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战争 作者:[英]戴维欧文-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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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曾让宣传部长戈培尔于1941年8月18日之前来看他。显而易见这是由于天主教反对纳粹的无痛苦致死术的呼声沸反盈天，他才这样作的。
7月初，明斯特主教冯．加伦伯爵在一封致教友的公开信中：揭开了这件丑闻的盖子，27日他曾起诉告发那些不知姓名的人们，8月3日在布道坛上，他解释说，按德国法律他必须报道目前正发生的罪行。对纳粹党及政府来说，这同样是一件感到难堪的事：从未公布过的希特勒1939年专横批准的授权使用无痛苦致死术的法律。鲍曼急切地要把纳粹党同教堂的斗争立刻公开化，并且呈给希特勒一份打算处决这个主教的备忘录。可是没有叛逆罪的证据，无计可施。戈培尔对鲍曼表示支持，硬说加伦在布道中无中生有加进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例如指控正在谋害永久失去战斗能力的德国武装部队的伤员。明智的是，希特勒没有考虑戈培尔的劝告，相反的，于8月24日他下令立即停止使用秘密的无痛致死术。
希特勒对国内事务抓得松松垮垮，这是他的特点，所以无痛致死术还在实施。（无痛致死术继续到1945年2月，显然是地方长官和医生主动干的。）一头埋进“巴巴罗沙”的希特勒甚至不知道马丁鲍曼已对教堂开战了。希特勒的电影摄影师沃尔特·弗伦茨听到过希特勒1941年吃午饭时对鲍曼开玩笑地说，“如果按你的办法，鲍曼先生，所有修道院早就关门了！”——一点不错，鲍曼就是那么干的。还有一次希特勒说，假如我的母亲仍然在世，她一定是一个常常去教堂的教徒，而我也不会拦阻她。反之，你还得尊重这些人的淳朴信念。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非常尴尬地记下了这些话。但据希特勒的医生哈塞尔巴赫说，现在英格兰教堂里的知名人士正在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祈祷，这种奇观确实使得希特勒相信所有宗教都是虚伪的。（他好象忘记了他本人也曾—度和布尔什维主义搞过联盟。）他向戈培尔和罗森堡断然地说．他不会轻易地原谅德国教堂的领导人物在非常时期的所作所为。但是首先要打赢战争，到那时纳粹党再慢慢地对付教堂。1941年7月30日，鲍曼奉希特勒之命亲自巡视所有的地方长宫，指示他们收敛对宗教团体的迫害行动，因为这样干只能分裂希特勒苦心团结的国家。
8月18日戈培尔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提出一条加强对留下的德国犹太人的监视和迫害的激进建议。“在东线战役，”他在备忘录中写道，“德国士兵目睹了犹太人的残忍和可憎的属性。”据说犹太人不是把德国士兵的手足砍下，就是从背后放黑枪把他们击毙。“很清楚，等士兵们从战场上返回家园时，决不允许犹太人迎候他们。”从1940年夏天起，戈培尔就急切地要把在柏林的七万犹太人迅速流放到东方一—到波兰去，可是战争对运输的需要压倒了他的这种野心，所以他对柏林的警察讲，只有等到战争结束才能开始大围捕。到了＇941年8月，戈培尔同海德里希联合建议采取严厉措施追逼犹太人——禁止他们到某些地方去，不许他们参加公开招待会，也不许到吃饭的地方去，还不许出入非犹太人商店。8月17日海德里希向鲍曼提议，凡是犹太人都必须佩带鲜明的标志，以使国家对潜在的敌人容易进行监视。戈培尔很支持他，“人们只要想一想犹太人掌权会对我们怎样，就会知道我们在上边时应该怎么办了。”
后来戈培尔写道：“在犹太人问题上，我终于说服了元首，完全按我的办法行事了。他同意让帝国的所有犹太人在公共场所都佩带一个又大又显眼的徽章，免得他们发牢骚和散布失败主义情绪时探查不出来。将来不工作的犹太人的食物配给量要少于德国人，这是合情合理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吗。比如在柏林的七万六千犹太人中，竟然只有二万六千人干活，其余的不仅由柏林公众的劳动供养着，而且还分享柏林公众的食物定量！元首还说。只要交通运输一有可能性，他就同意把犹太人从柏林放逐到东方去，以便在那儿相对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易于控制住他们，”
戈培尔记录里说，希特勒还对他提起了1939年1月在德国国会上的讲话。
元首相信，那时他在国会上的预言——一旦犹太人再次挑起世界大战，只能以犹太人的毁灭而告终——就要变成现实了。在这几周或者这几个月，肯定就要变成现实，这没什么奇怪。在东线，犹太人的帐是要清算的，在德国，他们的帐单已结清了，而将来还得多付。他们最后的避难所是北美，迟早总有一天，在那儿也要算他们的帐。犹太教是有教养国家中的外来团体，这种教在最近三十年破坏性极大，广大公众对它的反对是绝对可以理解的，是必要的，的确可以说是不证自明的。无论如何在未来的世界中犹太人没什么理由应该过欢快的日子……。
海德里希下令，将来犹太人必须佩带黄白两色袖标，以便区分他们，在9月初期，当这条法律公布之时，又改成佩带黄星。希特勒还同意“巴巴罗沙”一结束，即可着手柏林犹太人的放逐工作。
