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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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是我婚后的小窝，也是我和外子离开大陆后的“家”。三四十年来，我在美、台之间来来往往，既非完全是圈外人，也不愿做圈内人，因为地方虽小，是是非非可大，即使是一片浮云，也可能被阴霾所掩盖。

　　我在北京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8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近乡情怯，抬头只见灰色的云、灰色的天，感慨之余作了一首诗：别时心情沉重；离恨浓似秋云；谁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个十年！

　　别时我是青春的双十年华，

　　再来时我已饱经变乱，

　　尝尽人间的世故与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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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台北，他们在美国华盛顿出生，是道道地地的华侨，两人都出自医科，当年随着民航空运公司自上海撤退到台湾后，一直留在台湾工作。我要去大陆访问，他们比我还紧张，担心会引起官方的不快。我说：“我这辈子好像从来都没替自己想过，一切都是为了奉献，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别人’又何尝设身处地替我着想。”

　　1989年8月，我自华府去北京。

　　我对北京的朋友说，台湾有许多理由不到北京参加亚运，但我想台湾有更多理由要到北京参加亚运，因为台湾非常讲究实际，非常重视参与国际活动，因此官话说完、人骂够了之后，最终还是一个字——“去”，然后再加三个字“我们去！”甚至大家抢着去。

　　1989年12月，我领了访问团自台北到北京。这个好事多磨的访问团是中小企业的开路先锋，虽然台湾有人表示：“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也有人落井下石，但团员们还是到了北京、见了江泽民、李鹏。团员们在台北从未受到如此的礼遇。

　　我没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获是一份自足；我并不自命为勇者；但绝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头，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又大公无私的事就该认真去做，毕竟生逢乱世，费解的事太多，既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

　　第一次在民航局那座破旧的民航大楼见胡逸洲局长时，他说：“久仰了。”我想奇怪，何时见过面？

　　他笑说：“我是央行的，当年从香港驾机回国的机师之一，中国大陆称我们‘起义来归’，台湾说我们‘叛变’，而你先生陈纳德还帮蒋介石打官司，把100多部飞机扣留在香港。唉，一转眼30多年了！”言下无限感慨。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先生多么冤枉，两边做人难，到头来大家都不领情，他实在太天真了。自己把民航公司的股份卖掉替国民党打官司，3年下来，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100多部飞机风吹雨打，只剩下了空壳子，而且香港政府不准这批美国公司的飞机运去台湾，只许整船运去美国，最后以废铁出卖，卖的钱还不够付律师费。当时台湾当局和吴国桢先生闹意气，吴国桢出国后我们才知道他要反蒋，蒋介石以为陈纳德同情吴国桢而生气，有两三个月不理他，弄得外子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我去找张群先生，他安排蒋介石接见陈纳德，才解了一个结。后来外子心情一直很不自在，不但白忙一场，还如此被误解。当年蒋介石派叶公超到香港，要陈纳德答应负责立刻把飞机接到台湾，以防全部被运去大陆，外子快人快语，一口答应了，没想到后患无穷，更没想到要打官司。

　　外子去世后，由于他在民航公司已无股份，我只好离去；离去是温和的说法，该说是“扫地出门”。外子一生喜爱航空，别无所好，假如他真的爱财，自大陆撤退时大可发财；他不但没有，还救济了许多医生、教士，我们到台湾后和大家一样苦。外子去世，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小女儿凄楚离开台北，那种心情，如今回忆起来仍不禁悲从中来。这就是“两航事件”留给我的灾难。

　　北京的民航局在老城区，那幢旧房子也真够破旧，4部电梯仿佛老牛拖破车，常常像快走不动的样子。有一天我问胡逸洲：“你们什么时候搬家？”他说：“搬到哪儿去？航空公司可以搬到新大楼，我们仍留在这儿办公。”

　　我多次建议他，民航局该政经分离，让各地区自组航空公司，不要全部由民航局负责，这样不但有竞争性，也可拓展航空企业的发展空间，后来他们接受了。如今中国有中国国际民航公司（总部在北京）、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总部在上海）、南方航空公司（总部在广州）、西南航空公司（总部在昆明），厦门航空公司，西安航空公司等等。较大的对外国际机场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其他的机场都在改建中。中国很需要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机场，这一点也是民航局和胡逸洲局长努力的方向。

　　我和胡逸洲讨论过海峡两岸的通航，他期待两岸直航。

　　我认为亚运是个好时机，建议韩国和台北都能正视此事。汉城很精，马上行动，韩国选手从汉城直飞北京。

　　开幕典礼时看见大家一起来竞赛总是好事。胡逸洲说：“总有一天，我这个民航局长和那边的民航局长会坐下来谈谈的。”但愿如此。

　　

　　






春秋岁月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






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

　　《传记文学》1990年12月号，刘绍棠所编《民国人物小传》中有一篇李可染的传记，根据关国煊和林铭章的稿件，对李可染的一生有很详细的报道，在此我不再赘述。但我在他去世前两年开始与他和他的家人结交，包括他的夫人和儿子李小可及两个在日本读书的孙女（也在习画）。最大的憾事是，我未能完成他到台湾开画展的愿望。他的同行黄君璧老师（本人是君璧老师不成大器的学生）的门人吴休（现为北京艺术学院——又称中国画院的专业画家和教授）和艾轩（名油画家，名诗人艾青之子）都为此事叹息不已。对李可染，我只能说：一万个抱歉，一万个对不起。而台湾的艺术家和鉴赏者，也是眼福错过，无以补偿。

