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战争 作者:[英]戴维欧文-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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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回到了东普鲁士。

　　　　然而，想到要搞一年的防御使他烦恼。他说，“我不能让整整一年的时光白白地过去。”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可能要崩溃。蔡茨勒同意了，新的东壁一切都好，但是“我们不能完成东壁，他们就会先把我们打败。”希特勒回答说，“他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不利用它，我们可就是太愚蠢了。”这次战务会议的记录片断披露，他已经在和蔡茨勒谋划重新开始部分进攻，以便重新获得在中线的主动。蔡茨勒暗示4月15日是合适日期，可是曼施坦因认为太早。元首坚持说，“有一件事我们一定不能说出去，那就是今年只是对敌人小打小碰，明年‘大举进攻’。也许今年我们就能赢这场战争！”3月13日结束之前，希特勒签署了蔡茨勒的关于给“城堡”行动打下基础的命令，即用克鲁格和曼施坦因的集团军攻打在库尔斯克的敌人的突出部。

　　　　第二天，塞普·狄特里希的党卫军部队夺回了哈尔科夫。希特勒兴高采烈地给戈培尔打电话，但是，这位狡猾的宣传部长反对通过电台作任何特别炫耀一—这会大大抵销他在德国挖空心思搞出来的“敦刻尔克”精神。但是希特勒还是想让党卫军护卫队的勇敢获得承认并发扬光大，半小时以后，他听到电台的宣告，但是这一次是由不太爱浮夸的霍斯特·威塞尔先吹喇叭，而不是里斯兹特作的开场白。

　　　　那天晚上，戈培尔请求希特勒允许恢复反犹太宣传这个主题，并缠住希特勒尽快完成从整个帝国转移犹太人的工作。希特勒纵容地同意戈培尔可以这样干，但是，在17日希姆莱亲自到达“狼穴”时，要求把组建新的党卫军的军和师提到议事日程上，元首显然觉得有必要说句制止的话，因为第二天希姆莱给在柏林的盖世太保头子缪勒打电话说，将“不从法国驱逐有特权的犹太人。”对所使用的词汇的精确意义加以推究和渲染，对历史学家来说，还是不必要的。

　　　　这是六年来希特勒的胃痉挛病第一次复发。医生们建议他到上萨尔斯堡去休息一、两周。东方前线因春雪融化已无能为力，希特勒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再者，他想在3月21日先烈纪念日那天在柏林讲话，对他病得很重的谣言进行辟谣，在伯格霍夫，他将距地中海战区更近。在约德尔预报的2月22日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未能实现的同时，卡纳里斯曾两次警告说，敌人将在3月份占领西西里、撒丁岛和科西嘉：蔡茨勒的情报官们同意这种看法。　　（于是他们就被同盟国欺骗得心服口服。）在突尼斯，蒙哥马利将军刚刚开始对马里特防线的攻势。希特勒好象早该会见意大利领袖了——还有他的其他联盟者。

　　　　希特勒自己治好了他的胃痛病。1936年他的党卫军医生（党卫军将军恩斯特一罗伯特·格劳维茨）曾给他的脆弱的胃系统开了一种德国专卖药“科斯特医生的防毒片”，在他的请求下，莫勒尔医生给了他一大堆这种药。希特勒吃了这种和六年前给他的那种无明显害处的黑药丸一样的药之后，他的病缓解了，他便开始定期服用此药，每天服用八至十六次，一直到1944年10月。当时一位来看病的医生检查了这些药，他读了小扁铝盒上的说明：“马前子浸膏，0．04克，颠茄浸膏0．04克，”他简直被吓坏了。这位医生说，这些药的主要成份是毒药马前子碱和颠茄碱，希特勒的用量常常达到几乎致命的剂量。只是在那时毒药手册上的有关条目才刚刚读给病情缓解了的元首。“颠茄碱首先是兴奋剂，然后是麻醉剂，作用于中枢神经。在人体中，它主要影响前脑，使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先。是处于想入非非的兴奋状态，然后是健谈、不安，产生视听幻觉以及可能出现一阵阵安详宁静，也可能是行为激烈狂乱的精神错乱。”另—方面，马钱子碱积聚在人体内，作用于神经系统，使感官过于敏锐。“大剂量服刚后，增强了的对光的感觉可能转变为明显的厌光：其他感官显示同样变化。听觉和触觉增强，嗅觉和味觉可能一度更为敏锐。”马前子碱能如此剧烈地增强神经系统的反应，以致普普通通无害刺激也能导致牙关紧闭症。希特勒于　1943年春天开始的自己进行的药疗法的严重后果不可低估。

