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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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华北局介绍，我于4月下旬，到华大政治研究所报到。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式很新颖，没有课堂，没有课桌，没有导师讲课，没有大部套的课本，不考试，不记分。学员大部分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一部分社会名流。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一个马扎、一本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社会发展史纲要》。学员自由结合，10个人一组，推举一个为组长。学习地点每组在校园内自由选择，树荫下、花坛旁、葡萄架下都可以。全组坐着小马扎，围在一起，阅读《社会发展史纲要》，结合自己的认识，进行讨论。从早晨8点半学习到上午11点半，集体开饭。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两个粗瓷碗、一双竹筷子。学员根据个人的食量，自己去打饭、打菜；端着饭菜，坐在小马扎上，越嚼越香。下午自由活动，溜马路、逛市场、回家都可以。全所共有四五百名学员，只有10多位年轻的指导员，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井井有条，一点不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学习内容有所改变。学完了《社会发展史纲要》之后，还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结合时事政治学习，讨论过《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等文件。对于我这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来说，参加华大政治研究所学习，受益非浅。
1949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当时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决定，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心情非常激动！9月下旬，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我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的队伍进行了多次排练，我积极参加。10月1日，我们的队伍被指定为仪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前排。天安门经过修理，焕然－－新。城楼上挂着8个鲜红的大宫灯，插着8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城门上方的红墙中央，挂着毛主席的巨大画像，像的两旁是两幅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天安门的对面，正中立着孙中山的画像，两旁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整个会场，红旗招展，宏伟雄壮。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全场掌声雷动。乐队奏起国歌，全体肃立。旗杆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在城楼上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I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l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此起彼应，经久不息。毛主席讲话之后，各队开始游行，分路返校。我们作为仪仗队的华北大学师生，经过金水桥，踊向天安门。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他由天安门城楼的东头走到西头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离去。我有机会参加开国大典，至今犹感荣幸！
2。 愿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材而努力
我青少年时代，有一种”科学救国“的思想，因此我选择了物理系。参加革命后，我的这种思想受到批判，但我想只讲科学，不许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许科学，像我们这样科学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我的思想就转变为”救国不忘科学“。所以我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还到沈阳医学院（现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教物理。
建国后，国家成立了情报总署，过去和我一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被分配到该署。一位领导同志也要我去情报总署工作。我想革命战争已经胜利，不需要很多情报人员了；建国刚刚开始，需要大批科技人材。因此，我没有去情报总署，而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物理。
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我担任理化教研室物理组组长。我一面教课，一面钻研业务。我除编写了中国人民大学用的《物理学讲义》外；1954年我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的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宣读。1956年我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向日本扔了两个原子弹；1954年苏联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这是核物理学在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具体应用。当时在我国，核物理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除钱三强等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为数也不多。当时我对核物理学很感兴趣，我读了一些有关核物理学的书。结合我在煤炭工业部等单位所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我写了一篇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摘登在拙作《原子能常识问题解答》上。然而，我准备对核物理学进行研究的计划和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材的愿望，被打断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七、 蒙冤受屈坐监牢
1．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2．被判无期徒刑坐冤狱18年
l．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1年2月，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初，我就申请工业经济系（当时叫工厂管理系）党总支给我调查恢复组织关系，我几乎每月都要去找总支书记一次。总支书记总是说：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我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写过三封申诉信，请求调查研究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认为我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党委是否调查研究过我提出的请求，我不得而知，但我始终没有得到有关问题的确切回答。
1957年春，党内整风开始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连续三次书面通知我，要我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作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
到了会场，党委书记宣布开会之后，他接着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政之，无则加勉”。他并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人发言之后，我站起来发言。我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这是1957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我根据“知无不言”的政策，提的意见。5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 《人大周报》上，登出了我的“发言”（篡改了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这段话不是我说的，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我当天下午，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我。当时我的性情有些急躁，我指着《人大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然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我那个发言的全文中，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我看到之后，当即给《人民日报》写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现在己查出，但费了很大力气）。
《人民日报》对我的更正信，只字未登。却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例如，6月8日《人民日报》除刊登了上述那篇诬陷不实的报道外，还发表了《要跟葛佩琦划清思想界限》等3篇批判我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我的报道；这一天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登出某著名人士写的《我对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一些意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这样不惜篇幅地发表批判我的文章，在社会上起了动员作用。所以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批判我的文章，形成了一个批判葛佩琦的高潮。“使我这个无名的老百姓，一时成了新闻人物，我真有点承受不了。
我葛佩琦和”杀共产党人“毫无关系，不但事实上没有关系，就是从上述那段诬陷不实之词的文法上分析，也不是我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有人移花接木，硬把”葛佩琦“三个字和”杀共产党人“捏合在一起造成一个新的句字 ”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这句诬陷不实之词，成了划我为”极右派“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我无期徒刑的主要”罪名“之一。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2．被判无期徒刑坐冤狱18年 北京草岚子看守所
北京市看守所
北京市第一监狱
山西大青窑煤矿
山西省第一监狱
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
1957年12月24日深夜，我和孩子已经入睡，啪！啪！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了。我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穿便衣的、两位穿警服的人，有的还带着手枪。我让他们进了书房。他们问了我的姓名，然后拿出一张”逮捕证“，要我签字。我问：为什么逮捕我？他们说：”你是反革命。“我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作了很多工作。“他们说：”有理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我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之后，他们拿出一副手铐，铐在我的双手上。他们就开始了查抄，检查了我所有的衣箱、书箱、抽屉、五屉橱等。当他们查到我穿着国民党的军装、骑在日本的战马上照的一张像片时，他们如获至宝。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这不是反革命的‘证据’吗？“其实，那匹日本战马是我在打游击时俘获的战利品，那套国民党军装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穿的掩护服装。而今这些东西竟然成了反革命的”证据“，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检查后，抄去家属的全部首饰和小儿的百日锁等财物；还抄去我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我打游击时写的一本日记、国民党军装两套、军装带两条以及那张我骑在日本战马上照的像片。查抄完毕，天已拂晓。我带着手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