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战争 作者:[英]戴维欧文-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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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纳粹党的支持，东线越轨行为屡见不鲜。希特勒对这种过火行为视而不见。一个陆军少校设法捕获了八名波兰妓女，有四名当夜在监狱中被蹂躏致死：第五个躲过向头顶上射来的子弹而逃掉。地方长官福斯特却说这个少校是因醉酒犯事，请求希特勒不要因犯法一次就处决这个少校——而勃劳希契、凯特尔和施蒙特介绍的情况截然不同一—可是希特勒将死刑减为有期徒刑。另有一回发生在一个被任命为波兰地方官的青年冲锋队军官的身上
（这样被任命的地方长官数不胜数），他命令从监狱中带出五十五名波兰囚犯，在纵酒狂欢时全部枪毙。这回又是这个地方长官格雷塞，请求司法部不要断送这位青年军官的大业，希特勒得知此人党的履历清白，准予缓刑。几年后，轮到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向希特勒简要汇报军事法庭的这次判决，以便由这位最高统帅批准。这位头脑冷静不易被收买的前任驱逐舰指挥官普特卡默在一定程度上感化了希特勒，结果，公认应受严惩的人没能逃脱行刑队，有些没能逃脱绞索。
在德国国内，希姆莱的警察机构都是随心所欲，无法五天。当第一个德国公民因为拒绝参加修筑防御工事而被当场处决时，盖世太保通知司法部说，在9月3日出发去波兰战场之前，元首指示过希姆莱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持后方的秩序，以此平息了所有批评意见。接着又处决多人，尽管戈林警告海德里希说，非经正式判决不许处决德国人。9月末，司法部呈给希特勒一份关于立即处决德国人的档案；希特勒答复说，他没向希姆莱下过什么普遍性的指示，而是由于普通军事法院和民事法院不适应战争的特殊条件，他亲自下令处决一些。“所以他已命令把抢劫特尔托银行的罪犯送往行刑队；”他的下属解释说。可是这份档案也表明，希特勒的很多关于民事犯罪的情报是从报纸上那些随便提到的事情中获取的。一个没头脑的编辑非爱给一个故事加上大标题《欺骗土兵妻子的人》不可，结果元首派夏勃匆匆跑去打电话，表示把这个被告判为监禁太轻，令人难以理解，元首命令将此人枪毙。
希特勒对纳粹党自己法院的态度，同他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审判相比更是矛盾重重。施特莱彻，这位矮胖的秃头的弗朗科尼亚的地方长官，是希特勒“老卫队”里的一位残酷无情、宁折不弯的队员。他被反犹思想和反固有的道德观念迷住了心窍。他的敌人众多——整个陆军，纽伦堡市长和警察局长，特别是鲁道夫·赫斯及忙忙碌碌的副官马丁·鲍曼。希特勒看出施特莱彻是位理想主义者，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但是在1939年末，当反对这位地方长官的议论满城风雨的时候，希特勒让步了，允许把施特莱彻——他是被特许可以向元首家写信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送到党的最高法院审判。他真的犯了什么罪似乎不大清楚，可能其中有叛国罪；希特勒10月向地方长官们讲话后四天，斯特莱彻在对地方纳粹党员讲话中就泄露了希特勒的军事方案，又过几天在一个较大的集会上，他又重复了这个粗心大意的作法。谈到希特勒决定入侵中立的比利时时，斯特莱彻解释说：“我们需要他们的海岸，好进攻英国。”他近日的讲话．（警察局长把他讲话的档案秘密给地方军事当局看过）包括对宗教的亵渎，对参加大战的将领们的诽谤，还有一个年青女子的通信处，这个女子是他11月份的听众，那时他曾尽力劝她们不要对勾引已婚男人的心理百般挑剔。“妇女或女士有这种激情，在我看来，充其量不过是轻佻浪荡而已。”据纳粹党的首席法官瓦尔特·布赫少校所说，斯特莱彻被指控在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时有肮脏的金钱问题，指控他造谣说戈林不是他女儿爱达的真正父亲；指控他卑鄙残忍竟同一个非常年幼的小姑娘发生不正当关系。斯特莱彻自己说，人们谴责他把战争中的寡妇称为“蠢鹅”，可是这没被当成罪过。
不管怎样指控的，最高法院——六个地方长官、三个党内法官——于2月集会，16日判定斯特莱彻是有罪的。希特勒暂停了他的公职，还禁止他再发表公开演说，赫斯要求将他开除出党，但是并没有开除，甚至还允许他继续出版报纸——包括出版一家令人鄙视的报纸。希特勒看来，这次审判有不按程序的袋鼠法庭味道，他对莱伊这样的纳粹党的其他领导人说，他觉得对待斯特莱彻不够公平：法律学家对他过去党内的履历太不重视了，他毕竟为纳粹党夺下纽伦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堡垒，正如戈培尔夺下柏林一样。
1940年1月6日元首从慕尼黑返回了柏林。
以后的几天他听从肥胖的内科医生西奥多·莫勒尔的建议，为他进行系统的体检——血清血沉、验尿、验便。检查记录都保存了下来，没有明显病变，只是尿呈碱性，这个病好象应该吃素，还有常规梅毒系列检验项目都呈阴性。1月9日莫勒尔对他的心脏检查表明脉搏正常，血压对他这样年纪的人也算正常，但没提到
1941年中期第一次查出来的高速进行期冠状细胞壁硬化症。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一部—我们必须将他们也消灭掉
“我们必须将他们也消灭掉！”
