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1届-古华芙蓉镇-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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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使我犹如面对着读者朋友们一双双沉静的、热烈的、含泪的、严峻的眼睛,引我思索,令我激动。文学就是作者对自己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对所认识的人生的一种“自我问答”形式。当然这种认识,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着的。
面对后两类问题,我不禁很有些感叹、戚然。因为自己这样一个写作速度缓慢、工作方法笨拙的人,居然被戴上了“才思敏捷”、“日产万言”的桂冠。“平生无大望,日月有小酌。”以我一个乡下人的愚见,一年能有个三两篇、十来万字的收获,即算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了,小康人家式的满足也就油然而生并陶然自得了。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不能仅仅从下笔到写毕来计算的。《芙蓉镇》里所写的社会风俗、世态民情、人物故事,是我从小就熟悉,成年之后就开始构思设想的。正如清人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的卷首所论及的:“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我觉得,不论后人怎样评价金圣叹在《水浒》问题上的功过,他所悟出的这个有关小说创作的道理,却是十分精辟独到,值得后世借鉴的。
我是怎样学起做小说,又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这要从我的阅读兴趣谈起。我读过一点书,可说是胃口颇杂,不成章法。起初,是小时候在家乡农村半生不熟、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剑侠小说,志怪传奇,倒也庆幸没有被“武侠”引入歧途,去峨嵋山寻访异人领授异术。接着下来读《三国》、《水浒》、《西游》、《红
楼》,读“五四”以来的名作,才稍许领味到一点文学的价值所在,力量所在。至于走马观花地涉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沉迷流连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梅里美、巴尔扎克、乔治·桑等等巨匠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人物面廊,则是中学毕业以后的事了。后来年事稍长,生出些新的癖好,鸡零狗碎地读过一点历史
的、哲学的著作,中外人物传记,战争回忆录,世界大事纪等等。又因生性好奇好游,却无缘亲眼见到美利坚的月亮、“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法兰西的水仙、古罗马的竞技场,只好在书的原野上心驰神往。还追踪着报刊上披露的一则则有关航天、巡海、核弹、飞碟、外星人、玛雅文化、金字塔和百慕大魔三角奥秘的各种消息,来做一个乡下小知识分子“精神自我会餐”的梦……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读书自乐自慰。日积月累,春秋流转,不知不觉中,我就跟文学结下了一种前世未了之缘似的关系。
就这样,我麻着胆子,蹒跚起步,学着做起小说来了。甚至还坐井观天地自信自己经历的这点生活、认识的这点社会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们所未见、所未闻的,不写出来未免可惜。我的年纪不算大,经历中也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起大落,却也是从生活的春雨秋霜、运动的峡谷沟壑里走将出来的。我生长在湘南农村,参加工作后又在五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各种各样的运动洪流里,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大地的寒暑沧桑。我幼稚、恭顺、顽愚,偶尔也在内心深处掀起过狂热的风暴,还曾经在“红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面前做过轻生的打算。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着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居民们的升迁沉浮、悲欢遭际、红白喜庆、鸡鸣犬吠,也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我发现,山镇上的物质生产进展十分缓慢,而人和人的关系则在发生着各种急骤的变幻,人为的变幻。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种苦闷的泥淖中,也可以说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原因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因之二十年来,我每写一篇习作,哪怕是三两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说,总是在写作之前如临大考,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写作过程中,也不乏“文衢通达”、“行云流水”的时刻,却总是写完上一节,就焦虑着下一章能否写得出(且不论写得好不好)。初稿既出,也会得意一时,但过上三五天就唉声叹气,没有了信心,产生出一种灰色的“失败感”。爱人摸准了这个心性,每当我按捺不住写作过程中的自我陶醉,眉飞色舞地向她讲述自己所写的某个人物、某个情节或是某段文字时,她就会笑骂一声“看你鬼神气!不出三天,又来唉声叹气!”果然几天后初稿一完,我也就从妄自得意走到了反面——心灰意冷。直到很多日子过去,才又不甘失败地将稿子拿出来,请朋友看看有无修改价值。我的不少小说,都是受了朋友的鼓励,才二稿三稿地另起炉灶,从头写起。我甚至不能在原稿的天头地角上做大的修改,而习惯于另展纸笔,边抄边改,并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字句的推敲上。