3月18日这一天．元首大本营这儿很美，希特勒的痢疾也好了，所以他同戈培尔在树林边散步边并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这是五周以来的第——次。戈培尔看得出希特勒脸上呈现出极度疲劳的表情，可是对于一个五十二岁的人来说，元首的精力还算旺盛，注意力还算集中。他问起柏林的情绪，因为柏林最近遭到英国和俄国的小规模轰炸。他对整个民族的士气是不担心的，尽管他对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情绪。所以他答应那年秋天要向全国发表演讲。
德国武装部队对南方大举进攻不久就要开始。“元首关心的不是占领个别的地区和城市，”戈培尔写道。“他想要尽可能地避免伤亡。所以不打算用武装部队夺取列宁格勒（戈培尔写的是“彼得堡”）和基辅，而是用切断粮食供应使敌人屈服。一旦列宁格勒被封锁，他将用空中轰炸和地面炮击破坏城里的生命线。也许城市建筑不会剩下多少。这大概可以搞些权术使其合理化。毫无疑问，”戈培尔幸灾乐祸地想，“在他们百万居民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舍此就打击不了布尔什维克。我们的空军首先要对水源、电站和加油站进行轰击。”甚至正在他们谈话的当时，有一则消息传到希特勒这儿，消息说，和斯大林的命令一字不差，俄国城镇在陷落之前不久烧毁了全部食物供应。希特勒下令对该城的饥饿不予理睬，以免其他城市存有依靠德国武装部队的仁慈之心活命的想法。
疲惫不堪的德国装甲师不久会恢复元气，希特勒对戈培尔继续说。他希望在冬季开始之前能越过莫斯科——大概在10月中旬。他认为斯大林已损失三百万军队。也许他还想入非非地认为斯大林甚至可能前来求和。“他和伦敦的富豪统治集团几乎没什么共同之点，他也不能让英国象欺骗那些让伦敦牵着鼻子带去屠宰的小国君主那样来欺骗自己。他是个倔强的现实主义者，只要他看出布尔什维制度本身濒于灭亡，而且只有屈服方能得救的话，那么他会愿意投降。”当戈培尔问及那时将采取怎样方针时，希特勒透露说，倘若苏联保证他的领土安全，再解除红军的武装，不留一枪一炮，他将同意求和。“没有红军的布尔什维主义对我们没啥危险。”希特勒想，，只要这样，和平完全可以不期而来，1933年
1月初还没有人会想到，再过三十天希特勒就要掌权了。“元首相信，莫斯科和伦敦早在6月就站在一条线上了，”戈培尔写道。他们目标一致—一要毁掉帝国。他一想到，布尔什维克成群结队地来到高度文明的中欧和西欧会出现什么局面、会意味着什么时，他就窘迫不安。“大概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今年6月份我们的地位不稳。秋天肯定要摊牌的。”他承认德国情报机关显然没有摸准俄国坦克和飞机的力量，因而导致判断错误。“比如，元首本来估计苏联有五千辆坦克，可是实际是两万辆左右。我们以为他们有近一万架飞机3实际是二万多架，尽管大部分不能用来作战。”希特勒想，事先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才下达了“巴巴罗沙”命令，以此安慰自己。可是，由于自己被先前来自苏联的报告愚弄了，内心也产生一股烦恼情绪，这些是无法瞒得过那位精明宣传部长的眼睛的。“他对此烦恼多时，”戈培尔评论说。而他还愤怒地说“布尔什维克存心骗我们。”
向前推进的德国军队肯定发现了斯大林进攻西欧的真实部署的一些具体指示。被俘的俄国将领承认，由于根本没有本国地图，他们被迫退却时曾遇到很大困难，相反，倒给他们提供了整卡车整卡车的德国地图。而有些执行“巴巴罗沙”的德国师级指挥官使用的地图却不比汽车俱乐部手册上的地图详尽多少，他们发现敌人拥有的德国地图、奥地利和西里西亚的地图比自己的又好、比例尺又大。经空军侦察，暴露出斯大林在乌拉尔那面已经建起一批巨大的综合性军火工厂。俄国还修筑了好几条公路，在出版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明，仅供他们自己使用，而德国武装力量只好依靠自己知道的那几条公路——只要一下雨，这几条窄窄的公路便会变成沼泽；看来共产党的特务给德国作战部送来的公路和路障图尽是些胡编出来的。在红军的营房里还发现早在1941年6月以前所做的德国兵样的靶子。苏联没有为西欧的实际军事行动下达什么成文的命令，从这点看来，不大象在秋季就进行了什么准备，希特勒的大部分指挥官（包括包克、克鲁格、理查德·劳夫）
都认为元首选择的进攻时间是适合的。
希特勒大概认识到，能把军队的给养畅通无阻地运出去是胜利的关键所在。军队机械师迫使数千名囚犯帮工，昼夜苦干，抢修毁坏了的俄国铁路线，并按德国的轨距重新铺设。到8月中旬一条复线铁轨伸延到了斯摩棱斯克。正如希特勒反复说明的那样，他不想重蹈某个知名人物（指的是拿破仑）的覆辙。
17日他告诫下属过于乐观是危险的。“要永远记住，敌人总是和你对着干，”他对赫维尔说。比如，他努力想象，如果没有普立伯特沼泽，斯大林会怎样行动。8月19日马丁鲍曼引述希特勒的活说，“如果德国人每十五年或二十年打一场战争那倒是件好事。那些仅仅担负保卫和平责任的部队最终只能有些会吃喝玩乐的士兵——请看瑞典和瑞士！”而且，“如果有人反对我，说我为战争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