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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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知道父亲辞职后，引来了不小的波动，纷纷写信到报社询问挽留，读者的厚爱，深深地感动了父亲，于是在两个月后4月24日，发表了《告别朋友们》一文于《世界日报》上，他说：“我并不是什么要人，要来个通电下野。我又不是几百元的东家，开了一座小店，如今不干了，要呈报社会局歇业。……为什么辞去编辑？我一枝笔虽几乎供给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把生活的水平线总维持着本无大涨落，现在似乎不至于去沿门托钵而摇尾乞怜……”为了答谢读者，文末附他特意写的《满江红》词一阕：弹此人生，又一次轻轻离别。算余情余韵，助人呜咽。金线压残春梦了，碧桃开后繁华歇。笑少年一事不曾成，霜侵发。抛却了，闲心血。耽误了，闲风月。料此中因果，老僧能说。学得曲成浑不似，如簧慢弄鹦哥舌。问匆匆看得几清明？东栏雪。
父亲以一阕《念奴娇》走进《世界日报》，又以一阕《满江红》走出《世界日报》，巧合得太有戏剧性了，真个是进也词也，走也词也！
第16节：《春明外史》的“外史”（1）
《春明外史》的“外史”《春明外史》是父亲在北京创作，并在北京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第一部百万言巨构，也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殿堂里的地位。写这部小说时，他只有29岁，从1924年4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长达5年之久，其间凡57个月。这部小说，从第一天连载起，就受到北京各阶层读者的关注，随着情节的深入，这种关注越来越热烈。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所述，每日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报纸发售，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先睹《 春明外史》为快，他们关心着书中人物的命运，随着故事的悲欢离合，他们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举额称庆，戚戚然，欣欣然，不能自已。就这样，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朝朝如是，一排就是5年，这情景是多么感人！自然，《 春明外史》就成了《世界晚报》的一张王牌。当书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罄尽，接连数版，很快就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是很快就售完。等全书载完，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全书出版，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这种不寻常的举措，在上海是很少见的，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都是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小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打破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被各报约写小说，父亲是第一人，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也就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春明外史》可能是父亲在北京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以他对这一部书及稍后的《金粉世家》是极其偏爱的，那时他不满30岁，写起书来自然是全心投入，字字推敲，用心血写成，可能是下了苦功，所谓“敝帚自珍”，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他在大小场合，都喜欢谈及这部书，他在自传《写作生涯回忆》中，用了三章来介绍《春明外史》，可见偏爱之深了。
《春明外史》的艺术特色和涵盖的思想内容，我不敢也不合适来妄加评论，有关该书的内容、结构、技巧、语言及描写，留给专家、学者去分析，就不需我饶舌了。我只想把父亲对我所说及亲友介绍的《春明外史》写作背景及相关轶闻趣事作些说明，算是外史的“外史”吧。“春明”原是唐朝都城长安东面三门中的一门，后来则作为京师的别号，因而《春明外史》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故事。当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所谓“首善之区”，但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官僚政客们声色犬马，酒肉征食，政治上腐败贪污，卖官鬻爵。在畸形的“歌舞升平”的另一面，则是穷苦百姓痛苦呻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看到这一切，自然要笔之于书。但是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看到哪家报纸登载了揭露他们的消息，就会下令封报，记者本人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父亲有感于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说的形式来揭露、控诉，大举挞伐，这种新闻外的“新闻”，正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为是读者身边的事，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官僚军阀却又奈何不得，这就是《春明外史》的由来。
