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作者:布赖恩·克罗泽_2-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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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系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
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借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日本投降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如何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没有见到另一位能够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了。
而现在，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会面了。
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毛泽东表示，如果赫尔利来接他，并以其个人的名义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见过他。和到延安时一样，赫尔利在重庆也突然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练兵舞，口里还“呀呀、呀呀”地尖叫着，把中国东道主吓了一跳。据说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轻时他曾在俄克拉荷马学过这种方言。
他头脑简单，对于中国问题，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为促使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1944年，正当他认为成功垂手可得时，没想到竟前功尽弃。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自信。这一次他确信，国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败。苏联人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尽管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王世杰——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弱势，但该条约还是赋与了他在政治上压倒毛泽东的明显优势。
不过，从地理位置上看，毛泽东进军燕北比蒋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苏联人进入中国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向日本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击。10日，朱德将军要求日军和伪军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产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这样一来，除了魏德迈将军指挥的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的三十九个师之外，国民党的军队又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足够武装四十个师的装备。
苏联人进军东北之后，不让美国人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立稳脚跟，他们只允许红军进入东北。
在从北面和东面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还有一批驮着辎重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可以在小城镇建立地方政府并设置防御设施。另外一支苏联军队经过内蒙古及河北北部进入了东北的南部，他们与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会合，并为其提供铁路运输。林彪的部队很快便在南部建立了许多行政和防御设施，配合北部已经建立起来的据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的面前不仅有苏联和本国的对手所设置的障碍，美国盟友的态度也阻碍着他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在8月和9月问，他关心的大一件筝就是夺回中国东部的重要城市，例如：南京、上海、汉口和北平。
中央军是坐着由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进入这些城市的。
诚然，在受降和安排遣返日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麦卡锡将军、魏德迈将军、巴比上将及其他美国军官的全力支持和援助。
但当蒋介石的部队就要到达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和赤峰时——从这两个地方他们可以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东北——马歇尔将军给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下令停火并停止前进。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共产党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东北。
正是这些部队，在经过了苏联人的重新整编、训练和武装之后，回到中原，完成了对整个大陆的占领。
无疑，魏德迈将军对马歇尔将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十分关注，在军事上，他认为，中央军在经过长期的艰苦战争之后，没有能力夺取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巩固其现有的地盘。
但是他也意识到，需要在中国北部和东北一带建立一道屏障，以阻挡苏联的军队。出于这个目的，他要求华盛顿再向中国派17个师的美军。然而，他只得到了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兵力。
毛泽东刚到重庆时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他在重庆呆了六个多星期。
会谈分两个级别进行，即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和低一级的两党会谈。其中，国民党方面有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会谈一开始，双方就摆出了各自的观点。
蒋介石坚决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将其并入国民军，以此作为参加国民政府的条件。
而毛泽东则同样坚决。他坚持共产党在正式编入国民军时，应保持原有的编制并仍由现任军官指挥。而且，共产党还要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永远那么乐观的赫尔利曾希望在他9月22日回美国治病和述职之前，国共能够达成协议。
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讲明了他的意思，然后就和张群一起，坐下来等待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回音。
他计划在得到答复之后，就上飞机。
信是回了，但没有提到协议的事。
毛泽东只是请赫尔利暂缓回国，直到陪他安全地回到延安。赫尔利找到了蒋介石，蒋说他将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大使作出书面保证，以确保他安全返回。他得到了这个保证。
赫尔利带着失望飞离了中国。
蒋介石没有采纳魏德迈的建议，他决定行使中苏条约赋与他的权力，占领东北。
然而，使他烦恼的消息不断传来：苏军正在有步骤地拆卸东北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苏联。从表面上看，如果苏联人象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准备把东北交给他的对头共产党，那么这一举动就很令人费解。由于缺少苏联方面的资料，人们只能推测。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在耍手段，他不相信美国人会听任他实行他在中国的东北计划，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