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于丹-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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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于丹说“知天命”即是要把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看做是自然而然的，无论是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很明显，这是一种宿命论。这种宿命论的确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安慰。但是，“知天命”有它比较固定的意思，正如《论语正义》所说：“是故知有仁、义、礼、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已有得于仁、义、礼、智之道，而推而行之，此圣人之知天命也。”简单地说，意思是：那些知道有仁、义、礼、智这些大道理的人们，奉行它，这就是君子知道了天命。而那些知道天命的圣人，很清楚自己在仁、义、礼、智这些方面有成就，而且能够到处推广它，使这些道理可以通过实践得到证实。
但是于丹教授的解释是能够不怨天、不尤人，不为外物所动，就如同庄子所说的：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于丹说：“孔子所谓的‘知天命’，其实就是把学习的各种道理，最后达到了一种融会和提升。”（《于丹〈论语〉心得》第１１３页）这样的理解恐怕与《论 语》的本义“差之千里”了吧。
5六十而耳顺
“耳顺，就是不论什么样的话都能听得进去，都能站在发言者的立场去想问题”，于丹教授如是说：“在对天命有了透彻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有了巨大的定力之后，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此时，你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人，你能理解任何一个事情存在的道理，你能虚心倾听各种声音，并站在别人的出发点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
这种说法也有多方面的偏颇。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孔子为何说“六十而耳顺”？
孔子在六十岁左右时，周游了列国，四处讲学。他接触的人多了，学说杂了，世界观也宽阔起来。六十来岁时，他看淡了荣辱，无论任何人对自己的学说是否褒贬，他都能够大肚能容了。所以，孔子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即“能够被任用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自好吧。”
这种出仕与退隐、入世与出世、进与退的人生态度是矛盾的，孔子却能够在面对它时，做到通权达变的方法和气度。所以，耳顺是一种心胸开阔的状态，能够耳闻而辨知说话者的言行、品德。另一种意思是说，到了那个年龄的孔子，任何耳闻到的东西，都能够与他的学说相通。
如果我们参照庄周（《庄子·天下》）的“道术之裂天下”的说法，即天下的“道”本来只有一个，后来因为各家各派，站在不同的立场，持了不同的方法去阐释这个唯一的“道”，才会使“道”分为众多的学说，导致百家学说的不同，然而，它们都最终是通向道的。在六十岁这个年龄段的孔子，已经明白了“大道为一”、“圣人之道，一又贯之”的说法。我们似乎也可以猜测，这时的孔子明白了的道理正如同庄周所提出的道理一样。然而，这个儒家学派的领头人物，竟然，活出了一派道家的风范。这才是这句话中最能令人意想不到的推测。
所以，六十岁以后，他能够做到舍己从人。
一个人的观点进入他的耳中，他能够避开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发现它的可贵之处。但是，于丹教授的心得把一切归于“自己的内心有了巨大的定力”。
6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句话有两种断句，一种是按照前面相同的断句法，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另一种断句便是如上面标题的断法：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第一种断句的意思是指说：孔子到了七十岁的时候，便开始放纵自己的心，但我所想做的事情，都不会逾越法度。第二种断句是指：孔子到了七十岁时，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而且做的事情不会逾越法度。相同的一点是：不会逾越法度。
即是说，孔子到了七十岁时，做什么都不会逾越法度了。他一生坚持的周礼，那套道德伦理系统，早已渗透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这个境界，他顺心而为，自然而合法，即便是连动个念头都不会背离道德伦理的规范了。
这是道德方面，孔子的修养树起的一座里程碑，矗立在中华文明和思想史上，成为千百世中华儿女尊崇的对象。
有关“七十而从心所欲”的另一种说法是，孔子在七十岁时，修养达到了极致的境界，同时，他的威望，也隆盛到了极致。
孔子在周游列国传道再返回鲁国后，被尊奉为国老，“乐正雅颂”，开始整理古籍 ，著述《春秋》，又讲学传道。人们对他的崇拜，是“高山仰之，景行行之”。他的言行，已经被抄录起来，被世时的人们当成衡量的标准。因此他说：“从心所欲，不逾矩。”
于丹教授的解释是：“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变为你的生命的习惯时，你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读者们在《于丹〈论语〉心得》的阅读中终于遇到了一句与原文本比较接近的解释，如同船难的灾民经过多日的漂移，终于望见了陆地，不禁喜极而泣。
然而，下文却又让读者傻了眼。
“在当今社会这样的竞争压力下，我们有理由不提前成熟吗？“只争朝夕”这句话用在今天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万年太久，七十年也太久。”
于丹继续说道：“学习《论语》，学习任何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使我们尽早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岗位，都有一种无愧的交代。”
读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原来于丹教授的这套话语就是一排排激素针，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提升效率，缩短历程。
