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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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之物，从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创造文字之旨也。今夫一大之为天也，山水土之为地也，
亦后之人踵事增华从而粉饰之耳，彼其造字之始本无精义，不过有事可指则指之，有形可
象则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穷，则亦任意涂抹，强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结绳之用而已。今
好古者不闻其尊绳也，而独尊文字，吾乌知其果何说。或曰，会意谐声非文字精义耶？曰，
会意谐声，便记认而已，何精义之有。中文也，西文也，横直不同而为用同。文言也，白
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必欲重此而轻彼，吾又乌知其何说也。
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
者存，今虽以白活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
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
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
又有云：“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
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
来文字一大厄。”黄氏云：
“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传授，童而习焉，不知其艰，
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
哉。”二者意思相似，都说得很通达，“手口异国”一语更很得要领，这种
态度颇有点近于一元化的了，但是这总是极少数，在那时办白话报等的人大
都只注重政治上的效用也是事实，而且无论理论如何写出来的白话文还不能
够造成文艺作品，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种企图。十二年后即宣统庚戌（一九一
０）在东京的旧《民报》社员编刊一种《教育今语杂志》，于“共和纪元二
千七百五十一年”一月创刊，共出了六册，内容于社说外分中国文字学、群
经学、诸子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七门，用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
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如发刊缘起中所说，“期邦人诸友发思古之幽情，
勉为炎黄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那时钱君还
不叫作“玄同”，只单名一个“夏”字，取其为“中国人也”的意思，在《今
语杂志》中署名“浑然”，撰过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第一册里有一篇《共
和纪年说》，主张用周召共和来做中国纪年，也是他所写的。今抄录一节，
可以见当时的文体与论调：
还有那外国人打进来，灭了我国，自称皇帝，像那元朝的样子，我们中国人倘然还
有一口气没有绝，总不应该扁扁服服，做他的奴隶牛马，自称大元国的百姓。他的国号纪
年不但和我们不相干，并且是我们所绝不应该承认他的。但是从宋帝赵昺赴海以后，天完
帝徐寿辉起义以前，这七十一年中间中国竟没有皇帝，到这种时候用皇帝来纪年的竟没有
法子想了，就是真讲爱国保种的也止好老老面皮用元朝来纪年了。你们想，中国史上用外
国人纪年，道理上怎么讲得过去，况且中国没有皇帝可纪元的时候还不止宋和天完间的七
十一年么？
那时的作者自然也是意不在文，因为目的还是教育以及政治的，其用白话乃
是一种手段，引渡读者由浅入深以进于古学之堂奥者也。
民国六年以至八年文学革命的风潮勃兴，渐以奠定新文学的基础，白话
被认为国语了，文学是应当“国语的”了，评论小说诗戏曲都发达起来了，
这是很热闹的一个时代，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而且也还没有
独立的这种品类，虽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所谓随感录的小文字已经很多。
八年三月我在《每周评论》上登过一篇小文，题曰《祖先崇拜》，其首两节
云：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
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
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
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
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
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
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种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
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藉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
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无论一个人怎样爱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总不能说上边的这两节写得
好，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馀情，这
与浑然先生的那篇正是同等的作品。民国十五年五月我写了一篇五百字的小
文，投寄《晨报》，那时还没有副刊，便登在“第七版”上，题曰《美文》：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
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
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
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
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
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
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
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
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
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需用自己的文句与
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
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
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垂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
来，岂不好么。”
《浪漫谈》里较好的一篇我记得是讲北京街道的，作者是罗志希，此外
的却都记不得了。《晨报》第七版不久改成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
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因为每日出版，适宜于发表杂感短文，比月刊周刊
便利得多，写文章的人自然也多起来了。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
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十一年三月胡适之给《申
报》做《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中讲到白话文学的成绩，曾这样说；
第三，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
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
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
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新文学中白话散文的成功比较容易，却也比较迟，原来都是事实。十九
年九月我给《近代散文抄》做序，有一部分是讲小品文的起源变迁的：
“小品文是文艺的少子，年纪顶小的老头儿子。文艺发生次序大概是先
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
理，最后才是抒情。借了希腊文学来做例，一方面是史诗和戏剧，抒情诗，
格言诗，一方面是历史和小说，哲学，——小品文，这在希腊文学盛时实在
还没有发达，虽然那些哲人（Sophistai）似乎有这一点气味，不过他们还是
思想家，有如中国的诸子，只是勉强去仰攀一个渊源，直到基督纪元后希罗
文学时代才可以说真是起头了，正如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
来一样。
“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
纽的时代。未来的事情，因为我到底不是问星处，不能知道，至于过去的史
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
一是个人的。在文学史上所记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遗留如歌谣等，
也还能推想前期的文艺的百一。在美术上便比较地看得明白，绘画完全个人
化了，雕塑也稍有变动，至于建筑，音乐，美术工艺如陶瓷等，却都保留原
始的迹象，还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
非独创的美。在未脱离集团的精神之时代，硬想打破他的传统，又不能建立
个性，其结果往往青黄不接，呈出丑态，固然不好，如以现今的瓷器之制作
绘画与古时相较，即可明瞭，但如颠倒过来叫个人的艺术复旧于集团的，也
不是很对的事。对不对是别一件事，与有没有是不相干的，所以这两种情形
直到现今还是并存，不，或者是对峙着。集团的美术之根据最初在于民族性
的嗜好，随后变为师门的传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滞，其价值几乎只存在技术
一点上了。
“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于是集团的文以载
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
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
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
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直到了颓废时
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
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
因为我们是赞成诗言志派的缘故。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
的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
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他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
也首先碰壁。”
这是我的私见，可以拿来说明小品散文晚起的缘故，但是其成功又似比
较容易，却还有别的理由。十五年五月我有给平伯的一封信云：
“王季重文殊有趣，唯尚有徐文长所说的以古字奇字替代俗字的地方，
不及张宗子的自然。张宗子的《琅嬛文集》中记泰山及普陀之游的两篇文章
似比《文饭小品》各篇为佳，此书已借给颉刚，如要看可以转向他去借。我
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
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
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
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
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十
五年十一月在重刊《陶庵梦忆》序上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