　　　　于是，希特勒离开了“狼穴”，尽管比他原定计划多呆了很多天。他的汽车把他送到地方火车站，他的专列在那里等候，他的仆人们以及他的阿尔萨斯母狗布朗狄一上车，火车就开动了。在腊斯登堡的暗堡里过完了紧张的生活，他的卧铺车厢对于他又奢华又陌生——有为他的所有人员使用的柔软光滑的床单，擦得锃亮的木制品和铜灯，地板上铺着一条柔软的地毯。由私人官员围着，他在摆着红皮面椅子的餐车上吃了饭。在他的命令下，三位秘书和他一起吃饭——最高级的不露面的约翰纳·沃尔夫；直率的克里斯塔·施罗德（马马虎虎注：这位女士后来曾写过回忆录《他是我的首长》，中译名为《元首女秘书的回忆录》也是一本好书，一本真实的书！！推荐阅读！！），她曾跟鲍曼当了三年学徒，还有新来的特劳德尔·汉普斯。夏勃、赫维尔，鲍曼和莫勒尔也在座，莫勒尔这位肥胖的医生津津有味地吃着，清楚地听到他咀嚼的声音。希特勒吃了土豆泥，一个鸡蛋和一块淡味饼干就饱了。

　　　　特劳德尔，汉普斯后来写道：“这种不拘礼节的谈话使我吃了一惊。鲍曼最温和友好……元首讲话温柔，有节制。吃完饭他要求把天棚上的灯关掉。他喜欢柔和的光线，因为他的眼睛非常敏感。”送来一壶茶。“香啊，”希特勒喊道，他给大家喝，但是谁也没喝。火车不时地停下，而且收到电话消息。希特勒叫来一个男仆．“把布朗狄领出去散散步。”然后火车又开了，餐车轻轻地摆动着，莫勒尔轻轻地打着鼾声，那盏小小的台灯放出昏暗的光。

　　　　第二天上午在波美拉尼亚的卢根威尔德他呆了几个小时，视察了克鲁普的新大炮“长古斯塔夫”和正在进行射程试验的各种新坦克原型。斐迪南牌坦克终于在这里试验了，这是一种以两个柴油电机为动力的七十吨重的庞然大物，装着八英寸厚的装甲和令人生畏的88毫米大炮，简直是坚不可摧。等“城堡”行动开始，这些武器再加上虎式坦克肯定会打败俄国人。斯佩尔和他的有生气的纳粹代理人卡尔一奥托·索尔上了火车，来参加关于新武器计划的一次非正式会议，这次会一直开到柏林。希特勒对有名无实的俄国“军团”不放在心上。“我相信那些无赖非常虚弱……”速记员们听他这样说过，还听他说过“他们用来对付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兵团’，可是……”（只有记录的片断还在，但这些片断似乎足以说明问题了。）他请斯佩尔和戈培尔在总理府吃饭，给他们看了英国最近一次空袭对慕尼黑的毁坏情况的调查报告，还谈到他对邓尼茨的潜艇战争所寄予的极大希望。戈培尔提议，德国空军应该轰炸伦敦的富豪权贵们的居住区而不是贫民区。当他把话题转到犹太人时，希特勒祝贺他已经把大多数犹太人撤离了柏林。戈培尔引述他的话说：“战争使我们能够处理在正常的时候永远不能处理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希特勒明显地觉得和这位宣传部长在一起没有意思，因为5月之前，戈培尔不肯拿出时间和他进行私人会面。于是，马丁·鲍曼对希特勒的影响增大了。

