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下-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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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或者是正路也未可知，我总不赞一辞，但不佞之意却希望他们于军训会
考之暇去稍与癞虾蟆水老鼠游耳，故不辞词费而略谈土拨鼠，若然，吾此文
虽不合义法，亦尚在自己的题目范围内也。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在北平，知堂书记。

〔补记〕《尔雅》释兽鼠属云，酚鼠。郭璞注云，地中行者。陆佃
《新义》卷十九云，今之犁鼠。邵晋涵《正义》卷十九云：“庄子
《逍遥游》云，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今人呼地中鼠为地鼠，窃出
饮水，如庄子所言，李颐注以偃鼠为鼷鼠，误矣。”郝懿行《义疏》
下之六云：“案此鼠今呼地老鼠，产自田间，体肥而扁，尾仅寸许，
潜行地中，起土如耕。”

以上三书均言今怎么样，当系其时通行的名称，但是这里颇有
疑问。犁鼠或系宋时的俗名，现在已不用，不佞忝与陆农师同乡，
鲁墟到过不少回数，可以证明不误者也。邵二云亦是同府属的前辈，
乾隆去今还不能算很远，可是地鼠这名字我也不知道。还有一层。
照文义看去这地鼠恐有误，须改作“偃鼠”二字才能够与“如庄子
所言”接得上气。绍兴却也没有偃鼠的名称，正与没有犁鼠一样，
虽然有一种小老鼠俗呼隐鼠，实际上乃是鼷鼠也。

郝兰皋说的地老鼠——看来只有这个俗名是靠得住的。这或者


只是登莱一带的方言，却是很明白老实，到处可以通行。我从前可
惜中国不给土拨鼠起个好名字，现在找到这个地老鼠，觉得可以对
付应用了。对于纪录这名称留给后人的郝君，我们也该表示感谢与
尊敬。
（廿五年一月十日记）

□1935年　
11月　
29日刊《北平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英吉利谣俗序

听说几位在上海的朋友近来正在讨论“学问”的问题，最近所发表的主
张是学问无用论，这使我颇有点儿狼狈。难道我会觉得自己存着些什么“学
问”，怕要变成无用么？当然不是的。我所以感到狼狈的是我现在要写一本
书的序，而这本书所讲的似乎是一种学问。

这是绍原所译的《英吉利谣俗》，原名叫做　
EnglishFolklore，普通就
称作《英国民俗》。民俗是民俗学的资料，所以这是属于民俗学范围的一本
书。民俗学——这是否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似乎本来就有点问题，其中
所包含的三大部门，现今好做的只是搜集排比这些工作，等到论究其意义，
归结到一种学说的时候，便侵入别的学科的范围，如信仰之于宗教学，习惯
之于社会学，歌谣故事之于文学史等是也。民俗学的长处在于总集这些东西
而同样地治理之，比各别的隔离的研究当更合理而且有效，譬如民俗学地治
理歌谣故事，我觉得要比较普通那种文学史的——不自承认属于人类学或文
化科学的那种文学史的研究更为正确，虽然歌谣故事的研究当然是应归文学
史的范围，不过这该是人类学的一部之文学史罢了。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疑
的，但是他之能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则颇有人怀疑，所以将来或真要降格，
改称为民俗志，也未可知罢。

即使还是一种学，然而他是有用的么，这又是一个问题。民俗学的特质
如何，这要等专家来说，我不能乱道，但我想总多少与文化人类学相近罢？
他就一民族或一地方搜集其信仰习惯谣谚，以上古及蛮荒的材料比较参考，
明瞭其意义及发生分布之迹，如此而已，更无什么别的志愿目的。他未必要
来证明先人之怎么近于禽兽，也未必要来预言后人之怎么可为圣贤。他只是
说明现在怎么一回事罢咧，问这有什么用，实在不大说得出来。假如一定要
追问下去，我恐怕这用处有点不大妙，虽然用处或者可以勉强找到一点，据
英国茀来则博士说，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是现
今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
他说：

在文明国里最有教育的人，平常几乎不知道有多少这样野蛮的遗风馀留在他的门

口。到了上世纪这才有人发见，特别因了德国格林兄弟的努力。自此以后就欧洲农民阶级

进行统系的研究，遂发见惊人的事实，各文明国的一部分的人民，其智力仍在野蛮状态之

中，即文化社会的表面已为迷信所毁坏。
这意见岂不近于反动了么？

我想这或者也不足怪，因为“事实与科学决不是怎样乐观的”。浪漫时
代的需要假如是梦想与信仰，那么这当求之于诗人与宗教家，这是别一个方
面。固然我也曾听说有理学者以物理学证明王之必要与神的存在，但是在人
类的实录上却只能看出王或有或无，神或死或活这种情形而已。他的无用在
此，不过据我看来，他的可贵也就在此罢。

因为不是弄学问的，关于民俗学我的意思就只有这一点，有些还是从别
人的文章里看来的，对于绍原所译的书什么都没有说到。这也没有什么妨碍，
原书在这里，加上绍原高明的译注，读者自能明瞭其价值与意义。本来绍原
叫我做序，可谓问道于盲，未免将为黑齿国女学生所笑，而我之做序更如万
松老人所说，正是“哑人作通事”，指似向人，吐露不出，已经写了千馀言，
也就可以随手“带住”了罢。


民国二十年七月九日，于北平。

□1931年作，1932年刊“开明”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看云集》

战中人译本序

战争在近代文学上的影响很是显著，俄土之役俄国有托尔斯泰、伽尔洵，
日俄之役有安特来夫、威勒塞耶夫，欧洲大战有法之巴比塞，匈之拉兹科，
德之雷玛克等，都是非战文学的大作，而日本在日俄战役之后乃有樱井忠温，
在《肉弹》等书本中大发挥其好战的精神焉，——如正确地说这是并非文学，
那么现代日本可以说别无任何的战争文学了。

