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大学生活-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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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灰说：“我在家那边工作都找好了，大胸脯打电话到家，说无论如何都得把这科给学塌实才让拿毕业证，补考都不行。学校不能允许一个半成品出去以次充好，危害社会。”
下午，我去系办咨询这学期辅修课程的事，见驴脸端坐在系办公室那张大号老板椅上，得意扬扬。现在不管是人民公仆还是人民教师，只要挂了什么“长”什么“主任”，都喜欢弄一老板椅虚张声势。通过老狗的研究得出结论，这种椅子之所以受欢迎，妙就妙在底下那几个轮子，大大提高了椅子的灵活性，可以让坐在上面的人根据不同对象迅速摆出不同姿态：如果对方是一小角色，双手往桌上一推，人椅同时后退，可在桌椅之间腾出一块地方来，翘二郎腿；如果对方地位比自己高，双手抓住桌岩一拉，人椅靠近桌子，再挪挪屁股，就是一俯首帖耳的谦虚姿态，递烟、端茶，无不方便；如果对方地位再高，就可以站起身把椅子推过去“请上座”，又快又轻松。现在驴脸就推了推桌子，身子往后一躺，翘起了腿。
“老师，系主任在吗？”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极度渴望拿三好学生奖的小学生，垂着双手，满脸恭敬。
驴脸翻了翻死鱼眼瞥了我一眼，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事？说吧。”然后摘下眼镜，装模做样地掏出一块眼镜布边吹边擦。
我想起了大一时他的种种劣迹：第一学期，拿了我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发在院报；第二学期，为了讨好系主任，给我的文学评论打了个漂亮的30分、、、、、、
“啧、、、怎么回事呀？跟老师讲嘛！”驴脸看到我似乎挺不高兴，可能他对自己做过的事记忆犹新吧，虽然他的记性一直不好：大一上了他大半学期课，还把我跟旁听生混为一谈。
“系主任不在，我明天再来吧！”我看到他也挺难受，转身就走。
“等等！”驴脸叫住我，“你一定要找原系主任？”
我看到他脸上的阴笑，再一琢磨，不对呀，他今天坐的位置，是系主任的专椅。
“他下去啦！有什么事，你找我！”
我便将自己准备将最后四科辅修完成、提前毕业的想法跟他说了，一边说，一边琢磨着他说的“下去啦”是何含义。
“这学期你本来有几门课？”
“七门。”
“上次辅修的四门，都过了吗？”
“过了三门。”
“那就是挂了一门咯？”驴脸戴上眼镜，抓起一支笔在材料纸上写上“7＋1＋”，看我一眼，“准备辅修几门来着？”
“四门呀，就剩四门了。”
于是他在“＋”后添了一个“4”，递给我：“这是多少？”
“十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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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脸套好笔帽，往桌上一扔，又跷起腿：“同学呀，贪多务得！学术，是不能急功近利的，就像煲汤一样，得用文火慢慢熬，才有营养嘛！是吗？”驴脸语重心长。
“可是、、、”我急了，“学校不是在实行学分制吗？我觉得我现在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再加上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区区十二科应该能一举拿下。”
驴脸一边阴笑一边摇头：“年轻气盛！绝对是年轻气盛！什么学分制，我是一直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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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办出来，我直接去了教务处。
坦白说，我非常不喜欢跟老师打交道，站在老师面前，你总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比他们矮三分，这源于他们习惯性地认为他比你高三分。老师总喜欢没事儿摆出一副治病救人的姿态跟你谈人生谈理想谈希望，这时你会发现自己原来只不过是尘世中一迷途小羊羔，或者什么都不是。我想，老师在“治病救人”的时候，看到被教育者低眉顺眼服服帖帖的样子，一定是相当受用的，所以“老师”这个称呼现在越来越受人欢迎，什么刘德华老师蔡10老师观月雏乃老师，全一股脑儿冒了出来，真正进入了孔老夫子口中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时代。
相比于老师对我婆婆妈妈絮絮叨叨的废话，我更怕他们不说废话，只说一句“同学，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就像从手术室走出来的医生对站在手术室门口左顾右盼的病人家属说的那样，这意味着：正在进行手术的病患，八成是没救了。教务处的老师在听完我宏伟的辅修计划后，对我讲的就是这话：“同学，学校的学分制还不完善，这学期可能会有变动，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怎么说变就变？”
“这是上面的意思。”
我很像问一句他口中的“上面”是指哪，想了想，没再问。因为我知道，即便找到了“上面”，“上面”又会将责任推给另一个“上面”。我没有秋菊那样的能耐，能憋着一股狠劲将官司打到底，立马就做出了回宿舍等通知的决定。我心想，学校总会为我上学期的每科一百元辅修费给个说法吧！为了那些辅修课，我一度急火攻心大便干燥心情郁闷，从而直接导致了我与张芬的感情不和乃至破裂。
想起张芬，我又联想起了这段时间的骚扰电话：
张芬走后，我电话一直没换号，总在半夜猝然响起，刚准备接听，铃声就断了。好几次，我赶在第一时间拨了回去，可总是没人接，好不容易有人接了，一个极不耐烦的男声传过来：“你钱多呀？没事往电话亭打什么电话！你钱多给我寄点呀，哥们手头紧着呢！”
我刚准备问他他所处的位置是祖国的哪一个角落，“啪”地一声，电话就挂了。
