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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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bor……contin……pr……cruel……indi……jetece
格 到达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 印第 抛此
document……de longitude……et 37 degresll de latitude……
文件 经度 和纬度37°11′
Portez leur secours……perdus……
乞求 救援 必死
很快便能弄明白了，文中所指的显然是格兰特船长指挥的三桅船大不列颠尼亚号。这位英勇无畏的海员要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新苏格兰。爵士和他的同伴根据推测，补充完整残缺的字眼，肯定地认为，该船在南半球的巴塔戈尼亚沿岸沉没，两名水手和他们的船长试图登上大陆，不幸在南纬37°11′的地方被野蛮的印第安人俘获。
爱德华和海伦·格列耶凡结婚不过才3个月，他们计划作1次海上巡游以消遣。但他们是苏格兰人！其间曾收留了玛丽和罗伯尔，毫不犹豫地催促她的丈夫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邓肯号正待出海，船上突然出现1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糊里糊涂地自以为上了开往印度的苏格提亚号；他就是巴黎地理学会秘书、学者巴加内尔；此人的粗心大意简直具有传奇色彩。
我们的那批男性英雄经历千难万险，徒劳地横贯巴塔戈尼亚、安第斯山脉和智利；在这些艰险中，最大的当然是那场地震；它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致作者不得不请赫泽尔放心，他所描写的现象是确切的！
旅客们终于回到邓肯号上。要不是充满热情的巴加内尔对格兰特的文件向他们作出另一种解释，指出gonie（戈尼亚）并不是Patagonie（巴塔戈尼亚）的词末音节，而austral（南半球的）却是Australie（澳大利亚）的词首音节，他们或许会感到极度沮丧。
南纬37°所经过的是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阿姆斯特丹岛和澳大利亚的国土。这条纬线的确与新西兰东侧的玛丽亚泰勒萨岛相遇，但文件中没有一个词儿提到这个小岛。
在到达澳大利亚南部海岸离百奴衣角不远的时候，邓肯号遭到严重毁损，不得不开往墨尔本进行修理。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格列那凡在一个部落中找到了大不列颠尼亚号的其中1位遇难者。这位遇难者名叫艾尔通，是个苏格兰人。
此人取得大伙的信任；他肯定说，那场海难的确发生在南纬37°，但那是在澳洲东海岸的吐福湾附近。在这之前，他大概被一股海浪卷走，后来又被土人摇掠到内地，因而不晓得其他遇难者的命运如何。当邓肯号在大副的指挥下开往墨尔本进行修理时，远征队沿陆路横贯澳洲南部，以便尽快到达艾尔通指示的地点。无数事件相继发生，使远征队放慢了行进速度。少校比他的同伴更为明敏，他发觉艾尔通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强盗彭·觉斯。彭·觉期跟他的同谋犯一道，一直在维多利亚省游窜作祟。艾尔通被揭露后，只身潜逃，找到他的同伙。他的计划是要夺取邓肯号。他截获了由格列那凡口述。巴加内尔记录的信件后，完全有希望获得成功。这封信约定邓肯号在吐福湾相会。
远征队耽搁了许多时日，才终于到达东海岸。可是，压根儿没发规格兰特的半点踪迹，也没见着邓肯号的一丝影儿！格列那凡和他的伙伴们只好登上1艘破旧的沿海岸航行的小船。不幸，这只小船被风暴夹带着，撞在新西兰的礁石群上被撞碎了。
遇难者们当了土人的俘虏，凭着小罗伯尔的英勇和地理学家的机智，在行将遭受屠杀的前夜，他们居然逃了出来。他们隐匿在该岛的东海岸，到了最后关头，才被停在原先指定地点的邓肯号救出。原来，在写给大副的那封信中，由于巴加内尔受着某种固念的主宰，粗心大意地误将“澳大利亚”写成了“新西兰”。事实上，巴加内尔心里一直这样想，被译成法文a terre（上陆）的英文字aland，很可能是Zealand（西兰）的词末音节，但他始终不敢将这种想法告诉任何人，因为这种想法或许会使大伙对找到活着的格兰特失去全部希望。该岛可是住着吃人肉的土人哩！……
被囚禁在邓肯号上的艾尔通承认了自己的谎言和阴谋，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答应将他放在一个荒岛上。他讲述了自己如何策划一场反对格兰特的叛乱，后来又如何被格兰特放到澳洲海岸的经过，但他又说，他对那次遇难和格兰特的命运一无所知。
远征因此而遭受挫折；现在只好返回英国去。眼下尚未找到一个荒凉的孤岛，而玛丽亚泰勒萨恰好位于南纬37°，该岛将成为艾尔通的赎罪之地。
邓肯号在日落时分到达该岛，但一直在危险的海岸地区游弋以等待上岸的有利时机。夜里，玛丽和罗伯尔·格兰特在黑暗中听见一个喊声：“救我呀！救我呀！”他们认定这是他们父亲的声音。除巴加内尔以外，谁也不怀疑他俩产生了幻觉。巴加内尔认为，这样一种解释是“不科学的”。孩子们并没弄错。到了清晨，邓肯号果真将大不列颠尼亚号的幸存者格兰特船长和两名水手接到船上。
这时，格兰特重述了他所写的文件的内容，一切全明白了。巴加内尔的确逐渐恢复了原文，但却犯了一个错误，将法文文件中的abor误认为是动词aborder（到达）的词根，而实际上是在邓肯号的英文地图上标注为玛丽亚泰勒萨岛的法文名字Tabor（达抱岛）的后两个音节；这位地理学家粗心大意，竟忘记一岛两名这样的事实！
