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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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也必须彻底改造，学校都把课停下来，直到教育者本人受到新精神的再教育。
对“老革命”来说，他们感到的压力是：千万不能在这场改造运动中落后，因为这场改造运动被说成对整个未来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作用。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去适应运动的要求、特别是如果他们阻碍运动，他们过去的功绩就将一笔勾销。他们就将自外于革命队伍——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更不可思议的结局了。
这些就是这场运动的理论。总的说来，人们在思想上都接受了这些理论并且付诸行动，特别因为这些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而直到这时为止他的卓有成效的领导是事实俱在、无与伦比的。
那末，这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吗？毛当然想使这场运动成为“新”战胜“旧”的权力斗争。但实际的结果却正好同他的精神和不断宣扬的意图相反——派性斗争连绵不断并且常常诉诸暴力，各派都发誓要比别人更忠于他和他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些狡猾的野心家在争夺他身后将留下的权力和地位。他从来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在每个领域里所带来的都是挫折而不是前进。
他自己在一些场合谴责了粗暴行为和派性对立——这些情况虽然多次试图加以制止，却不但不消退，反而长时期到处蔓延。毛泽东曾号召进行说理斗争，尖锐地批评“用法西斯方法审问干部”。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指责某些年轻的红卫兵的做法太残酷，并且指示在这些红卫兵就读的那所中学里办个展览会，以引起公众的愤恨。但其他许多因素（包括上层的派性）导致了许多新的暴力行径，并几乎引发内战。
不幸的是，这些严酷的事实并未导致对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及两者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重新进行检讨。毛主席相信，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办法是进一步开展“文革”。他以他的崇高威望从整体上来支持这场运动。最后，随着他的精力衰退，他被一些野心家所包围，他要了解情况或会见什么人都由这些人控制。这些人说话做事都是打着他的旗号，实际上则完全为谋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回顾这场运动时，极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位伟大领袖犯了深刻的错误——他们把他同“四人帮”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四人帮”，事实上是没有人不卑视和咒骂他们的，认为这是一群专事歪曲毛泽东的思想的投机分子、政治流氓。但人们确实得到了一条教训，就是不应该再出现权力只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并终身如此的现象。
毛泽东思想仍被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财富，是创造性地、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但这不再意味着是把毛说过的每句话、作出的每个指示都当作教条来遵守，并且毛泽东思想也不再看作完全是个人的创造，而是——正如所有有气度的领袖都会认为的那样——集体智慧的结晶。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同千百万人是一样的。多数人起初都为它所提出的宏伟目标以及它所造成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而感到鼓舞。后来，随着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多数人开始产生怀疑。又后来，多数人或早或晚地受到一些打击，并为其他人所受的打击而感痛苦。最后，他们看到这是一场灾难——一场永远不应再有的灾难。
宋庆龄也是如此。她为“文化大革命”的无数无辜受害者之一（一位被迫自尽的忠诚的进步朋友）所写的一篇悼念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同志的怀念泪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中国人民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①
①《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建设》，1981年第2期。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她终生坚持的理想。
（二）狂飙初起
现在让我们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
这一年8月，宋庆龄写信给格雷斯·格兰尼奇①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
①宋庆龄致格雷斯·格兰尼奇，1966年8月24日。
“你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①了吗？我寄给你上下两册。这部书说明，人是能够教育改造的。……
①该书英文版书名为《从皇帝到公民》。——译者
“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化八、九小时看东西。（显然是指与运动有关的大量文件材料一引用者）。”
她在信未说，“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
她在这封信上的口气显示出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目的是赞同的，她相信这是推动社会和个人（包括许多过去的敌对分子）前进的动力，并且期望猛烈的动乱将会很快过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已对“造反派”发出警告，要避免粗暴行动并且记住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还要解放全人类）。
她在信中提到溥仪同格雷斯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关系。格雷斯问，据说她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不是真的？她答道，是的，因为她是国家副主席，所以人民政府拨了一所原来的王府给她作为寓所。她描写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寓所里还是保持清静的情况：
“我住在醇亲王①的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园里有许多美丽的树木……草地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绿的。园里还有一所两层小楼。过去住在这里的皇亲国戚常来听云雀和别的鸟儿歌唱。……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②
①醇亲王载沣（1883…1952）是溥仪（末代皇帝宣统）之父，1908年溥仪即位时只3岁，载沣为摄政王。今北京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故居系就原王府花园旧屋修葺并增建小楼而成，宋庆龄于1963年春从上海迁居于此。——译者
②同上。
但在事实上，当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那花园住宅里往常的安静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她听到墙外不时传来红卫兵们在抓“走资派”或其他“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那种刺耳的叫喊声。各派的高音喇叭一个比一个响，都想让本派的声音压倒对方。最使她难受的是那种低沉的声音——打人的声音和被打者的呻吟。
她把这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况写信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嘱咐斯特朗把信阅后销毁。斯特朗在回信中说，“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北京致宋庆龄，1966年10月22日。斯特朗当时曾把宋的信给本书作者看过，所以对内容还有印象，具体文字就记不确切了。
过去，宋庆龄也常要通信的对方把她的信件销毁，但当时这样做是防止革命的机密落入敌人之手。现在这样做却是为了对付那些自以为是“超级革命派”的人。这在她还是第一次。
在同一时期，她写信给本书作者：
“……我想，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希望你离得远，听不到。”①
①宋庆龄致北京爱泼斯坦，1966年8月27日。
这里的“无端污蔑”是指在西方报刊上重提有关她私生活的一些陈旧的谰言。这些谰言可以追溯到当初国民党反动派散发的造谣传单，现在又被那些极左分子翻腾出来，这些人不择手段地去公开“揭露”别人。她为之悲叹的“无端污蔑”还不限于对她本人，而是对其他许多人。
她还曾写信给马海德医生。马的住处同她相近，信都是由忠诚的李姐（李燕娥）或司机老刘送去的。这些信马都没有保存，“因为留着对她或对我都不好”（他后来这样说）。她在信中所表示关心的主要是别人而不是她自己，但她确实也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她不得不抛弃她所喜爱的绘画和其他艺术性的纪念品（她喜爱和收集青花瓷），因为这些东西也可能被当成“四旧”。她把一部分艺术品送给马海德，请他把它们转存到“比尔大叔”（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她这样称呼路易·艾黎）那里去。马后来说①，他是亲自把这些东西转送去的，这样做要担一定风险，因为他当时也已经受到尖锐的口头攻击，他的妻子苏菲被她工作的那个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关起来，他家被抄，个人的文书资料都被拿走。
①据马海德在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路易·艾黎是外国人，所以他的住处可能比马海德家安全些，马已入了中国籍，又是干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写信给宋庆龄：
“西方报纸纷纷用大字标题报道你的住所被红卫兵洗劫，所以我在这一期《中国通讯冲加以彻底的否认，同时登了我写的报道《毛在天安门上》，里面提到你也在场。”①
①从1958年到1976年，斯特朗在北京以她个人名义编印英文《中国通讯》（Letter from China），两周出版一次，发行到世界各地。这里提到的是第42期，出版日期为1966年10月20日。
她写的关于1966年10月1日北京庆祝国庆的报道中说：
“游行群众达150万人，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至少有半数是红卫兵和革命学生……
“国外国听到谣传而不安的人们将会高兴地知道，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同领导人们站在一起，同往常一样神采奕奕……说红卫兵抄了她的家，全是谎言。”
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没有被人闯进来（在上海的寓所有人闯入）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过问。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①，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两天后，因为出现了大字报，要求把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扬言要冲进宋的寓所，同时发生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周恩来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