　　　　3月22日午夜之后半小时，希特勒的火车离开柏林，驶向慕尼黑。在刚过去的一天里，他是和特罗斯特夫人—起度过的，在奥斯特里亚吃的午饭，观看了最新绘画展览。晚上，爱娃·勃劳恩也上了火车，开始了去伯希特斯加登的短短的旅程；一长列曼赛德斯牌汽车把他们带到了山腰上的伯格霍夫，伯格霍夫“大厅”的窗子暗淡地映出月光和白雪，管家人梅特尔斯特劳瑟人人出来迎接这一对儿，希特勒的上衣和帽子挂在前厅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以后几个星期里的会议和决议的记录幸存无几。由他的男仆们保存的一本关于他的活动情况详细备忘录日志表明，他通常是在午间起床，两、三点钟时吃午饭，很晚才睡，晚饭可从没有固定时间。除了“城堡”行动之外，我们知道希特勒在构思着夏天对列宁格勒展开进一步攻势。但是他也在寻找在西线重新获得主动的途径：“吉赛拉”——西班牙北部的纳粹占领区——算作途径之一；可是他已经重新考虑闪电式入侵冰岛的“伊卡鲁斯行动”了，　1940年雷德尔已经和他通过商谈，差不多消除了对此行动的分歧。墨索里尼没有按时来，—直拖到4月7日，在此之前希特勒只和他的较为信赖的同盟者之一鲍里斯国王进行一次不太引人注意的会见，这位国王保证一旦英国和土耳其入侵了巴尔干，保加利亚将站在希特勒一边共同战斗。这次会见没有作记录，会见是很随便的，甚至有—回希特勒的一个秘书大声地嚼一只苹果，操着—副网球拍，没有报告一声就走了进来。“别苦恼，”希特勒后来安慰她，“就是国王，也不过是个人。”

　　　　在伯格霍夫的这几个星期里，希特勒对他忽视已久的第三帝国的一些问题曾作过一般性过问。其他问题他故意回避了，但也有许多问题故意瞒着他。因此，党卫军最高长官希姆莱在3月30日来的时候，讨论的内容只是围绕着党卫军的军事事务（根据希姆莱的记录），没有涉及“黑教堂”丑闻，它即将暴露出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谍报局的不忠实行为。（慕尼黑谍报局的一个特务卷入了一宗肮脏的散播谣言的讹诈案，按惯例被捕，后来盖世太保曾发现了卡纳里斯的主要军官和梵蒂冈的交往中有叛国的证据。　1943年3月24日，希姆莱在柏林就“黑教堂联合体”的问题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进行了电话交谈。4月5日，谍报局司令部遭到袭击，卡纳里斯的主要助手被捕，包括汉斯·冯·多那尼伊博土和汉斯·奥斯特将军。）卡纳里斯作为情报机关首领，搞到的准确情报却那么少，早该免除职务了。他的所有预言推断，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最初他曾经预言英国和法国将要在慕尼黑会议期间进军，法国要在1939年9月中旬攻打德国。此外，他对1941年斯大林的大型坦克的生产，1942年英国入侵北非的计划，或是更近　一点的罗斯福——丘吉尔的卡萨布兰卡会议都一无所知。但是，只要凯特尔庇护他的下属卡纳里斯，希姆莱就不会在检举他有叛国罪上大作文章，以致自讨麻烦。卡纳里斯深知这一点——可能是他抓住了希姆莱的什么把柄。我们可以想象，在1941年卡纳里斯和这位情绪明显低落的陆军元帅促膝谈心之后，在他的记录中已把自己的轻蔑隐而不书。凯特尔曾（“逐字地”）向他吐露：“我亲爱的卡纳里斯，如果我的作战局没有象你这样的忠实朋友，我早就不干了。就是因为知道我有这么可靠的同志才使我得到安慰并使我干下去。”

　　　　希姆莱和希特勒于3月30日在山间作了两个小时的散步，他没对希特勒特别谈起处理“犹太问题”上的进展——希特勒戴着一顶柔软的有遮檐的帽子，以挡住阿尔卑斯山的强烈阳光，不让它射到眼睛上。早在1943年希姆莱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