我由衷地羡慕那些写作速度快的同行,敬佩他们具有“一次成”的本领和天分。假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我的基本生活,而到别的什么制度下去参予什么生存竞争,非潦倒饿饭不可。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到一个山区大县去采访。时值举国上下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国城乡开始平反十几、二十年来由于左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该县文化馆的一位音乐干部跟我讲了他们县里一个寡妇的冤案。故事本身很悲惨,前后死了两个丈夫,这女社员却一脑子的宿命思想,怪自己命大,命独,克夫。当时听了,也动了动脑筋,但觉得就料下锅,意思不大。不久后到省城开创作座谈会,我也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些同志听。大家也给我出了些主意,写成什么“寡妇哭坟”啦,“双上坟”啦,“一个女人的昭雪”啦,等等。我晓得大家没真正动什么脑筋,只是讲讲笑笑而已。
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人民在思考,党和国家在回顾,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学呢,则早已经以其敏感的灵须,在触及、探究生活的也是艺术的重大课题了。我也在回顾、在小结自己所走过的写作道路。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使我茅塞顿开,给了我一个认识论的高度,给了我重新认识、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乡镇生活的勇气和胆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处山坡上,朝下俯视清楚了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来的风云聚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
一九八O年七——八月间,正值酷暑,我躲进五岭山脉腹地的一个凉爽幽静的林场里,开始写作《芙蓉镇》草稿。当时确有点“情思奔涌、下笔有神”似的,每日含泪而作,嬉笑怒骂,激动不已。短短十五、六万字,囊括、浓缩进了二、三十年来我对社会和人生的体察认识,爱憎情怀,泪水欢欣。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我是花了二十几年的心血才写出了《芙蓉镇》,也不为过分。
不少读者对《芙蓉镇》的结构感兴趣,问这种“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写法是怎么得来的。我觉得结构应服务于生活内容。内容是足,形式是履。足履不适是不便行走的。既不能削足适履,也不宜光了脚板走路。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明的突飞猛进,加快了人类生活的速度与节奏。人们越来越讲求效率与色彩。假若我们的文学作品还停留或效仿十七、八世纪西方文学的那种缓慢的节奏、细致入微的刻画,今天的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是会不耐烦的了。而且,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故事发展的节奏和速度都是较快的,读者也读着痛快习惯。
前面已经说过,《芙蓉镇》最初发端于一个寡妇平反昭雪的故事。那些年我一直没有写它,是考虑到如果单纯写成一个妇女的命运遭际,这种作品古往今来已是屡见不鲜了,早就落套了。直到去年夏天,我才终于产生了这样一种设想:即以某小山镇的青石板街为中心场地,把这个寡妇的故事穿插进一组人物当中去,并由这些人物组成一个小社会,写他们在四个不同年代里的各自表演,悲欢离合,透过小社会来写大社会,来写整个走动着的大的时代。有了这个总体构思,我暗自高兴了许久,觉得这部习作日后写出来,起码在大的结构上不会落套。于是,我进一步具体设计,决定写四个年代(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每一年代成一章,每一章写七节,每一节都集中写一个人物的表演。四章共二十八节。每一节、每个人物之间必须紧密而自然地互相连结,犬齿交错,经纬编织。
当然,这种结构也许是一次艺术上的铤而走险。它首先要求我必须调动自己二、三十年来的全部的乡镇生活积蓄,必须灌注进自己的生活激情,压缩进大量的生活内容。同时,对我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是一次新的考验。时间跨度大,叙述必然多。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芙蓉镇》在今年年初发表后,有段时间我颇担心读者能否习惯这种“土洋结合”的情节结构,以及整块整块的叙述文字。但是不久后,读者的热情来信消除了我的这种担心,大都说“一口气读了下去”。当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一位关心我的老
作家基本肯定之余,指出我把素材浪费了,本来可以写成好几部作品的生活,都压缩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去了。还有,前些时一位文学评论家转告我,《人才》杂志有位同志全家人都看了《芙蓉镇》,十分喜欢,却又说“这位作家在这部作品里,大约是把他的生活都写尽了”。
还有些读者来信说,《芙蓉镇》就像是他们家乡的小镇,里边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黎满庚、王秋赦、李国香等,他们都很熟悉,都像是做过邻居、当过街坊似的……今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里修订书稿,忽然闯进来一个中年汉子,自报姓名,说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位中学教员。他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文革’中被揪斗个没完没了,坐过班房,还被罚扫了整整六年街道……”说着,他泪水盈眶,泣不成声。我也眼睛发辣,深深地被这位内蒙草原上的“秦书田”的真挚感情所打动。
《芙蓉镇》里所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有的还分别有好几个生活原型。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