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于丹-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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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其中的珠宝还给了那个楚国商人。
因此，我们现代人在解读传统经典《庄子》时，不应与“买椟还珠”的郑国人一样：只看中了盒子，却遗失了真正具有价值的珠宝。
第三编 透过于丹看社会
苏格拉底的结局与《百家讲坛》的反对
者
文/杨昊鸥
对笔者而言亦师亦友的晋如兄最近发起签名活动，吁请媒体停止对于丹等的过分炒作。笔者甘附骥尾，参与了这次签名。笔者无心作一个代言人，却也不想我们共同的立场因措辞的激烈而遭人曲解，或者成为口水战意义上的把柄，笔者只是感到有话要说。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公开法庭上有意以蔑视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在座的500位公民，最终令得一代大哲饮鸩而亡，以死证明了希腊民主制度的荒谬——这个自称言论自由的社会，公众因他的言论反民主而处死了他。这是苏格拉底自己设计的迂回战术，很巧妙，也很悲壮。最终，他“赢得”了审判，雅典输了。今时今日，这种战术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不能期待若干年后，待到中华文明散落成片之后，期待史家给予我们叹惋的赞赏。换言之，我们可以“赢”，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没有输的退路。
先说个简单的例子。譬如一个人生了病，去
医院看病，对于选择门诊的医生，我想病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位医生的学历如何、资历如何、医术如何，因为治疗的有效性和这些因素密不可分。至于这位医生口才如何，是否
幽默风趣，是否能把那些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给你解释清楚，这些大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根据人们的日常经验判断，治疗疾病是一种专门的知识，光靠一张嘴的赤脚医生要治出毛病。如果你要说“言论自由，我没学过医，我就觉得风趣的医生说得好”——笔者个人以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少数的个案。
但同样的事情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譬如最近两年热起来的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百家讲坛》。人们关注它，追捧它，原因很简单，一言以蔽之：通俗易懂。
为什么我们的公众一方面宁可听一位好医生以不近人情的表情说些不知所云的专业名词，另一方面却又对通俗易懂的信口开河津津乐道？我们的文化，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当然绝不仅仅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就理应受到轻薄的待遇吗？
我不讳言，我，我们，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和正在接受专业训练的人群，我们有资格在一些专业问题上发言，正如我们没有资格去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相对论。这条简单的思路来自于 《理想国》，也是苏格拉底获罪的口实之一。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他的杂文集也以此命名，叫做《沉默的大多数》。而笔者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沉默的少数人》，篇幅不长，兹录于下：
毫不讳言，写下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向王小波致敬的意思。
王小波并不是天才，真诚的言说、狡黠的气质加上遵从于逻辑的思维，成就了这个生前不为人所知、死后却掷地有声的名字。北岛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常想，如果王小波还没有死，他看到那么多自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的人时，心里该是怎样一种尴尬。
……
于是“大多数”放弃了沉默——喧嚣中，“替天行道”的大旗高高飘扬。
于是必须有人选择沉默，哪怕是少数。沉默，作为无声的言说，将是我们守候家园的最坚不可摧的防线。
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沉默了，易中天品《三国》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但当有人臆解《论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能涌现出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顺便说一下，孔子对于原则问题从不“温良恭谦让”，如果于丹女士把她的书名改作《天书奇谭》而不是《于丹〈论语〉心得》，我个人也不致“打破沉默”。
在大学读书许多年，笔者发现越是在专业方面水平高的讲座去的人越少，这几乎成为了一种铁的定律。所以当有人诘问：“有本事你们也把你们的见解写出来和于丹比一比呀”时，我无言以对。这个无言不是理屈词穷，而是类似于网络聊天时经常用到的“无语”。很惭愧，《论语》我只看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和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听说最近于丹在讲《庄子》，这个我的发言权要足一点，前前后后也看过七八个本子，如郭象的《庄子注》、王夫之的《庄子解》、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释里面提到的支道林解庄也参考过……顾炎武的祖父曾经教育他：“著书不如抄书”，读读这些书，真感觉这是石破天惊的大妙语。我以上提到的几本书，大型一点的新华书店都能找到，可惜大部分都是滞销书。可见所谓某些高呼“复兴
传统文化”的人，不过是叶公好龙的隔世再传。
