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 吴晗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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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镇抚司分南北，北镇抚司专
理诏狱。
直驾侍卫只是形式上的职务，巡查缉捕才是工作
的重心，凡是“不轨妖言 ”，都在缉捕巡查之列。所
谓“不轨”实指政治上的反对派，“妖言” 实指不满
现状要求改革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弥勒白莲和明教等。
因为朱元璋从红军出身， 当初也喊过“ 弥勒降生”
“明王出世”的口号，非常明白宗教教义的号召力，
更清楚聚众结社对政权统治的威胁。对于一些并肩百
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还有一群出身豪室有地方势力
有社会声望的文臣，自己百年之后，忠厚仁义的皇太
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皇太孙比他父亲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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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成天和腐儒们坐而论道，根本不是驾驭群雄的
角色。为了替儿孙斩除荆棘，扫清障碍，朱元璋借用
特务机构，有目的有步骤地对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清
洗。
到洪武二十年，文武大臣和其他有威胁的人物被
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以为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下令
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把锦衣卫指挥使
也杀了，卸脱了残暴屠杀的责任，表示从此以后要实
现法治。六年后，胡党蓝党都已杀完，朱元璋才大大
松了一口气，又下令以后一切案件都由朝廷司法处理，
内外刑狱讼事不再经由锦衣卫。但是锦衣卫组织机构
并未撤销，在有明王朝的统治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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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利剑高悬 整饬吏治肃朝纲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深悉元末弊政：
仕进之徒，上至公侯，下至州县簿书小吏，大多贪赃
枉法，以致法政不严，最终导致元朝的灭亡。朱元璋
以为此弊不除，难成善政。
洪武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令，警告自今官吏有犯
贪赃罪的严惩不贷。并具体规定只要官吏贪赃达八十
贯钱者，就绞首示众，然后剥皮填草，挂于当地衙门
大堂上，以示警戒，力儆效尤。新官上任，往往触目
惊心，轻易不敢胡作非为。据说，在每个府州县衙门
旁边都修了一座庙，专门作为剥皮场所使用。由此可
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用法之严厉。
洪武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朱元璋怀疑北平二司
官吏李或、赵德全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
等互相勾结，合伙贪污，便下令法司严刑拷问，查出
郭桓等人贪污官粮达七百余万石，于是大兴怨狱，史
称“坐盗官粮案 ”，又称“郭桓贪污案”。 参与者礼
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
侍郎麦至德全部伏诛。由此案而下狱拟罪的达数万人，
很多无辜的官吏都被牵连进去了；追赃的时候，又任
意扩大范围，百姓中中产以上之家几乎都因此而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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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下诏指明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永远不能赦免。民间
一时怨声载道。由于“郭桓贪污案”乃有明开国以来
第一大贪污案，朱元璋不免借以造势，以儆效尤。御
史余敏、丁廷举等上疏奏报民情不平，朱元璋就亲自
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余敏等又奏郭桓案所指证
的都是法司严刑拷打逼他招供的，大多是冤案。朱元
璋只好一面将郭桓等人的罪状用皇榜示于天下，一面
将制造冤案的右审刑吴庸等处以极刑，借以平息人们
的怨恨。
在郭桓贪污案中，朱元璋虽然借之生事，株连了
无辜，但却反映了他对这件开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的
警醒与重视，想用严刑杜绝官吏的贪赃之风。
朱元璋不仅借郭桓一案大开杀戒以儆效尤，而且
颁行书册，以警告各级官吏。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颁布
《醒贪简要录》，让食禄者多多体恤百姓，不要贪暴；
又于洪武二十二年颁布《大诰》律，对官吏贪赃违法，
施用重刑。
在朱元璋严刑打击和书面警示的两手治理之下，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对官吏之
间的贪污之风加以抑制，甚至出现府州级官员贪污赈
灾款的案件。
洪武十六年至十八年，河南连续三年发生水灾，
民不聊生。朝廷连续三年发派官员携钞到河南，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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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对灾民进行赈济。洪
武十八年，郑州知州康伯泰、康武县丞柴琳等将赈济
灾民的救济款贪污为己有。康伯泰贪污１５００贯，
柴琳贪污２００贯，布政使杨贵是７００贯，参政张
宜为４０００贯，王达８万贯，典吏王敏１５００贯，
张岩５００贯。赈灾款被这些贪官据为己有之后，灾
民生活艰难。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得不典妻
卖儿以求度过灾年。上述官吏的贪污事件暴露之后，
相关人员立即被逮捕下狱。各贪污之人，除了参政张
宜等为功臣之子，免死充军之外，其余官吏一律处决。
此案反映了朱元璋推行的“重典治吏”的国策。
但它发生在郭桓贪污案之后，本身也就说明了，朱元
璋的两手政策固然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官吏的贪污
之风，却没有根治的疗效。
建国初年，功臣和官吏对天下百姓的敲榨勒索、
侵占民田财物等是一大弊政，对刚刚经过了战争破坏