说到中国，中国文学里的非战的气味从古以来似乎是颇浓厚的，小说戏
曲不发达，但从诗文上看去也可以明白。只读过《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
首》的，也总还记得杜甫、白居易、陈陶、李华诸人的句子，关于战争大抵
有一种暗淡的印象，虽然这于戍边的人似乎不大相宜，不过反对元首的好大
喜功，不愿意做军阀资本家的牺牲，这原是极好的意思。但是，后来不知怎
地有点变了，我想这未必因为后来中国不打仗，大约还是国民不当兵了的缘
故罢？“好男不当兵”成了事实之后，文学也随之而起变化，从前所写是兵
役之苦，现在一转而为兵火之惨，我说有点变，实在乃是大变，换句话说，
简直是翻了个身，天翻而地覆了也。

中国的兵在什么时候改征发为招募，这个我不大明瞭，总之这是一件大
事情，与国计民生有重大的关系，那是无疑的。我们知道，无论怎样有教化
的民族，一当了兵，拿了武器，到了敌地，总不会怎么文明的，我们不能想
象中国古时的征兵的如何比募的好，但募的总要比征的不好，这事似可想象
得到。好男不当兵，此其一。有职业的，安分的，怕死的，都不愿干这个勾
当，那么只有和这些相反的人才来投效，原来质地便不纯善，招募即是佣雇，
完全是经济关系，所以利润多少成为中心问题，一方面考量劳力与工资的比
例，有时觉得不值得拼命，一方面如见到有额外利益可得，自然也就难免出
手，此其二。有这几种原因，其鱼肉人民可以说是难怪的，即使不是当然。
清末洪杨的时候，老百姓视“花绿头”与长毛同类，有时或更过之，有贼过
如梳兵过如篦之说。明末谢在杭的《文海披沙》中云，“贼本乌合，而复藉
召募无赖之兵击之，是以贼驱贼也，故寇虽平必困于军士之掳掠，”亦慨乎
其言之。就现在来说，冯焕章先生的军队从前驻在北京的时候名誉很好，因
为兵士的袖子上有一个圆的标识，上书“不扰民”而能实行不扰，故市民歌
颂为世希有。呜呼，即此可见募兵之能与人民相安为如何不易得了。

老是说中国的募兵不好，恐或为爱国家所不喜听，或者不如且找外国的
来讲讲也好。但是不幸，我仿佛听说现在——至少在国联的四十国之中用募
兵的除中国以外再没有第二国了。这颇有点使我为难，可是幸而我还记得欧
洲中世纪时有过什么康陀帖厄里（Condottieri），多少找到些材料。据说康
陀帖厄里即一种兵卒受了佣雇替人家打仗的，十四世纪时义大利贵族多雇用
英国浪人，到了十五世纪后都是义国流氓充当了，其职业在打仗，不打时随
便劫掠乡村为生，有些头领也找机会寻出路，如斯福耳札由此做到密阑公爵。
“因为他们对于所参与的战争没有利害关系，他们的目的并不在解决而反在
延长这战事，所以他们多行军，少打真仗，藉以敷衍，又时常变换主顾，图
得更多的报酬。”这是见于书上的，说的是义大利四五百年前的事，与中国
未必相合，总之可以当作参考。他的第一教训是这用于内战很是适宜。但是
书上又接续说道，“这战争完全堕落成为一种喜剧，不久就为从岭外侵入的
异族所戳穿了。”这恐怕只好算作第二教训，因为下文更没有话了。


我至今不知道中国到底是征兵好呢还是用募兵好，募兵有些缺点如上文
所述，而征兵又有别的不便，虽不扰民而不易使唤如意。在这时候我读同乡
屠君介如所译拉兹科的《战中人》，不禁发生感慨，原作既好，译文亦佳，
这是一部极好的非战小说，只可惜来得太早了。中国现在还是募兵，那里懂
得兵役之苦，中国现在还不是战，那里谈得到非战呢。这部书抛到中国社会
里去，会发生若何反应，我实在不能知道，但是屠君翻译这部世界名著的劳
力，我们总是应该感谢的。

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于北平。

□1931年　
11月　
13日作
□收入《看云集》

希腊拟曲序

一九○八年起首学习古希腊语，读的还是那些克什诺芬（xenophon）的
《行军记》和柏拉图（platō）的答问，我的目的却是想要翻译《新约》，至
少是《四福音书》。我那时也并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从一九○一年后在江南
水师学堂当学生，大约是听了头班前辈胡诗庐先生的指点，很看重《圣书》
是好文学，同时又受着杨仁山先生的影响，读了几本佛经，特别是《楞严》
和《维摩诘》，回头来看圣经会所出的“文理”译本，无论如何总觉得不相
称，虽然听说这译文是请缕磐仙史们润色过的。一面读雅典哲人的雅言，有
时又溜到三一书院去旁听《路加福音》讲义，在这时候竟没有注意到使徒多
是“引车卖浆之徒，”《福音》的文字都是白话（koine），这是很可笑的一
件事。假如感到了这个矛盾，或者我也就停止了学习的工作了罢。

辛亥革命之年，从东京回到乡间，在中学教书，没有再用功的机会，不
久又知道圣书的“官话和合译本”已够好了，从前的计划便无形的完全取消。
于是茬苒的二十年就过去了。这期间也有时想到，仿佛感着一种惆怅，觉得
似乎应该做一点什么翻译，不要使这三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