《春明外史》由新闻记者杨杏园和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线，引出当时官场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新闻内幕，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父亲自己是新闻记者，他了解这些内幕，所以就把主人公也作为记者，这样，说些主角的故事，又由主角牵引到社会上，顺理成章，毫不牵强。这种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方法，父亲曾向读者交过底：“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①这的确是匠心独运的创作方法。《春明外史》百万言，人物多至五百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可说是包罗万象：议会、豪门、剧场、公园、庙宇、名胜、公寓、旅馆、会馆、妓院、学校、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贫民窟、俱乐部、游艺场、高级饭店等等；人物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总统、总理、总长、军阀、政客、遗老、遗少、文人、记者、商贾、演员、学生、妓女、议员、丘八、僧侣、作家、诗人以及拉车的、要饭的、练武的、流氓、骗子……这些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口吻，惟妙惟肖，传神阿堵。由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竟然出现了一批“索隐派”，好事者不惜费心费力地搞索隐，对号入座，说书中的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极峰（曹锟）、鲁大昌（张宗昌）、秦彦礼（李彦青）、闵克玉（王克敏）、韩幼楼（张学良）、周西坡（樊樊山）、何达（胡适）、时文彦（徐志摩）、小翠芬（小翠花）、幺凤（小阿凤）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父亲自己在《 写作生
第二部分
第17节：《春明外史》的“外史”（2）
涯回忆》说得清楚：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 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绝不是原班人马。
我想父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索隐派诸公”终究是白费心力。说至此，还有一些读者，硬说书中的主人公杨杏园是父亲的夫子自道，而且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这种猜测很快就在社会传开。当然读者这样的猜测，也并非毫无根据，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杨杏园的一些生活习性和他相同。比如父亲喜欢喝浓茶、听京戏，杨杏园也喜欢喝茶、听京戏；父亲爱花，喜欢写诗填词，杨杏园也爱花，喜欢写诗填词；父亲不打牌，不喝酒，杨杏园也不打牌，不喝酒；父亲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杨杏园也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总之相同之处甚多。其实这也不足为怪，一个作者，把自己喜爱的兴趣和性格特点，安排到他喜欢的书中人物身上，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绝不能把生活中的作者和书中的人物混为一谈。有些读者为了好奇，纷纷写信到报社，询问真假，父亲迫不得已，遂于1925年12月3日在《世界晚报》发表《杨杏园无其人》，向读者作了交待。尽管杨杏园并不是父亲的自传，但他十分喜欢这个自己呕心沥血塑造的人物，所以给他起名“杏园”，原来父亲学名叫张心远，“杏园”与“心远”不是谐音吗？
父亲的词章造诣是极其深厚的，他虽以小说享名于世，但他常对我们说，他的职业是记者，他的爱好是写小说，他钻研的是词章，他要做的学问是历史，这个自白，使我极其讶异，但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确实如此，从我略谙世事开始，我看父亲除了伏案写作，总是手不释卷，但我很少见他看小说，他读的大都是历史和诗词，所以他的诗、词、曲、赋以及四六文，都无一不精，无一不好，不论是口占、联句、打诗钟，他都可以不假思索，张口即来，这种倚马才高的本事，堪称一绝。这种才华，在《春明外史》中也显露无遗。书中有二十多副对联，两篇祭文，一篇残赋，一篇骈体文的劝进表，十几封尺牍及数十首诗词和诗钟。这些骈体四六文，大都出自杨杏园之手，与人物、环境、情节贴得十分恰当，读起来清丽隽永，切时、切意、切题，把情节气氛渲染得浓淡适中，让你把卷吟哦，掩卷回味，成为本书一大艺术特色。由于书中诗词甚多，我仅举杨杏园填的两阕《一半儿》为例：一半儿 少妇夜读图月斜楼上已三更，水漾秋光凉画屏。莫是伊旧侬未醒，倚银灯，一半儿翻书一半儿等。
一半儿 少女夜读图绣残放了踏青鞋，夜深红楼三两回。个里情思人费猜，首慵抬，一半儿怀疑一半儿解。
《春明外史》的诗词，最受词章爱好者赞赏的则是和清诗人张问陶的梅花诗。1956年，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访问团到陕西、甘肃访问。在兰州，甘肃省长邓宝珊先生请访问团到他家小聚，作陪的客人中有两位清末进士，一位是83岁的范振绪先生，一位是79岁的王烜先生，范先生得知父亲姓名后，对父亲说：“你和张问陶的梅花诗很好，四六文也写得不错，我都在《春明外史》中读过。”父亲听后，感触良深，一部几十年前的旧作，还有人记得，不过他也开玩笑地说，没想到自己给张船山先生作了义务广告。事实确实如此，很多读者就是看了《春明外史》而去读张船山（问陶）诗的，我也是因为《春明外史》而喜欢张船山诗的。
说起书中的诗词，还有个小插曲。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游城南游艺园。当时，晚风习习，蛙声呱呱，二人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就在月下口占联句，事后父亲觉得诗句颇符书中需要，就把它移到《春
第18节：《春明外史》的“外史”（3）
明外史》中，这就是第8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中的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
直到1960年左右，还有许多读者写信来，向父亲探讨《春明外史》中诗词和典故。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一部《春明外史》，这本书的旧主人，把其中的诗、词全都剪下来，父亲看了不解地说，这些诗、词全可以抄下来，何必要剪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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