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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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上古以来,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因之”。依着百姓的本质和禀赋,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这样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顺着他们的兴趣嗜好,针对他们重视现实的心理,“利道之”,以利为引导,导致他们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诲之”,如果还是不能,于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较强硬一点的方法,教育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对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没有效果,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齐之”,以法令来纠正了。纠正不了的话,等而下之,“与民争利”,和百姓对立相争。
从这套理论来看,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等而之下,在与民争利之中。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也同样认为人类文化,是在竞争当中发展的。
司马迁这几句话,把人类社会演变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势,全都说完了。我们无论研究政治、哲学,或者经济、历史,对司马迁这里所说,和孔子《礼记·礼运篇》的叙述,互相参合研究,便可成为一部中国文化历史演进哲学的专书。
其次,司马迁举出当时中国所发现的资源情形,也相当富饶,很有利用价值的。但是现在我们新发现的资源,在质与量上都增加了许多,在这里不作详细的介绍了,且看他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
“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这种趋势,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样,是很自然的发展,用不着特地订立法令规章,自然而然就来了。一切物资的生产分配,也用不着刻意去营谋,社会上自然会有妥善的调配。这不就是老子“自然”之道吗?
接着他又引据《书经》上的话,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像齐国的姜太公初被封到营丘时,那里靠海边,土里的盐份很重,老百姓很少。当地的土质根本就无法耕种,简直无饭可吃。可是姜太公不为地理环境所困,他教导妇女发展手工业。直到现代,山东烟台一带的刺绣、抽丝等工业还是很有名的。在台湾具有这种技术的人,也在生产从事外销,可能就是从古老的姜太公时代所流传发展下来的。除此之外,他又设法开发盐业和渔业,外销他国。齐国就此繁荣富庶起来,“冠带衣履天下”,各国闻风相望,连服饰都以模仿齐国为时尚。不论是靠山或临海的国家,都希望能到齐国去见识见识,一如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一窝风地往美国跑一样。
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
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他这篇文章里,介绍那些商业巨子和大富翁的妙论很多。谈到好货的心理时,曾经举出,像秦始皇这位暴君,对于财富也很重视。当时在四川有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拥有大量的丹砂矿,富有得不得了,秦始皇还特别邀请她到咸阳,待以上宾之礼二同时为她建筑了一座“女怀清台”。由此可见财富的重要。不但个人如此,他也说到,国家非财富不能强盛,社会非财富不能繁荣。
我们看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议论,再来看看明人冯梦龙的一段小文,相互比对,倒是别有一番兴味:
人生于财,死于财,荣辱于财。无钱对菊,彭泽今(陶渊明)亦当败兴。倘孔子绝粮而死,还称大圣人否?无怪乎世俗之营营矣。
究竟人寿几何!一生吃着,亦自有限。到散场时,毫厘持不去。只落得子孙争嚷多,眼泪少。死而无知,真是枉却;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苏陆念先应徐少宰记室聘,比就馆,绝不作一字。徐无如何,乃为道地游塞上,抵大帅某,以三十锰为寿,既去戟门,陈对金大恸曰:以汝故获祸者多矣,吾何用汝为!即投之涧水中。人笑其痴,孰知正为痴人说法乎。
寡人好色
再来看齐宣王讲到好货时,孟子不朝这一方面多作发挥,只是又把重点引向了王道仁政。其实在孟子之前的管仲的思想与理论,乃至在孟子之后的司马迁的思想与理论,孟子都了解,不过他不讲,不走这个路,而始终诱导人君们向“道德”这个方向走,这就是圣人之为圣人也。他告诉齐宣王,你好货没有关系,只要扩充你好货的境界,做到了“藏富于民”,这不是很好吗?其实,他这句话的内涵,已经包括了比他迟生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篇《货殖列传》的精义了。可惜的是,齐宣王听不懂,这一句话头,无法接受。
这时候,齐宣王的下一招又来了,刚才一招没有推成功,他再来一个太极拳的“野马分鬃”。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是及姜女,幸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说,孟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不只爱财,我还有一个大毛病,我好色。孟子说,不要紧,好色有什么关系。他又提出周朝的太王——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的事迹,他也有好色的档案,在《诗经·大雅·绵之篇》里就有记载,当年太王为了躲避狄人的攻击,要迁往歧山,通宵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骑马出发,沿着漆水、沮水,到了歧山的下面。带着他喜爱的外国太太姜女,到这里察看未来定居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大王的国境之内,家家户户都是成双成对的,没有嫁不出去、找不到丈夫的怨女,也没有娶不到太太的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