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作者:布赖恩·克罗泽_2-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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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逃往香港，广西将领们则因蒋介石宽容的政策而受惠。作为表面上承认蒋介石的权威的回报，李宗仁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的面子保住了。
虽然这些反叛将领们的抗日立场无疑是伪装出来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对日本侵略并希望抗日的中国人却有很紧迫的理由对此表示关注。
这年初，人们曾一度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能建立在新的、稳固而比较友好的基础上。蒋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和东京达成一项友好条约。
相对比较温和的日本外相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他有意把这个建议解释为蒋介石准备排除西方列强的势力、转而向日本寻求帮助和指导。
但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却不如人意。日本军人希望采取野蛮的解决办法，他们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
1月，日军借口东察哈尔应该属于“满洲国”，占领了这块中国领土。5月，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6日，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和组织撤出河北省，并取缔蓝衣社的活动。这还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颁布一个“敦睦邻邦令”，答应惩治反对“友邦”的行为和言论——“友邦”是对日本的委婉称呼。
12月，中国进一步蒙受耻辱，日本人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并为“自治的”中国地区，实际上，是将这些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进一步作了妥协。在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声称：“我们不应轻易地谈论牺牲，除非把我们逼到了不能不做出牺牲的最后关头。”事实上，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温和的警告：中国准备做出的退让妥协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征到达陕西。对于学生和那些反蒋的军人来说，反对日本入侵是争取力量的最好的口号。
但是更能鼓动人心的是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里，埃里克·周的左倾的同学们传播着红军长征中的英雄事迹。这年秋天；他认识了黄敬。黄敬是从青岛来到这个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启威这个化名），他后来在194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早些时候，黄敬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临时学生，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度过的，他在那里的学生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
黄敬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前身的早期发起组织者之一，他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初，当蒋介石的将军何应钦来到北平时，黄敬决定给他制造点麻烦。五个月之前，正是这个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
12月9日，一万名学生在北平示威，反对日本人。对一些年长资深的人来说，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此次运动规模更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汉、长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学生举行示威或暴动，在全国各地各种“救国联合会”
纷纷成立。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麻烦；而在组织这场运动的共产党人眼里，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在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篇论文里（北京，1961年），作者说刘少奇把这次学生运动当作“中国历史上反动时代和革命时代分界的标志”来加以称颂，并将其归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另一桩反叛事件出在蒋介石的家里。1935年，他的大儿子蒋经国给他的母亲（当然蒋介石已经和她离婚很长时间了）写信，指责他父亲的政策。
他用这样一些欢欣鼓舞的话来表达在苏联的感受：“苏联是我们的祖国。看到我的祖国苏联一直在各个领域内取得惊人成就，我感到光荣和欢欣。”信的印戳是列宁格勒，蒋经国已经在苏联居住了十年。
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当蒋经国去苏联时，他只有十六岁。虽然蒋介石已经转而反对共产党人，但这个情况还鲜为人知，他还经常被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
1925年，蒋介石刚刚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儿子到了广州，那时广州被称为“革命的麦加”。
当他们见面时，这位父亲正为怎样使他的儿子受进一步的教育而大伤脑筋。正在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请革命政府选派一批学生去俄国。由于蒋经国的热切赞同，蒋介石便把他列入名单。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这表明蒋介石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同时，给他儿子一个学习革命技能以备将来之用的机会，也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差不多的原因，蒋介石后来又把他另一个儿子蒋纬国送到纳粹德国。
然而，两年后这个实验就不那么有味道了。那时蒋介石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到了这时，对蒋介石来说，把他的儿子召回国已非轻易之举了。事实上，他确实曾经指令他的儿子回国，但蒋经国已身不由己，他给家里写来一封满不在乎的信，拒绝服从并指责其父。
