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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孟子旁通-第39部分

小说: 孟子旁通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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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一段时间,孟子有一天硬是轧一脚进去。见了面,孟子又改变拳路,来一套“形意拳”,骂他一顿。这就是上面的一段话。这一段的开场白等于说,你请了客人来,又不请他入席,这怎么可以呢?当然孟子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圣人,只说他请来的人,如果悄悄地离开,他都会不知道。而齐宣王对他的答复——并不问有哪一位圣人贤人我没有用他,只说:“吾何以识其不才不丽舍之?”我怎么知道谁是饭桶而教他走路呢?这句话使得身为贵宾的孟子,听来很是难堪。孟子自己知道,很难在齐国再待下去了,可能很快就要走路了。所以才有“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国人皆曰可杀”这三段话。因为孟子前面的“士师不能治士”和“四境之内不治”这两句话,把齐宣王和大臣们都骂进去了。这一拳是打得很重的。
    可见这时,齐宣五左右,反对孟子的人很多,甚至可以怀疑,包括稷下先生们,以及推行合纵计划的,如苏秦方面的人,甚至孟尝君的门下客,都可能从中捣鬼。从孟子强调“国人皆曰可杀”的话,可见他们攻击孟子,几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的程度。千古以来,政治上的倾轧,都是如此。小人与小人之争,是为了权势利害;君子与君之争,则是为了思想意见不同。历史的成败关键,往往就种因于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这个圈子,深为可叹!
                                高明柔克
    说到这里,又使人想起清初乾隆时代的重臣孙嘉涂一篇奏议,也就是后人称为《三习一弊疏》的大文章。后来曾国藩到了功成名遂,威望足以震主的时候,他从实际人生的经验中瞻顾上下左右,忽然想到了这篇文章,极为主张大家去细读。一方面是对湘军中如他的兄弟曾国荃等将领而发,一方面也是希望清廷能够警觉,不要生起疑忌之心。
    其实,任何一个事业的主脑人物,到了功成名就的时候,都可能有这种情形发生。无论是政治财经上的领导人物,或工商业的巨子,乃至学术教育界的权威,都必须一读此文,深切省察,以永保成功。
    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孙嘉淦的《三心一弊疏》,是对升平时世的明主,如乾隆一类的老板讲的。换言之,中人以下的历代职业帝王们,还不足以语此。忠言逆耳,古有明训。讲话固然不容易,能够接受,能够听话的更难。只有高明的人,才肯接受逆耳之言。孙嘉淦的学养人品,素以审慎谨愿著称。如果他碰到的主子不是乾隆,大概也不会有这个奏本了。
    因为孟子对齐宣王讲了这段话,使人想起距离孟子两千年后,有孙嘉淦指出,身处如齐宣王一样的环境和地位的人,应当要自己警惕的重点。所以特别附录原文,以供大家参考研究。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癸已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定。
    此疏乾隆元年上。曾文正公《鸣原堂论》文云:“乾隆初,鄂、张两相国当国,蔡文勤辅翼圣德,高宗聪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诏谕颁示中外,识者以比之典漠誓诰。独孙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圣德,可谓忧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纯庙御字六十年,盛德大业,始终不懈,未必非此疏神使高深。厥后嘉庆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进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极,寿阳相国祁囗藻亦抄此疏进呈。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所细加纳绎,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余与沉弟忝窃高位,多闻谀言,所闻三大习者,余自反实难免。沉弟属官较少,此习较浅,然亦不可不预为之防。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亦小宛诗人迈征之道也。”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惊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悄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退。此其问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沤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人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可言之而不见听者矣!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
    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
    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肾凛之也。
    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退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囗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净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
    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惜。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满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如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敢故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关于孟子这一节,除了上面所讲的大义以外,另外联想到几个重点,可以加以讨论。
                            世臣巨族门第之见
    第一,是孟子对齐宣王提拔人才,引进人才的用人制度问题。由本节文字上“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措词看来,再加以历史上对历代人事行政的记载来参考,大凡要奠定一个新时代,开创一个新局面的时候,用人都不是依照治平时候的人事制度,都有一番新的气象、新的局面。等到天下安定以后,加上时间的历炼,用人行政便不能不上轨道,要依循某种人事制度法规来进用,这也是古今不移的演变。一种制度施行久了,渐渐纰漏就出来了,这是必然的趋势。
    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故家世族,功臣遗荫,每每在政权体制的成规下,演变成左右政权,把持朝政的形势,成为政坛上的大包袱、大障碍,这也是历史上必然的趋势。例如两汉以后直到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权势,影响了四五百年的人事结构。
    唐代新兴,在开创基业的时候,一个新的局面打破了这种陋习。但自唐太宗以选举考试取士以后,经过历史年代的累积,门第世臣的弊病还是照样发生。在盛唐的时候,如众所周知的李白、韩愈等名士,求取功名之初,还不是到处上书,希望那些有名的世臣们加以提拔。也有少数文武人才,是靠世臣故家的赏识,所谓“拔识于稠人”之中的,因此成为千秋佳话。“稠人”就是普通的群众的意思。如郭子仪在未得志时,由于李白的推重,才被重用。后来李白犯了死罪,靠郭子仪以身家性命力保而得救。这些历史资料,就是古今中外、千秋人情的各种反映。
    到了晚唐的时候,在政坛上就有著名的牛(僧孺)、李(德裕)党派之争。李德裕乐于提拔平民出身的寒士们,等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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