另一种诘问是：“你们有精力在这里说这么多，怎么不像于丹一样多为复兴传统文化做一些努力呢？”每当我面对这类言辞时，不禁悲从中来。本次签名活动的发起者徐晋如精于诗词、谙熟京剧，为了将伟大的传统薪火相传，长年在许多高校开设诗词创作、京剧导论等课程。他所在的中山大学距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单边的车程需要一个小时，但他坚持每周到广外给那里的学生开课，经济上的所得只是一点可怜的课时费。2006年年末，他发起并组织首届穗港澳大学生诗词创作大赛。要知道，晋如现在只是一个在读博士生，他有自己的学业，有自己生活上的负担，但为了华夏文化之不颓，他就是那么全身心投入地去做这些事情，在各种阻力面前恍入无人之境。他没有媒体的平台，没有炫文博众的功利之心，有的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试问，这难道不是在为“复兴传统文化”而努力吗？“复兴传统文化”一句话听起来是那么的有诱惑力，对我也有同样的诱惑力。可是在我看来，爱因斯坦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和一个蹩足的科普人员不可同日而语。“复兴传统文化”与“曲解传统文化以适今”是截然不同的。每当我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部看到那几位熟悉的身影——几位终年浸泡在图书馆的教授、老师，我的心里会涌起无尽的敬意，我知道应择其善者而从之。
今天晋如将吁请书发到了天涯论坛，我在众多回帖中看到了许多激烈的言辞。这让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装》，记得在中学的时候笔者曾续写过这个故事：说出真相的小孩最后真实的结局是被街上的众人打死，因为无忌的童言揭示了众人的无知，这和苏格拉底很像。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像王朔在《顽主》里面调侃的那样：我想说我不能说可我还是要说。
有一次旁听林岗先生（中山大学文艺学教授）的“中国美学史”，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文明，未来极有可能像许多古文明一样，拥有灿烂的过去，但最后散落成碎片，被融化和吸收到别的民族当中，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林先生是性情极为通达之人，不会像梁思成一样表现得痛心疾首，但在座弟子无不黯然。希腊文明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日衰，其破碎因于战火。现在，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
传统文化典籍、面对中华文明的根系？在回望典籍、文明、历史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坚持和什么样的放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1）
文/徐晋如
在针对我们的诸多的责难中，有一位“深海明灯”网友的观点引起我的注意。在我表示“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许只需要1万个人真正理解，而现有却有100万个人误解，那种危害要大得多”时，他义愤填膺地说道：“也许你就是那1万个人真正理解的，我们就是那100万个人误解的。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的实质就是，上面总是对的，而人民总是愚蠢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治阶级总喜欢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才是对的，你们必须臣服于我、必须心存敬畏、不能挑战王权，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离经叛道的人必须予以剿灭。而民主的实 质恰恰相反，就是要体现那100万个人的意志，而不是1万个人的意志。人民的眼睛才是雪亮的，统治者永远是被监管的。”这位网友对于传统充满误解，在此我不拟展开。本文只想探讨民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什么是民主？翻开任何一部政治学词典，它都会告诉你，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建立在所有公民都有投票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的基础之上。民主理念的最早实践开始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城邦。在古希腊和罗马城邦，只要有公民资格，就天然地拥有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这种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应该正是深海明灯同学所向往的民主。
赞同绝对的、多数人的意志的统治的民主，是西方政治精英的一个抹不开的情结。比如卢梭，我们近代中国人误以为他是西方自由派的代表，拿他跟屈原相提并论，将之译作“卢骚”，连柳亚子都要赶时髦，把自己的字改作叫“亚卢”。然而这位卢骚人对个人的自由的排斥不遗余力。他唯一关心的是所谓的“公意”。他的逻辑是，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它只能由人民直接表达，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但即使是这样狂热的一个绝对民主的鼓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所向往的绝对的直接的民主，只可能在小国寡民的国度才有可能实现。
从卢梭到深海明灯同学，都认为公意是至高无上的。并且深海明灯同学说这就是民主的实质。然而，我想问一句，假如包括深海明灯同学在内的100万个人，经过投票认定，包括徐晋如在内的1万个人应该被送上火刑架，这种公意是合理的吗？这种情形尽管极端，然而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绝对的、直接的民主，在小国寡民的古代以后，就再也不曾在实践层面给人类的进步带来好处？为什么所有人都有权利直接参与政治，其结果不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是带来了多数的暴政？为什么多数人所认同的于丹，其结果不是带来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更多数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误解？
还是让我们回到古希腊。古希腊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直接民主”的方式，而且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前提的：①在古希腊，人只有成为城邦的成员才可能成为完全的人，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在古希腊城邦，没有个人主义的概念，只有作为城邦成员的公民概念。个人的利益和城邦的利益是一致的。②在古希腊，民主不是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舞台，而是许多有共同利益、共同特征的人们在一起诚心诚意地寻求达至共同利益的最佳方案。（见李强《论两种类型的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11月出版）而现代社会，再也不可能出现古希腊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高度同一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