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封信是王明（原名陈绍禹）口授给蒋经国的，他是中共的一位领导人，那时刚好在苏俄。一年年过去了，到1936年（这一年蒋经国再次拒绝他父亲的要求），他娶了一个俄国妻子，看来他要在苏维埃俄国定居下来了。
为了不妨碍其战略中“攘外必先安内”的先后次序，蒋介石必须在自我约束和独立决策方面得到认可，以便尽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遭遇。
他指示他的战略顾问蒋百里制定一个全国性的防御计划。
1935年冬，他送蒋百里到欧洲各国学习总动员的法律规定。
蒋百里首先访问了意大利，在那里他特别关注空军的发展情况。
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他特别强调“防空地理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里，最为重要的是空军要有速度和活力。他指出，对一个长期的战争来说、经济动员是很关键的，宣传工作应该和军事行动同步进行。
蒋介石在对付日本人方面消极从事，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掌握的权力的基础很不稳固。地方派军人怂恿他抗战，因为如果他抗日而且失败的话，他们就可以对他的王国进行瓜分。
蒋介石很清楚这种危险，所以他按兵不动。
按理说，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很乐于对蒋介石所采取的任何初步行动表示欢迎的，尽管他们有理由不相信他。
1935年7月到8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号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人民阵线。
在中国，共产党人受命寻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对于经过长征而被严重削弱的中国红军来说，新的决议制定的下列方针是很不现实的：“在为解放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斗争的统一战线中，苏维埃必须成为领导核心。”
这些说教自然不受毛泽东的欢迎，他对共产国际决议所作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在党的宣传中不再把蒋介石说成是反动派，而统一口径把他称作“民族败类”。
毛泽东认为，更有希望的办法是利用张学良。在1936年春，共产党秘密和张接触。他们受到张学良的欢迎，张邀请共产党派代表到他在西安的司令部里来。
蒋介石对少帅和共产党人发展起来的亲密关系并不是完全不满。他认为，在他重新开始“剿共”行动的时候，他将有机会同时消灭共产党和张学良的部队。
这样，就可以除去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的少帅了。但使他不安的是那些关于1936年间毛泽东的军队迅速恢复并壮大的报告。10月，两支国民党部队投向新根据地的共产党。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只有二万人马，现在他已经指挥大约八万人了。应当承认，他们许多人缺少枪支，但是这支部队又一次醒目地成为共产党的主力。这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的说法风行一时，敌对派系的军阀们推波助澜。
张学良本人认为这极不公平，因为难道不是蒋介石在日本首先发动进攻时明确指示他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吗？在沈阳事件后不久，两个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车上会谈。
根据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蒋介石说：
“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
鲁丕（音译，可能是张学良一位朋友的笔名）在援引这些话时，补充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全国都在反对不抵抗政策，形势很严峻，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张先生慷慨他说：‘我跳下去！’”为了治愈他吸毒的习惯，张学良在欧洲国家旅行了大约一年，当1934年春天回到中国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除了跳舞，喝酒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他还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问少帅对意大利的看法是什么，“很好，”他说：
“每张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面墙上都是墨索里尼。”
他为什么回国呢？为了一件事。
福建事变引起轩然大波，他觉得他回国也许能为稳定局势提供点帮助，另一个原因是，东北军希望他回来。官兵们日夜不宁，反日情绪使他们身心不安。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反叛，蒋介石也希望少帅回到他原来的职务上。
少帅一回国，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共”副总司令，这样他就直接接受委员长本人的指挥。
少帅很有理由反对日本。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他自己也为把大片土地丢给日本而深感自责。
他的朋友和助手们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中有w·H·端纳，他是一个澳大利亚记者，从1928年开始他就被聘为张学良的主要顾问。这位通常被称为“中国的端纳”的外国人强烈赞成中国民族团结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少帅的中国助手们发现，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建议是很难的。相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些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同乡。但是，在1934年底，张学良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他仍然执行委员长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观点。
到1935年冬天，张学良开始改弦更张。当时，少帅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东北军和红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红军伤亡惨重，但东北军也一样，他们损失了整整两个师，如果这就是“剿共”的代价，按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张学良就没有什么人马去打日本人了。
共产党传话说，他们希望结束内战，联合抗日。正是这个建议，促使张学良开始同毛泽东的代表进行谈判。
在研究了关于红军发展壮大和重现生机的报告之后，蒋介石决定到张学良在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