　　我是在北京首先看到李可染的画的，后来经朋友引见才见到李可染其人，并且和他一见如故。中国近代书画家中，近年来我特别欣赏李大师的画、启功大师的字，当然，黄永玉也是个天才。他们三个的书画，我从1980年初开始收藏，其余黄君璧早年的工笔花卉，张大千的仕女和他早年的泼墨荷花，溥杰的秀丽书词，我都珍藏着。60年代，为了响应美国国家博物馆（Freer）东方博物馆的捐赠，我送了两张名画给该馆，一张是徐悲鸿30年代画的“八匹马”（长八尺，宽两尺半），另一张是溥心曾所画的工笔仕女图，现在仍由该馆收藏，未曾展出。

　　1990年冬节前，在北京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见面，后来她又到我的住处“钓鱼台”来找我。据她说，徐悲鸿的画作及徐氏的收藏，都已捐给国家，现在由徐悲鸿纪念馆保管，她本人只留得一两张作为纪念。她送了一本徐悲鸿的画册给我。

　　李可染不但是一位出众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慈祥敦厚的学者，他的夫人更是他的贤内助，李氏虽已去世，在北京我还和李夫人往来。李氏的作品将来就是国宝，不能出国，除非国家特准到国外展览。我有一张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合作的“岁寒三友”图，是由廖氏生前赠送，特别从北京带回美国来的。

　　1989年初，我开始和李氏夫妇商谈把李氏的画作送到台北展览，李氏其时已到过日本开画展。他有一个条件，希望他们夫妇俩能一同到台北，同时希望卖一部分作品做李可染奖学金基金会之用。在台北，我和一些朋友商量，大家都愿意支持，但对李可染夫妇访问台北一事，则无人愿意负责。大陆方面，经多次奔跑之后，李氏和中国文化部有关部门商量，官方同意让他的作品到台北展览，一共50张，图片都交给了我。但台北仍对李氏去台有意见，于是，我建议由他夫人与儿子李小可跟随李氏的作品到台北。这个妥协的办法还在商议中，12月6日我约他在其寓所见面，商谈细节。12月5日中午我到达北京，他却于12月5日ll时左右在寓所去世。缘悭一面，痛哉，伤哉！

　　据李夫人后来告诉我，李大师为了作品能到台北展览非常兴奋，同时也一直和各有关方面商淡，做些准备工作。台北方面也有人经过其他管道与李氏联络，但李氏夫妇坚持“只相信陈香梅，假如陈香梅办不成，宁愿不把作品送出去展览”。

　　12月6日是我们大家约好的见面日期，12月5日文化部几位负责人先到李氏寓所商谈展览和李氏奖学金事宜。李氏本有心脏病，来客谈话过久，李氏也有些激动，刚好李夫人不在身旁，李大师谈了几句话后，头垂了下来，来客还以为老人倦了，等到见情形不对再去找李夫人，叫救护车来时已经太迟了！未到医院，李大师已呼吸停止与世长辞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第二天（12月6日）新华社发表了简短的新闻，报告李可染病逝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及《北京日报》等登载。他病逝的消息，我是5日下午才知道的，我中午到北京时大家还在抢救中，这些细节都是李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李氏去世后，香港曾有中国画展，据说有一张李可染的作品高价（100万港市？）卖出。但据李氏母子告诉我，李氏去世后，他的作品全部都由国家登记保藏，想是早年港人或新加坡人买去的作品，据说日本也有一些他的作品，都是他生前的画作，而今他的作品是不许被当成商品般拍卖的，全由李可染纪念馆保藏，我只希望有一天他的画作能在台湾做一次高水准的展览，让大家欣赏这一代艺人的神笔。

　　海峡两岸的风风雨雨，大家都想做中介者，我希望有人能为文化交流而努力，不为名、不为利，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看看我们中国人中有多少国宝了！

　　

　　






春秋岁月访西安






访西安

　　1990年5月底，我赴西安访问，这是我多年访华最大的收获，不但看到代表中国文化的古城，也看到不少珍宝。

　　西安就是历史上的长安，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诗词有关长安的杰作太多了，历代君皇既选择此地做都城，自然吸引了不少骚人墨客竞求进身。西安是陕西中部平原被山带河的要津，地势优越，汉、隋、唐等王朝都以此为首都，有1200年的建都史，不但是“秦中自古帝王州”，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西方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那么东方可以说是“条条大道通长安”。这个地区除了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业发展，交通方面也占了地利，据说长安是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其它城市有商业往来及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城市，远在2000年前就和外国有了交往，可说是国际交流的开端吧。

　　秦代长安还只是一个乡名，直到汉高祖刘邦在位第五年（公元前202年）才采居娄敬和张良的建议，建为首都。

　　西汉时期，蚕桑大量生产，丝织的丰美多彩到了一个高峰，西汉皇帝常把丝织品赏赐给各国君长和臣僚。据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西汉前期的丝织品，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超。

　　所谓丝绸