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创业之道 作者:江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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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高薪资到高效率制度的同时,松下还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福利待遇方面的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废止职员、工员的区别制。此前松下电器的员工有职员和工员两种,职员是主管干部和业务人员,工员则是一线的工人,二者名义上有区别,待遇上也有区别,而且工员又分数等,进厂者要从见习工人到三等工人、二等工人、一等工人,如此攀升上去。这种区别,封建的意味十分浓厚,和现代民主化制度颇不吻合,故予废止。
实行全体员工薪津制。一是全体员工按职务和效益获取工资,二是给予相应的津贴。
八小时工作制。此前如同别家公司自定工时一样,松下电器亦自定工时为每日9小时,这与国外的工时比较起来要长,故松下及时予以改正。
如果说以上的制度比较现实的话,松下的另外一些改造和革新,就不仅仅是解决眼下的问题了。在这些方面,松下的眼光是超前的,着眼的是未来的发展。
在1945年11月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松下业已强调专精分工;1946年1月新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松下进一步强调此点:“经过专门化的各部门,可以只生产一种产品,但知识、技术、工艺、经营都要提高到世界一流,产量也要达到世界总量的1%。
松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企业由小到大的转变,从而跻身于世界最大企业之林。松下的这种想法,多少源自于对美国企业的了解,他的眼光已经看到了后10年、20年的发展了。
专精分工,实质上是提高技术、工艺和生产规模,以形成集约化生产。与此相对,松下又在全公司推出“提高技术运动”,以生产“有灵魂的产品”。战前的松下电器产品,技术含量高,品质优秀,松下决心恢复、乃至超越战前的水平。
为此,他号召全体员工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同时,新成立“产品检查所”,自任所长,以监督产品质量。
经过如上的革新改制以及迅速组织生产的快速反应,可以说松下电器业已具备了战前的经营管理状态和生产营销能力,而且潜在能力更为强劲,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总不能一帆风顺。正当松下幸之助信心十足、雄心勃勃地推进企业经营、力图贡献日本的时候,种种的限制加在了他的身上,使他根本不能投入经营,毁了松下的事业。
1946年3月14日,盟军通过日本政府指定一批公司为限制性企业;同年6月3日,指定一批财阀,并予以分散财产的惩罚;7月起,分批指定一些工厂向战争受害国赔偿;8月11日,停止支付战争期间军方所购用军需品的补偿费;11月21日,指定一批政界、财经界人物不能再担任公职;12月7日,指定一批企业作特别处理。
非常不巧的是,盟军和政府的所有这些限制,几乎均和松下有关。首先是被指定为财阀,接着是指定赔偿工厂、解除公职、整理股份、指定限制公司、指定特别处理公司,最后是集中排除法。
财阀的认定,主要以资产和家族历史为依据。松下电器在战时有关系公司67家,其中30多家都有松下自己的投资,而且有不少生产军需品的工厂。盟军把他和三井、三菱、住友等比较,列于同等,以此认定松下为财阀,并列为财阀家族,限制其发展。
对于这种认定,松下很不服。他认为认定的两方面依据均不充分。首先,自己拥有股份的公司虽说多达30家,但其规模合起来还不如别家财阀的一家子公司大。其次,自己是从本人这代才白手起家创业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并非得自前代的遗产,而且历史仅仅有20来年,和大财阀的数代传承根本不同。松下公司在平时只生产民用物品,是应军方的要求才生产军品的,而且也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据此,松下认为对自己的财阀指定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
为了推经这一认定,松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拿出足够的资料以说明事实,松下命人作了充分的准备,仅说明书一项,就达5000页,全部用英文写成。他在此后的四年中,来往于大阪和东京之间,向有关部门陈述理由、出示证据,但100多次的交涉并未带来什么好消息。
由于松下拒不承认自己是财阀,而且不断提出抗议、要求纠正,所以他并未因财阀的指定而辞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而是坚持在任上工作,以示对错误指定的抗议,显示绝不让步的姿态。
1946年11月,就在指定财阀以后不久,盟军又发出了“驱逐公职令”,即解除所有战时生产军需品的工厂或公司经理人员的职务。官方发表的驱逐公职名单上,松下赫然亦在其中,而且松下系统子公司中所有担任常事经事职务以上的人,均受到解职,并不准上诉抗议。
当时的驱逐,分A、B两级,A级是无条件驱逐,B级是调查后驱逐,被指定为财阀的松下当然位列A等。这一次的命令,对在战争期间造过飞机战船的松下来说,可说恰如其分,没有理由抗议,在此情况下,松下准备辞职。
但是,事情往往在一瞬间又会出现转机。恰在此时,盟军一位负责经济的官员来松下电器调查。为了恢复日本的经济,盟军正按照他们的计划和步骤着手工作。官员就是因为要建日本机电工业,着手调查日本公司才来到松下公司的。