冰冷的冬天降临德国。水路结冻，铁路由于军运调遣而拥挤不堪，人民和工业一样都渴望得到煤，人民还渴望得到急需的基本日用品。希特勒将这些国内麻烦事转加到自告奋勇的元帅戈林的肩上。他自己潜心于筹划即将来临的对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攻势。他对“黄色方案”朝思暮想——如何运用好装甲师，如何夺取桥梁并且让它完好无缺，如何劝说荷兰政府不进行还击，如何安排每一次军事行动才能使德军尽可能地少流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思虑上的负重越来越轻。到1939年圣诞节，他已确定要在法国防线上的一处——色当戳一个大窟窿，后来果真是在色当，纳粹奠定下战胜法兰西的基础。
现在是1940年1月，元首又回到柏林的总理府。他既不考虑将领们的请求，又不听从外交官的告诫，也不理睬他那位摇摇摆摆的意大利盟国忧心忡忡的劝告。那封墨索里尼早在1月初写来的失魂落魄的信，证明希特勒依赖意大利是多么希望渺茫。意大利之所以提出同西方调停，不是打算利用希特勒的不可避免的拒绝来为自己开脱又能作何解释呢？几天之后墨索里尼又重弹旧调，说什么里宾特洛甫1939年8月向齐亚诺预言，西方不会卷入战争；意大利如果不是想在一定时候违背他的承诺，他的这些吹毛求疵的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的确是奇怪的联盟。戈林非凡的电话窃听和密码破译机构——调查局，现在已监听到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拍给布鲁塞尔外交部的电报，电报报告了加里亚佐·齐亚诺向他泄露德国已下定决心要进攻比利时，并且披露了新近为这次冒险定下的日期。既然这份记录表明调查局正在阅读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拍给齐亚诺的密码急电，那么希特勒断定，武官马拉斯将军已向罗马提供了这份情报；至少，当希特勒在本月末提出为他的新议案要有意散布一些骗人的谣言以后，马拉斯曾对于诸多真假莫辨的传闻中的那些有意编造的谣言作了有意义的辨别！
虽然希特勒要伯纳多·阿托利科大使相信“1940年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墨索里尼也大喊大叫忠实，可是直至3月初，意大利仍然是尴尬的骑墙派。“意大利人真是个怪人，”威兹萨克当时写道。“向我们投来忠实的目光，以便分享我们可能取得的任何成功；同时向西方投桃报李，搞些背弃盟友的小动作，以便在他们的功劳簿上记下一笔。”
希特勒心里相信，无论比利时还是荷兰，都不会长期严守中立。他却（错误地）估计布鲁塞尔早已同伦敦和巴黎达成了秘密协议，因此，比利时将主要防御精力转到和德国的交界上也没什么奇怪了。可是1940年1月，德国陆军情报局提出了一份秘密报告，才使比利时军事准备工作的反德国倾向真相大白：已经加强了工事，主要对付德国，西线积极促进比、法、英军队亲善；自从10月中旬以来，三分之二以上的比利时军队集结在东线，显然他们对西线逐渐集中的英法军队不以为然，比利时宪兵队已收到法国加速进入这个国家的指示，比利时西部对路标进行了补修和改进，以便适应要求，可是东边的（路标）全部被搞掉，以便阻止德国的入侵。西线上，据说比利时人整个11月都在调集铁路机车和卡车，支援法国人。阿登村市长奉命为法国部队准备住宿。在比利时的交通线上，可以看见将制服装在皮箱里、只穿便衣的法国“休假”士兵。比利时的防御能力远不能够守住列日和艾伯特运河上的工事——很清楚工事就是为法英士兵的使用而设计的。只要看一眼情报局的地图，就可以知道盟军正在形成通过比利时的左翼攻势。除了一个师之外，各个机械化步兵、装甲兵、骑兵师都部署在比利时国境上。总之，希特勒对进攻这个“中立的小国”，看不出有什么内疚的道理。
希特勒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挑起来的说法，仍然摇头不己。一月末期，他要授权海军时时把这次战役说成“英国战争”。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考虑，他决定总的标题最好用“伟大的德国解放战争”。然而，无论哪种说法都不能引起公众的兴趣——大概公众仍然希望和平即将来临。
1月10日下午，元首同总司令们讨沦“黄色方案”，天气预报好极了——预期以后的十至十四天西线上是晴朗的冬季气候。他决定17日拂晓前十五分钟开始执行“黄色方案，”首先对法国飞机场和航空学校进行四至五天的饱和轰炸。1月10日过去了，德国开始“黄色方案”的日期更近了。二百万土兵、还有坦克，大炮，面对法，比、荷军队严阵以待。
然而，第二天快近中午时，令人震怒的消息传到了总理府。一个空军少校携带一皮箱最机密文件，乘轻型飞机在越过比利时边境时迷失航向，在缪斯河畔的梅克林附近被迫降着陆，希特勒怒气冲冲撞入约德尔的房间，查问这位少校所带文件的全部目录。“象这种事会使我们吃败！”他大声叫嚷——元首说话时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直来直去。这个少校触犯了乘飞机禁带机密文件的法令。可是即使到这时，希特勒也没有动摇在17日执行“黄色方案”的决心，下午3点15分，他又重申了这一点。
他也颁发一道关于治安的严厉的“一号基本命令”——一个规则，要象墙报似的从现在开始贴在每个司令部——规定除非绝对需要，任何人也不要听取机密，该听取多少就讲给多少，什么时候需要知道，就什么时候讲。“禁止不加考虑地传播消息！只能按某个机密传达一览表进行。”这道命令当时作为对总的治安原则的再次申述还是合情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