的国家的恢复与发展，对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十分不
利。朱元璋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功臣与地
方官吏为害尤烈。一方面，朱元璋大封功臣，如徐达、
常遇春、汤和、沐英等无不尊宠加身，享受各种特权；
另一面，他又认为，如果功臣享有过多的特权，将严
重侵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国家安定，于是在洪武
五年六月三十日，命令工部特地制作了一块铁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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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功臣（当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等）： 凡公侯之家强占
官民山场、湖泊、菜园、芦荡及金、银、铜、铁作坊
的，一律严惩不贷；同功臣之家有特殊关系的也不得
倚仗权势为患乡里，否则“刺面割鼻 ”，并没收其家
产，强行将其迁至南宁等边远地区；其余为虎作伥的，
各杖打一百，并将其和妻、子等一起迁往南宁。
从这里即可看出朱元璋对于官吏仗势敲榨勒索、
侵占民田劳力财物行为的深恶痛绝。然而皇帝的一纸
诏书却是远远不能抑制官僚腐败之风的复萌和蔓延的。
明洪武二十年，广西都指挥使耿良，任职期间，
与布政司官、府州县官勾结，先后骗取黄知府白银６
００两、黄金１００两；克扣军饷３２８１贯，并且
差人将庶民杜通阳家的积粮３５０石强行搬回自己家
中，他又教唆军人诬告南宁卫王指挥，索要官佩、玉
绦环等物，还将追查犯人所得的赃款白银６０两、钞
４０贯、铜钱３６５００多文落入自己的腰包。耿良
甚至还强占属下军官的妻子。耿良多行不善，终于事
发。就连朱元璋闻知后也不得不慨叹：官逼民反，民
不得不反哪。随后立即下旨，将耿良等斩首不赦。
明初，地方上设粮长一职，负责田地丈量、征收
税粮、奏报水害灾情等事务。然而粮长一职却往往成
了奸吏们巧立名目、科敛为害最厉害之据。明洪武十
八年，粮长邾阿仍不仅托故不赴京接受皇帝面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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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伙同其党谭理、周伯贤等人巧立各种名目，科敛百
姓。按规定，本来只应征粮１万石，但他们凭空立下
本脚钱、均需钱、船米脚米等多种名目，共征收米３
７０００石、钞１１１００百贯，总计贪污勒索达米
２万石，钞１１１００贯。在邾阿仍的横征暴敛下，
百姓深受其害，甚至有揭屋瓦、卖牲口衣物布帛以抵
粮赋的情况。朱元璋一闻之下大怒，斥责其无爱民抚
民之心，并亲自制其死罪。
历史的教训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干政
的祸害。他以为汉唐两朝的祸乱都是宦官始作甬者。
这些人在宫廷里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用作心腹：
作耳目耳目坏，作心腹心腹乱。严令规矩，不许内臣
读书识字；并在宫门前铸立铁牌 ：“内臣不得干预政
事，犯者斩 。”又规定内臣不许兼外朝的文武官衔，
不许穿外朝官服；内廷官级不得超过四品，月领俸禄
一石米，穿衣吃饭官家管。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监
有公文往来。严禁后妃外戚干政。洪武三年即命儒臣
修女诫，辑录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书，
以教育宫人谨遵妇德，安分守己。并规定皇后只能管
后宫嫔妇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和外间
通信，犯者处死，断绝内宫和政治的可能关联。外朝
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
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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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婚姻选配良家女子，严禁私进女口。明朝历代帝王
也都谨遵祖训，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许高官厚禄，
绝对不预政事。洪武朝三十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宫
廷与外朝隔绝，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朝政最
清的了。
有鉴于元朝法令繁冗，官难懂法，吏乱擅权的恶
政，朱元璋立国之始即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定律令，
极意严简。经过缜密的商订，去烦减重，化了整个洪
武朝三十年的时间， 更删四五次，编成《大明律》。
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极
重要的法典。又为简化公文起见，于洪武十二年立案
赎减烦式颁示各衙门，使公文明白好懂，简洁明了，
文吏无法舞文弄权。从此澄清吏治，使官管行政，吏
主事务，比元朝乌烟瘴气的政治气候纯净了许多。
朱元璋以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 ”，无吏不贪，
所以要用严刑酷法来驱使官吏廉政爱民。官吏在峻法
之下，战战兢兢，惟恐犯禁，贪官污吏，闻风丧胆。
史称“洪武以来， 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当英宗武宗
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
也”。 综观洪武全朝，高级官员中敢违禁贪赃横索无
忌者，并不多见，充其量无非是各地方官或粮长之类
的小打小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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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极权政治
一 无情打击 杀尽功臣为儿孙
俗话说 ：“狡兔尽，走狗烹 。”革命功成，天下
抵定，龙袍加身，朱元璋开始利用特务组织对功勋卓
著的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清洗。
开国元勋李善长在朱元璋封赠的功臣中位列于第
一，朱元璋把他与汉初的萧何相比，因此对他的猜忌
也最大。李善长在受封的第二年即被迫称病退休，回
家闲居。朱元璋仍不放心，非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
终于在九年以后，借胡惟庸谋反案把李善长牵连进去；
并指使朝廷的监察官员指控李善长知情不报，犯下了
大逆不道的罪行。恰巧当时天象上出现了预示灾异的
星变，按古代的政治迷信，必须杀大臣才能压住可能
出现的灾难。朱元璋遂乘机下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