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于丹-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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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所谓“君子”究竟何指（1）
文/杨昊鸥
《于丹〈论语〉心得》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讲述《论语》的“君子之道”，第56页里这样说：
孔子从来不说做君子就要像谁谁谁那样，在孔子看来，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因为只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在读本科的时候经历过的一件事。有一次上必修课“明清文学史”，上课的老师问大家读了《红楼梦》有什么看法，先让我说，我的回答很简短：“我认为《红楼梦》的主旨从统摄意义上来看，不是写爱情的幻灭，也不是写家族兴衰史，而是庄子式的那种对有常与无常之别的哀怨。”老师接着让另一位同学发言，他说：“这个小说嘛，写得不怎么样。你说它写爱情吧，也不是写爱情。首先它不像《水浒传》那样反映社会、反映生活。还有，其中也没有一些喜剧性的情节，不好看。我的看法和×××（笔者的名字）同学差不多。”我当即愕然。
这件事情让我很不高兴。这不是因为我认为我说得对，他说得错，或者说我的见解比他高明。我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我的表述和这位同学的意见找不到一丝一毫可以称为“差不多”的相同之处，但他硬要把他的意见强加到我名下，这个我不能接受。
而孔子的憋屈就在于，从现有的生理学常识来看，他不太有可能诈尸起来再和强加意见给他的不肖子孙理论了。
“君子”二字在汉语词汇中再常见不过了，就算不翻字典，不查资料，大家都会对“君子”二字有各自不同、但大体相近的理解。你可以说你认为“君子”是这样的人，“君子”是那 样的人，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说“在孔子看来”君子是指什么，最好还是把孔子自己的话拿出来佐证一下。《论语》中提到“君子”的段落约九十处，至少我是找不出一处与“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这段贺卡体励志话语意思相对应的出处。
如果说“完善内心”和曾子讲“每日三省吾身”从大原则上还多少有那么点接近，“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这些梦呓一样的句子和《论语》捆绑在一起就完全不知所云了。那么，从《论语》原典中，我们究竟能提炼出一个怎样的“君子”的概念呢？
孔子在《论语·述而》里这样说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这一条目对于理解孔子所说“君子”的概念，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条。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君子”和“小人”作为对立的概念常常并列出现，这在《论语》中出现过，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我们知道描述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参照物越多越容易帮助理解。比如我们说张三比李四高，这是一个参照；如果继续说，张三比李四高，但是比王五矮，这样就令我们对张三的高度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在这一句引文当中，“圣人”和“君子”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参照的。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孔子所说的“圣人”是什么，“圣人”是怎样和“君子”参照起来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作为“圣人”形象出现在现代人视野中的孔子，绝不是一个真实的孔子。所谓“圣人”是后世子孙追认的。最早称孔子为“圣”的，是北魏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孝文帝元宏称孔子为“文圣尼父”。在《论语》中，孔子从来没有以“圣人”自居，甚至期望达到“圣人”的境界。这不是孔子的谦虚。如果我们明白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政治设想，就不难明白孔子为什么不能、也不敢以“圣人”自居。
孔子所设想的“周道”和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在理想的社会领袖这个问题上有相近之处。孔子设想的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柏拉图设想的是有德性的“哲人王”来统治城邦。“内圣外王”虽然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实际上可以视做对儒家政治理念的一种解读。它的意思强调，只有当一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已经达到了“圣”的地步，他才能外在地成为一个社会的领袖；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的领袖人物内在的道德修养必须达到“圣”的水准。从现实的角度说，这当然是一种空想，但也正是从现实的角度，因为“内圣外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巨大，也为促使历代当政者朝着“内圣”的方向努力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和舆论压力。
“圣人”在《论语》之中设定的标准之高，不仅孔子不敢自居，甚至连尧舜这样杰出的人物也当不起。《论语·雍也》中说道：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不仅尧舜当不起“圣人”的称号，在《论语》中孔子就根本没有给出一个可以称为“圣人”的人物供后世参考。