她写道：“让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
这就是《论语》的终极意义？如此妄下判断，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真的可以等同于励志书，让学习的人过上更有效率、更有价值的人生吗？恐怕《论语》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于此吧。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对于《论语》这样的书，读者、学者应当保持敬畏的心态，以虔诚地姿态去阅读，去接近那个时代的孔子。这份敬畏之情，丝毫不会降低你的身份，反而，它会提升你的境界，把你成就为一个“内圣”的人。
《论语》的思想高度，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它培养的是人的内在精神力量，独立的理想人格。《论语》中的伦理道德思想仍是、也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以及当代社会的强大精神之柱，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支持。
顺便提及，笔者并不是反对现代人解释经典。但是，现代人要阐释经典，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不断地重读文本，审慎地细读文本，回到经典文本的创作语境中去，经过这种努力，才能接近文本的原来含义。当然，我们永远只能是接近，要想达到原初的含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了。
第二编 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庄子
何谓“逍遥游”（1）
文/杨昊鸥
第六代导演贾璋柯有一部作品叫做《任逍遥》，电影里备受压抑的女主角有一句台词，说：“‘逍遥游’是庄子说的，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干嘛就干嘛”。我相信这当然是导演和编剧刻意安排的黑色幽默。
营造黑色幽默是一回事，曲解误读是另一回事。《于丹〈庄子〉心得》里这样说：
真正的逍遥游，其实就是无羁无绊的。（《于丹〈庄子〉心得》第14 页）
我简直看不出这个论断和《任逍遥》里面那句台词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说贾璋柯用这句台词营造了一种黑色幽默的戏剧效果，那么于丹教授在电视上一本正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笑不出来了。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逍遥游》是《庄子》全书的第一篇；“逍遥游”也在后人的观念中也常常作为庄子精神的代名词。但是，究竟什么是“逍遥游”？是“想干嘛就干嘛”，还是像于丹在后文所说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不二法宝？《庄子》是笔者一生最钟爱的一本书，在这里不揣鄙陋，也来谈谈对“逍遥游”三个字的理解。
《庄子》，在先秦子书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化史中最迷人也是最突出的魅丽就在于“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是司马迁对庄子学说的一个总体评价。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想象力非常丰富，自说自话。读《孟子》的读法与读《庄子》的很不相同。《孟子》的特点是论证一件事情，逻辑链条很清晰，只要你顺藤摸瓜，最终总能找到孟子要说明的道理。《庄子》则完全不一样。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博尔赫斯曾经写过一个著名的短篇小说，叫做《小径分岔的花园》。《庄子》就是这样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庄子》这部书中，处处潜伏着充满悖论的逻辑陷阱，如果你顺着正常的因果规律、排除法等逻辑方法去读它，只能在逻辑陷阱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我们先来看看《逍遥游》这一篇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
在一开篇，庄子给我们讲了一个鲲鹏举翼图南的故事。他说，北冥有一种鱼叫做鲲，它的体积非常之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那么大。鲲变化成鸟，就叫做鹏。同样也有几千里那么大。鹏奋起而飞，它的翅膀就像能把天遮住的云一样，从海面飞到南冥去。有一本记载奇谈怪论的书叫做《齐谐》，里面记载说：“鹏在飞向南冥的过程中，它的翅膀激起三千里的水花，拍起九万里急剧盘旋而上的暴风，一直要不停地飞六个月才停息。”在鹏飞的过程中，天地间的雾气、尘埃都是被风吹着在空气中游荡的呀！天气苍苍茫茫，这是它的真正本色吗？还是高远无穷，不能看到它的至极深处呢？高飞九万里的大鹏往下看地面的景象，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情形。
在这一段中，庄子尽他的想象，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鹏程万里图”。后面可能很多读者都知道，他又用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做比较，他说，蝉和斑鸠讥笑大鹏说：“我们什么时候愿意飞就一下子飞起来，碰到榆树、枋树就停落在上边；有时力气不够、飞不到，落到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高飞九万里而到那遥远的南海呢？”去近郊旅行的，只带三餐饭，当天回来，肚子还饱饱的；作百里之远的旅行，就必须筹备三个月的粮食。这两只小虫鸟又知道什么呢？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有些读者就会像于丹一样感慨了：这就是境界的大小之分啊！坦白地承认，在我中学时代第一次读《庄子》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这样理解过。大儒熊十力先生提倡读书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好在“含玩”了几十遍《庄子》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