后来我特意查了那个电话号码的区号，是上海。
几天后，校报头版刊了一条“原中文系副主任张XX（那个驴脸）老师接任中文系系主任”的报导，连篇累牍地详述了张老师的丰功伟绩：自进入S大教师队伍后，一开始是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地在教师岗位上干出了出色的成绩，为了不让人才埋没，学校领导适当给他加了加担子，于九九年被任命为中文系副主任，在副主任位置上他更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靠，活脱脱一新时代焦裕禄！
又几天后，有关原系主任落马的消息就传开了，各种说法都有，通过归纳总结去伪存真，事情的经过大致整理如下：
话说中文系系主任自担任主任一职开始，就陆续受到个别不安好心的学生家长和老师糖衣炮弹的攻击，请客送礼，送礼请客，几次三番过后，系主任渐渐地忘了在各方面从严要求自己，无法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终于迷失了党性，于零三年以学校名义在校外办了一S大自考班，在招生的时候欺骗学生，说“只要在自考班念上两年，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学能转入S大念本科，毕业证与统招生别无二致。”现在两年过去了，系主任到手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他早就忘了自己两年前的承诺，但是，群众的耳朵是透亮的，学生们并没有忘记，也不愿让往事随风，他们在多次提醒系主任“到了该兑现承诺的时候”未果后，在某个富有正义感的老师带领下联名告状，惊动了“上面”。
那个富有正义感的老师，就是驴脸。这很好理解：副主任，实际上就是主任的候补。主任不动，副主任那个难看的“副”字就去不了。这就像古时候的皇帝，一旦确定了让哪个爱子做太子，这个太子就会烧香拜佛，盼望着他的皇帝老爸早死。
又又几天后，学校下发了《调整学分制为学年制》的通知，声称“学校通过半年学分制的实施工作，胜利地证明了学分制并不适合现时的S大。”不再允许低年级学生辅修高年级课程，也就是说，我做了大半年的“提前毕业”美梦，破灭了。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我真的就像接到绝症化验单的病人——万念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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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被手机闹铃惊醒，爬起床习惯性地走到厕所旁，从水槽架上抓起牙膏牙刷。
洗嗽完回头，见家爵第二仍然蒙头大睡，方才想起，今天是周六。
点燃烟站在窗口，远远地，看到一对情侣在我们宿舍楼入口相拥道别，估计是刚通宵回来。
我在宿舍无头苍蝇一样地翻弄了一阵，觉得实在无事可做，决定下楼去找小卖部老大爷下棋。这段日子很难有什么事情能像下棋那样让我精神高度集中、心无旁骛，特别是赢棋后，能拥有一小会儿胜利的喜悦感，因此我一有空就找那大爷。
我穿戴齐整，“杀气腾腾”地冲到楼下，相迎的并非大爷亲切微笑的脸，一位脸色煞白，似乎大病初愈的阿姨呆坐在大爷的位置。
“大爷呢？”
“走了！”
“走了？什么时候回来？”
阿姨斜眼盯着我：“走了，听不明白？心脏病突发，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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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大吃一惊，呆立在那。
虽说非亲非故泛泛之交，可大爷的死仍然让我特难过，阿姨劝慰说：“生死有命，这也是没办法的。”我想这阿姨肯定不是大爷的女儿，八成是儿媳妇。
回想着大爷的音容笑貌，我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圈，回到宿舍继续睡觉。刚一合眼，就看到大爷微笑着对我说：“来，杀几局吧！”我欣然从命，捏起棋子各就各位、、、、、、
战事异常激烈，一直杀到日落黄昏。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头有些晕，可能是在梦里用脑过度。宿舍里空无一人，课本、衣服、臭袜子、休闲鞋，杂乱无章地散在桌上桌下，让我联想起抗日战争片里鬼子进村扫荡后留下的场景。
我又走到水槽边，慢条斯理地刷牙洗脸。拧开牙膏瓶就花了近半分钟，我有意放慢速度，因为我不知道，洗嗽完后，我还有何事可做。
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我觉得有点饿，如遇救星，随手拎起书包杀奔食堂。饭菜全凉了，打菜的小姑娘捧着饭盆一边嚼一边对我说：“想吃什么，尽管点！”好象是她请客。
“这个、、、这个。”我指了指，看到她飞快地放下饭盆，抓起勺子蜻蜓点水一般望我所指之处抠了两下，“你给我多打点肉！”
“为什么？”
“我正长身体呢。”
她笑笑，举起勺子又抠了一下。
吃完饭，我拿出手机轮流给宿舍几个打电话，想从他们那得到点情报，找点不太无聊的事儿打发今晚：
“喂，炮灰吗？在干嘛呢？”
“无聊呀！上网呢。傻强也在，你来吗？”
“不思进取！虚度年华！你不觉得羞耻吗？”
“觉得呀！靠，你来不来？”
“不来！”我挂断电话，拨通家爵第二的手机：“你在哪，干嘛呢？”
“嘿嘿，李真在我旁边坐着呢！”
“操！”我只好翻出老狗的号码，犹豫着，担心他告诉我：嘿嘿，岳红在我旁边躺着呢！犹豫了片刻，还是打了过去。
“爱徒，干嘛呢？没事过来陪我吧，我在图书馆，把我给憋的。”
“图书馆？”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五楼第二自习室，苦攻四级词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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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图书馆的感情相当复杂：当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