是委员会成员、还是职工）都发表意见。会快结束时，她说说自己的看法，但也不是最后做结论的架势。谁有话还是可以说，即使说的同她相反或有什么新点子，她从不表示不高兴。谁都想不起什么时候听到过她提高嗓门说话。她的话总是很清晰、务实，常常提出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工作日程，而不是只说点意见或判断。
如果说她在保盟活动中作为嘉宾接待的都是一些显要人物，那末到保盟总部来并受到欢迎的则都是普通人。中国工会工作者来送个人或集体的捐款。还有外国工会工作者——美国或其他国家船上的海员每次送来的捐款少则几十美元、多则一两百美元，都是在来香港的航班上向工友们募集、或在出发港口的工会会所里募集的。有一位名叫约翰·科米尔的美国海贝，每次他的船到香港，总要送捐款来。这样的客人总要坐下来聊一会儿。他们听到敌后游击队斗争的事迹，都很有兴趣，临走总要热心地带一些《保盟通讯》和其他文字材料去，分送给船上同事和朋友们看。
宋庆龄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是理论、也不是辞藻。这种感情是直觉的、强烈的，是在实践中不断与群众接触而产生的（特别是在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省港大罢工和农民运动中）。
本书作者就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一件在香港发生的小事。她要本书作者陪她在九龙码头上迎接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本书作者迟到了——这是老毛病——发现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四周是码头工人们在忙着搬运和安装缆绳、滑轮等等碇泊和卸货的设备，就赶紧向她道歉：“真对不起，让您一个人在这儿等。”她好像没有注意到道歉的话——她本来是最不喜欢任何人迟到的——因为她回答道，“那么多工人在我身边，我不觉得是一个人。”虽然她出身于富裕家庭，身份地位又是那样与众不同，她的心在哪里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为她那种毫不矫揉造作的态度添加生趣的是一种小精灵似的爱逗乐的脾气。有一次，本书作者和唐纳德·艾伦一起请她到我们合租的小公寓里吃我们自己做的午餐。（艾伦是岭南大学的一位年轻美国教师，也是在广州参加保盟工作的。）她一口答应，这使我们两个既高兴又觉得有面子。但当我们想到没有台布时，已经太晚了，只好找出一块干净的床单来代替一下。吃完饭，她对我们这两位大师傅的手艺夸奖了一番（实在不敢当），又说了些保盟的事情，然后眯起眼睛，笑着说，“我一直在琢磨，你们两位中间是哪一位睡在这张布单子下面的。”她的声调是开心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发窘而是同她一齐大笑起来——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和两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
在另一场吃饭的“危机”中，她表现得更有风趣。英国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工党名人，后在邱吉尔战时内阁中任大臣）事先经尼赫鲁介绍，在途经香港时，要拜访宋庆龄①。她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式宴会接待他，已万事俱备，廖梦醒忽然赶来报告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克里普斯是位素食者。在匆匆忙忙撤掉肉食换上几个素菜之后，传来了甚至更坏的消息：他是一位只吃生菜的素食者！宋庆龄举起双手大声说道，“那我们就把他赶到外面草地上去吃草吧！”总算赶做出一个“沙拉”，才使他免于“吃草”。克里普斯来了。他是一位瘦高个子、表情严肃的人。他说了一些表示敬慕的话，又谈了些各样事情，几乎没有看一眼餐桌上有些什么东西。（几年后，他的夫人伊莎贝尔担任英国联合援华会会长，对宋庆龄的救济工作多所帮助。）
①爱泼斯坦着《回忆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工作》（1958年6月），载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65—66页。
宋庆龄在香港的几年中，对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支持在她的全部活动中占有特殊位置。“工合”运动是为了增进中国的经济生产力和民主，以支援团结抗战。它吸收了许多有献身精神和进步倾向的组织者和技术人员。在它的发起者中有宋庆龄的老友海伦（尼姆·韦尔斯）和埃德加·斯诺，还有路易·艾黎——他以坚定的信念和旺盛的精力从事“工合”的基层工作。“工合”成功地使许多工业工人带着他们的技术和（只要有可能）设备，从日本占领区转移到抗日的地区，并且保证他们到了这些地区之后就能制造出当地急需的东西并能维持生活。它还努力培训各地的难民，使他们生产自救。根据“工合”的工作原则，每个社员都有发言权，也都要在生产中承担适当的责任——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从未有过而在解放区则同整个体制是很合拍的。
从“工合”一开始筹备，宋庆龄就坚决支持。她起初通过“保盟”的活动为它筹款，后来又兼任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这个国际委员会是1939年在香港设立的，由中国资深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的友人陈翰笙博士任执行秘书，热心公益的香港注册会计师陈乙明担任司库。委员会外籍成员除艾黎和斯诺夫妇（不在香港）外，有思想开明的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何明华（罗纳德·霍尔）和中国出生的美国社会工作者和作家文达·普律德。（普律德女士后来在美国领导了一个支援“工合”的委员会，由罗斯福总统夫人担任名誉主席。）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F·卡尔逊（他对宋庆龄的赞佩前面已提到）辞去了军职，以平民的身份，为“工合”工作。他对“工合”非常热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重新参军，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英雄，晋升为准将，指挥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支部队运用了一些借鉴于中国八路军的思想教育方法，这在美国军事史上是唯一的。它有一句著名的在战场上的呐喊口号“Gung Ho”就来自“工合”。
工业合作社相当快速的发展——很可能再加上宋庆龄的敦促——使另外一些宋家的人也对它作了一点表面文章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被看作是改革派。“工合”组织本身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也需要在国民党内有些高级的保护人，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但为此也要付出代价——在“工合”理事长孔祥熙（宋霭龄的丈夫、蒋介石的财务主管）下面，设立了寄生性的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安插了许多政客、游手好闲者、惹是生非者、指手画脚者等等。
为了不使“工合”被这些家伙搞砸而保持原来的性质和动力、支持路易·艾黎（国民党一直想把他捧走）的基层工作并保证解放区的“工合”单位能获得捐款中的应有份额，才成立了以宋庆龄为首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当国民党开始搜捕“工合”单位中的进步人士时，委员会尽力保护他们，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有人甚至被杀害）。
1939年末在香港ZBW电台所作的一次广播讲演中，宋庆龄阐述了这些工业合作社及其健康发展的意义：
“……目前委实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黄金时代。在此短促的一年间，已经成立了一千二百个以上的工业合作社。它们每月可以出产价值四百万元国币的货物。……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因而得到世界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