一切都圆满地结束了：约翰·孟格尔船长和玛丽结婚，而巴加内尔亦娶了少校的表妹为妻。这位30岁的小姐对我们这位出色的地理学家的古怪性格十分赞赏，再说，他的这种古怪性格已由毛利人给他刺的纹身得到证实！
这次环游地球的旅行，目的是要寻找遇难的父亲。经历了各种最严峻的考验后，他们终于把他找到了。这些考验将少年罗伯尔·格兰特锻炼成一个刚毅的大人。罗伯尔通过从黑暗中迸发出来的绝望呼喊发现了自己的父亲。这难道不是意味深长吗？他的呼喊只能被他的孩子们觉察出来。经过长期的痛苦和期待之后，他们的心灵能对这种呼喊产生回响。
这次寻找父亲的活动，是根据微乎其微的形迹和海伦夫人的要求而进行的。海伦夫人完全是受一种突如其来的念头所感奋；这次探险的其他参加者为她的直觉感受提供更为积极的依据，虽然这些依据是十分脆弱的。至于罗伯尔和玛丽，他们仅仅受着信念的支配。玛丽的忧虑大概触动了邓肯号船长的心田，而他对她的关心必然发展为爱情。
罗伯尔是这次冒险活动的名副其实的英雄。当邓肯号驶出克莱德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他只是在跟格列那凡、巴加内尔和少校一道横穿南美洲时才真正进入行动。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得极为出色，以致爵士对他说，当别人还是孩子的年龄，他将变成一个大人。这位小伙子非常勇敢，爵士不由得不对他表示钦佩，并将自己的命运跟他联系在一起。根据乐观的巴加内尔的请求，他同意让小伙子去攀登安第斯山，但他自觉负有责任，因为这显然超出这位小伙子的能力。在一次令人恐怖的地震发生以后，罗伯尔失踪了，格列那凡极度悲伤，拒绝放弃毫无结果而又耽误时间的寻找。当他找到罗伯尔，并奇迹般地从鹰爪中把他救了出来的时候，“从人的嘴巴里从未发出过比这更为响亮得惊人的欢叫声。”罗伯尔的第一句话确定了这场悲剧所产生的感情关系的性质：“啊！是您，爵士……我的父亲啊！”
罗伯尔正处在这样的年纪，他既需要父亲保护他免遭一个他不了解的世界的侵害，又需要父亲回答他没能力解答的问题。意外的情况使他离开了他要去寻找的这位父亲。由于在这一点上感到失望，他本能地将他父亲的形象投射到使他产生某种他曾经失去的安全感的人的身上，如同他把他不认识的母亲的形象投射到他姐姐身上一样。他的目的跟格列那凡的目的是一致的，因而他俩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冲突。诚然，倘若在找到格兰特之后，两位父亲发生竞争，或许会出现一些问题。幸好这种事并没发生，因此，两位父亲的形象必然地一致重合。格列那凡这位精神父亲带领罗伯尔去寻找他的真正父亲，并没考虑到在把他交回格兰特时会失去自己的这个儿子。
有些爱吹毛求疵的评论家认为，作者或许会为“父亲问题”伤透脑筋，因而乐滋滋地要去寻找作者流露出来的忧虑，这无疑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罗伯尔没有任何问题需要排除，并且忘记了一位精神父亲的形象完全可以跟一位不在身边的亲生父亲的形象重叠起来这样一种事实。
因此，罗伯尔的的确确是这部本来可以题为《罗伯尔·格兰特历险记》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当然，《格兰特船长的女儿》这个题目也颇合适，这样就不致于不恰当地将玛丽排除在外。而且更能表明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寻找一位失踪的父亲。
很显然，这部小说的潜在主题具有象征意义，那就是生命的计划、人们必须赋予生存以目的的计划，以及完成这项计划以达到自我完善，为担负直觉意识在向他提供思想支持和理智手段的同时给他提出的任务而必须具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当然会出现一些天意安排的事件，但人类本身乃是天意的工具。
这样，巴加内尔向海伦夫人许下的诺言也就实现了；她对他说过：“愿上帝帮我们！”这位地理学家回答说：“上帝一定帮助我们，夫人，请您相信，因为我们会互相帮助。”
这个巴加内尔是粗心大意的学者的典型；他致力于实验科学，他的睿智作用于他感觉到的现实。但他全神贯注于实验，将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置之度外，这样就必然使他会犯些令人难以相信的粗心大意的错误。他以为自己上了苏格提亚号，其实是在邓肯号上；他要到印度，却扑向美洲；他把单筒望远镜当成一支拐棍；他根据一本葡萄牙书学习西班牙语；他将澳大利亚写成新西兰；而且他自己本来晓得玛丽亚泰勒萨岛无非就是达抱岛，可他居然给忘了！
他去寻找格兰特，但他对解释那份大概能找到他的文件比对寻找活动本身更感兴趣。他要对这种或许能提供解谜钥匙的实验对象发挥自己的洞察力；他希望发现的，是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正因为他对各类事情漠然置之，所以他一无所惧。他始终保持着愉快的心境，光从科学的观点去看待最糟糕的灾难所包含的古怪特点。他乐意当一个哲学家，公开宣称“一个人，愈不讲究舒适，需要也就愈少；需要愈少，幸福也就愈多。”这正是作者的个人感受。这个人物刻划得非常成功，以致在5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被公众当作粗心大意的学者的典型。
当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儒勒·凡尔纳必然要表达他对苏格兰人的同情和对英国人的反感（虽然他赞扬他们的刚毅），尤其表达他对英国和她通过屠杀殖民地人民而建立起来的霸权的厌恶。
儒勒·凡尔纳借巴加内尔之口，对“黄金热”进行了谴责。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仍将重复这个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