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孔子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成为了一个借“圣人”之名招摇撞骗的伪圣人。通过《论语》原典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从来就没有希望自己能成为或者希望别人将他看做一个“圣人”。如果他希望借“圣人”之名称王天下，那他就不是一个大哲，而是一个类似于借明教起家的朱元璋，但如果我们看看史书，了解一下孔子的一生，我们就会明白哲人和政客的区别在哪里。东汉学者、思想家王充有感于孔子空有圣德，而没有成就王图霸业，说了这样一句话：“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就是说按照“内圣外王”的标准，孔子编著《春秋》的德行已经可以达到作为一个社会领袖的标准，所以追认他为“素王”，也就是没有功业的“王”。
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言下之意是，“圣人”的标准太高我们难以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君子”在现实的操作上，我们是可以达到的。
这时我们对孔子所说“君子”的概念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从道德修养的层面上不如“圣人”，但又和“小人”泾渭分明。但是这个印象仍然过于笼统。那么在这个笼统的概念下，它的含义是不是和于丹所说的一致呢？
在“君子之道”这个章节中，于丹拟定了这样三条标准：
1善良。
2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3君子是合群的，虽然他内心里庄重、庄严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里头却从来不争。
我们逐条来看一看。
于丹在论述第一条“善良”的标准时，引用《论语》的论据是“颜渊篇”中的这么一段：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于丹进一步解释到，“不忧不惧”的意思就是“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在这里必须指出，于丹这种说法可以称为曲解之曲解，首先她把“善良”和“不忧不惧”错误地联系在一起，再把“不忧不惧”庸俗化地加以解释，所以使得读者对这段话的本意反倒模糊不清了。
杨树达先生在《论语疏证》中引用了《礼记·中庸》的一句话来解释这段话：“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论语》原意的，意思是说君子通过内省之后发现自己的志向不为外部世界所影响，并坚定不移地向理想努力，自然在面对外物的时候可以做到“不忧不惧”。如果说这段话体现了“君子”某一方面的品格的话，那么它说明的是坚毅和不屈，这和“善良”以及后面于丹说的“厚道”完全八杆子打不到一处。
所以第一条“善良”的标准不成立，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条：“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这一条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如果一个人胸怀天下、奋发有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当然可以将他看成一个君子。但问题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侧重强调他的内在道德修养，而不是强调兼济天下的理想本身。举个例子来说，希特勒的一生不可以不说是“奋发有为”，他也有让德意志人称霸天下的宏图壮志，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称他为“君子”了呢？恐怕没有人这么看。
再看于丹在这一条标准下列出的引文，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她的底气不足：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这是在说“君子”吗？不是，这是对“士”提出的要求。“士”和“君子”是一个意思吗？当然不是。关于“士”的概念，请参考本书《质疑于丹对“士”的解释》一文，这里不再重复。把一个概念的解释随意加到另一个概念的头上，这是于丹“心得”的一贯做法，也是笔者最感值得商榷的做法。
令人称奇的是，于丹提出的第三条标准倒基本没有偏离《论语》的原意，这在整本《于丹〈论语〉心得》中可以算是难得的特例。
那么，从《论语》原典中，我们究竟可以提炼出一个怎样的“君子”概念呢？我也用于丹的办法，试列几条标准出来看看。
1注重内心的道德修养，从修炼内心的道德修养发展到规范外在的行为。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这句话是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说，有若和曾参在孔门弟子中地位很高，所以在《论语》提到孔门弟子时，只有他们两人被尊称为“子”，比如有若为有子。所以有子的话在《论语》中还是很有代表性。这句话大概是说，一个在家孝顺父母、敬顺兄长的人，不可能做出犯上作乱的事情。由“孝弟”这个内在的道德修养为做人的基本，推及到外在的处事原则，这就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这就是《论语》的原意。实事求是地说，这和我们今天所说“君子”的概念未必完全吻合。我们参考一下一部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著名电影——《教父》：
在“教父”科里昂家族的内部，“孝弟”观念可以说深入到每一个家族成员的心中，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社会上横行无忌、逍遥法外。从我们现在的“君子”观念来说，我们很难说教父和他的子弟、手下能够称为“君子”。而且由“孝弟”推衍出不好犯上作乱的逻辑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是我们强调的是，无论正确还是错误，这是《论语》的原意。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