参观了工厂,听取了汇报,这位美军官员对松下电器的管理很感兴趣,对松下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水平颇为赞赏:“松下先生,你的经营观念相当卓越,堪与美国大公司的经营理念相媲美。对于像阁下这样的人遭到驱逐,我深表同情。松下听完此话,觉得有些荒唐,既已驱逐,同情又有何用?但他还是向对方提出解除驱逐的要求。
“既然阁下如此同情,何不解除驱逐令呢?”“这个恐怕不行。那人答。
“为什么不行呢?”“阁下有所不知。我们任务不同,各负其职。那人耐心地解释说,“对于阁下公司的重建,我有指导的义务,是否要驱逐公职,由其他部门负责,并非我们的权限。因此,对阁下的所作所为,以及才干与贡献和平的思想,我都可以为你建议,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这一点,还希望你能了解。这样的回答已令松下出乎意外,对方能够如此,松下已经感到相当的满足,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不知是工会的呼吁起了作用,还是那位美国官员的建议奏效,不久的一天,盟军突然发出命令,将松下电器由A级降至B级,算是由“死刑”改判为“死缓”。
四个月以后,驱逐令最终解除,松下电器的其他人员亦均如此。松下又一次争取到了命运的青睐。
然而,加诸松下的限制还有四项。
1946年12月,松下电器被指定为“限制公司”,限制其发展,并要求旗下的30余个子公司分离独立。次年7月,日本又根据盟军的方针,提出了“排除经济集中法案”,松下电器公司亦受到此种处分。
这就是说,不仅松下的子公司要分离独立,就连松下电器本身也要解体了。根据这种形势,松下一边安排各子公司、制造厂、营业所的独立经营体制,金融关系上也作出交割,同时积极计划解散事宜。
1948年2月,松下电器将解散的最终计划向有关机构申报。就在此时,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政策发生了转变,由最初的严格限制、解散,变为促进复兴与自立。
先前的许多决定也随之失效,松下及其公司又一次度过了生存的难关。
早在创业之初的时候,松下就在自己的工厂里主动组织了劳工组织“步一会”。
这个组织和工会近似,稍有不同的是,它不仅是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更是全体员工(也包括老板)步调一致、共同繁荣的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松下电器刚刚迈开重建、振兴的步伐,松下的一系列举措之中就有恢复“步一会”一项,而且加重这个组织为工人谋福利的特色,使它和工会更趋接近。
此后不久,盟军司令部发出了企业成立工会的通令,以作为日本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内容之一。为响应此一号召,一时间,各企业纷纷成立工会,松下电器的工人不甘落后,带头创办,遂于1946年1月30日正式成立松下电器公司工会,“步一会”随即解散。
这个庞大的企业工会共有会员15000名,42个支部,理事长是朝日见瑞。
工会成立的那天,松下来到了工会成立会场,到会的员工大约有15000名,几乎全体员工均都到会,会场显得有些拥挤。
当时的日本,许多企业的劳资矛盾达到白热化,水火不相容。哪一个公司的老板胆敢去参加工会的集会,那集会极有可能变成对老板的批判会、斗争会。松下莅会,没有被轰走,而且还被请上台发表贺词,已经是很高的礼遇了。
那天晚上,一位熟人对松下说:“松下君,你真了不起,公司成立工会,还没有见过哪一位经事长肯来参加会议。因为这个时候经事长来了,员工们一定会借机大肆发挥权利,来者肯定要受到无情的攻击,可你来了,真让人佩服之至!”“这也没有什么可以佩服的。自己公司的员工组织工会,即将进入新的伟大时代,身为经事长的人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所以我就来了,并不值得惊异。尽管松下嘴上是这样说,心里却为时势、世事的如此变化而感慨。
他想到公司以前的情况,当自己进入车间的时候,班长就会喊“立正”,全体员工起立致敬;如今,就连自己要致贺词,也得先经过表决同意,真是变化太大了。
时代变化了,新工会也不是往日的“步一会”了。松下电器工会的理事长朝日见瑞是位“老工会”,曾是劳工组织“同盟总会”的成员,对于工会业务相当熟稔。故此,工会一成立,各项业务迅即推展开来。不久,即通过决议,提出了三条纲领和八项要求,诸如“争取团体交涉权”、“参加公司经营”、“加倍支付薪资与津贴”、“撤销资格限制制度”等等,其势头异常凶猛。
而就在此时,盟军的“驱逐公职令”发布,松下亦在被解职之列。工会得悉此事,以理事长朝日见瑞为首的大部分会员都不愿松下被解职,他们不顾少数人反对,迅速掀起了保护松下幸之助职位的运动,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全体15000名员工中的大部人都在相关的请愿书上签字,部分员工家属亦签了字。工会干部携此文件,赴东京面交有关政府领导,慷慨陈词,与此同时,松下电器全国各代理店的店主们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发起同样的运动,向当局请愿。
工会为松下四处请愿,在劳资矛盾颇为紧张激烈的当时,实属罕见。松下电器的工会组织有此举动,非但一般人感到诧异,就连松下自己也感到有些突然。工会如此行动,则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其一,工会业已提出了三条纲领和八项要求,而且正在进行交涉,相对来说,松下是位可以信赖的谈判对手,如果被迫解职,谈判即可能停顿或决裂;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