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于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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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直接隶属于卿大夫,与他们有宗法隶属关系,叫做“大夫臣士”。士下面还隶属有“隶子弟”,供其役使。这种按照宗法血缘关系组织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后世君臣之间的关系。
士的再生产方式是嫡长子承袭制,也就是说士的儿子们,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继承士的名号,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士,其余的儿子只能成为庶子。“隶子弟”大概就指庶子,士的“食田”即由他们耕种。士属于国人,常住国中,因此也叫国士。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和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动摇,出现了“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的局面。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面前,“士”的阶层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士抓住机会进一步提高了地位,有的则沦为社会底层,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形式发生了变化,步兵的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
一些掌握武装力量的“陪臣”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原来只不过是卿大夫的家臣,现在却可以凭借武力和权势干预国政,兴风作浪。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讲到鲁国的阳虎(即阳货)的故事,他原来是季平子的家臣,是鲁国最有权势的武士。平子死后,他阴谋作乱失败,后来逃奔到晋国。
但是也有一些“士”地位不断下降,他们失去了“食田”,甚至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失去了,只好四处奔走,另谋出路。好在他们学过“六艺”,是知书识礼之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为新兴的社会上层出谋划策。在动荡不定、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也确实有蓄士的需要,于是“蓄士”之风由此兴起。战国时的魏国信陵君魏无忌“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因此多归公子;齐国孟尝君田文待客平等,“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赵国平原君赵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
那些失去了生活保障,“六艺”学得不好,能力又不够的“士”,为解决经济困难,有的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有的去经营工商业。
还有一类“士”,“六艺”学得不错,家道中落后,贫贱落寞,又不愿意去给卿大夫们当门客。这些人往往满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但是在争霸和兼并战争剧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常常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他们很难找到理想的统治者来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这些人开始创立学说,聚众讲学,把原来由贵族阶层垄断的文化知识传到了民间,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摆脱了旧的宗法的束缚,游学各国,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聚徒讲学,互相诘辩,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例如孔子,他是宋湣公(前691~前682)的后代,曾祖父防叔奔鲁当了大夫,父叔梁纥孔武有力,是个典型的武士。孔子学习过“六艺”,善长射御,但已“贫且贱”,曾当过鲁国季氏的小吏。退职以后,开始聚众授徒,先后有门徒三千,其中精通六艺的也有七十二人之多。孔子积极传播自己的思想,成为先秦儒家的始祖。
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社会变化,加上有了像孔子这样的老师,一些普通的劳动者,也接受了文化教育,加入了士的行列。
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用来称呼士大夫的“士”,此时既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可以泛指在中央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士人的内涵则比较丰富,主要是指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士人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朝士、白衣士人、隐士、处士等。
朝士一般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学识又在在朝廷当官的人,他们可以一边做官,一边教学生、授弟子。白衣士人、隐士、处士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是头上没有官帽,但他们之间也有区别。白衣一般出生低微,是庶民的子弟。隐士往往终生隐居山林,聚徒讲授。处士涵盖的范围要更大一些,可以包括白衣士人,也包括在太学等官学中研习经典的诸生。
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到汉代,士人特别注重“士名”,强调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和学识才能。为求取“士名”,士人们必须注意提高自身的修养,恪守封建纲常名教,以便得到统治者赏识,在朝堂博取一官半职。当然,也有士人为沽名钓誉,会到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东汉后期,士人之间清议品题人物的风气进一步盛行,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自发行为,标准当然也不一定与官方完全相同。
民间的清议品题,多少会触痛封建王朝敏感的神经,魏晋时期,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按照官方的标准进行中正品评。那些德行才能高的人,被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以各种官职;那些没有通过中正品评的人,不能当有品级的官员,只能当普通的办事人员。
这个制度看似公正,其实里面有太多的问题。这就好比取消高考,取消
公务员考试,然后用一套思想品德规范来给大家打分,分数高的就当大官。我们就是用大腿思考也知道哪些人的分数会比较高,当然是与打分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可以得高分,比如品评官的姑姑的舅舅的二婶的邻居的小孩的朋友。这种制度只会让权力永远掌握在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手里,真正有聪明才智的庶民只能永远处于底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一时期,九品以上官吏和得到中正品第的人,都成为士,其他人就成了庶人。进入权力中心的所有机会几乎都被士人垄断了,士人和庶人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士族家庭出身的男子,一出生注定要做官,士人代代相传,个个锦衣玉食,荣华享尽,迅速地腐朽堕落。当时有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的小孩,就可以当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只要能在信中写几句问候的话,就可以当秘书郎)。”(选自《颜氏家训·勉学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士族子弟从精神到体能都开始全面衰退。梁朝时的建康令王复,出身士族,见到马喷气和跳跃,就吓得要死。他对人说:“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
士族自身的腐朽加速了他们的败亡,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到南北朝时开始衰落。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个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着。有官爵的人,仍称为士;免掉官爵的人,就成为庶人。到宋朝以后,“士”或“士人”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于丹告诉我们“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她接下来说的是宋朝以后的某部作品,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接下来说的是《论语》,那么她的解释就未免太过笼统,太不体谅读者了。
“君子喻于义”中的“义”能理解为“
适宜”吗
文/唐唐
《于丹〈论语〉心得》在第59页写道:
“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孔子的这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一般将这句话理解为:“君子知道的是义,小人知道的是利”。于丹教授为什么要将这里的“义”解释为“适宜”呢?
《中庸》说:“义者,宜也。”《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在这里“宜”应该与《新华词典》上的解释比较接近:“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而不是于教授解释的“适宜”。
网友塞外李悦也对于丹的解释提出了异议:
“到了唐代,韩愈在《原道》中给“义”下了定义,他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于教授用“宜”解“义”,显然是从韩愈这儿来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
“义”在《论语》中共出现了75次,但孔子并没有给“义”下过定义。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试图对“义”进行解释:“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说的“天理”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天道”。《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也就是说天道就是无私。那么朱子的定义可以理解为,符合无私的天道的就是“义”。可见,网友塞外李悦说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也有一定的道理。
于丹将“义”解释为“宜”,是因为看了《中庸》的解释,还是受到韩愈和朱子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只要稍有古汉语常识,就不至于误解该字意义的。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中,“义”和“利”是对文,两个都是名词。在“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一句中,“宜”和“欲”是对文,两个都是动词。怎么能用“适宜”来解释名词“义”呢?
既然于丹误读了孔子的“义”,那么“义”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什么呢?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到传世文献中去寻找线索,再通过理性的分析寻找答案。
春秋战国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代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井田制逐渐解体。原有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也伴随生产关系的解体而土崩瓦解,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各阶级或阶层原有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去争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诸侯国之间争霸战争不断,奴隶、平民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强以凌弱,众以暴寡”、“臣弑君,子弑父”等现象层出不穷,西周的政治思想制度固有的平衡被打破,整个社会陷入结构失衡的危机,利益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和选择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
当时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士农工商都在孜孜求利,“不余力而让财”(《史记·货殖列传》)。对“利”不知厌足的追逐,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如果一个社会从政的只想着如何不择手段往上爬,连起码的良知都放弃了;从商的只想着如何从消费者手中榨取更多的钱财,甚至不惜坑蒙拐骗、掺水造假;做学问的为一己之私,可以放弃人格、误导舆论;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到时可能会人人自危,吃饭怕吃到陈化粮,喝酒怕喝到
甲醛酒,做生意怕被黑吃黑……这样的社会还适合人类生存吗?
就算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社会秩序也应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