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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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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80】

第52节:王国维沉湖(2)


  此挽词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文学者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81】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并深为此而庆幸的吧。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2】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震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只是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己在残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别纷乱的世界时,赤县神州再也没有人为其撰写悼念文章了,只有远在美国的赵元任闻讯,写了一篇小文,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又不能直抒心中悲愤感伤之情,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83】的梁启超。而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渐显颓势,大有唇亡齿寒,风雨飘摇之势。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事后,梁的友人、著名医学家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据伍氏的诊断,“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医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协和“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84】。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操刀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医疗事故,身为受害者,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反而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之语透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着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的性质”。【85】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86】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1928年5月底,梁任公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辞职回天津养病。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曾留学欧美的“海龟”罗家伦为校长,清华学校由此进入了大学时代。

  9月底,梁启超无意中得《信州府志》等书,不胜狂喜,遂在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砰砰地叩击梁府大门上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抚棺恸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喑”的天丧斯文的哀叹。

  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清华园中三位著名“海龟”的命运,就此与南国的傅斯年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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